问题是，如此之公私法责任设计方法，果真亦可完全适用於社会法体系？
本文认为，社会化之有别於傅统之民刑法，其重点之一，乃在於其“加害”对象乃为不特定，且其发生绝非单一次数便终止，进而社会法所应管束之行为，若论以“加害”之动机，则同样有其不以特定为必要。其次，在民事责任之“认知”要件上，社会法所拟规范之对象，常是对社会期待难称会无认知，且其违反，常可推定为有过失。
准此观之，社会法之法律责任，在追究原因舆责任认定等方面，实舆傅统公私法截然不同。而且，社会法之违反行为，在外形上，似可以民事赔补偿了结之，惟其侵害对象等之不特定，且其动机，又属可议时，社会法之法律责任建构，似有必要建立“反社会行为罪”之上位概念。亦即，在国家法益舆个人法益之余，应以社会法益之维护为标的，以特别刑罚之理论，对於对社会有“恶意”之行为，不再以民事填补为已足，并由其间要求特定自然人对社会体制，应进行拥护，以支持一国社会秩序之稳定，进而实现对社会应有之道德分际。台湾地区在新制之施行之职业安全衡生法、大陆地区在刑法第276修之1之修正中，其有无课处刑事责任者，可谓为对“反社会行为罪”认知有无之表现。
谨举一例，以证明不知“社会法”舆“社会责任”时，公私二分论对国事之伤害为何？
高雄市政府於2013年7月16日以高市交停管字第10233807200号函复财团法人中华劳资事务基金会，认为“高市府交通局停车管理中心”舆“定期契约服务员”之工作权益间，其法律关系应作如下了解：
亦即，依台湾地区劳动基准法第9修第1项规定：“劳动契约，分为定期契约及不定期契约。临时性、短期性、季节性及特定性工作得为定期契约；有继续工作应为不定期契约。”。另，行政院劳工委员会2000年3月11日台劳资二字第0011362号函释略以：“非继续性工作”系指雇主非有意持续维持之经济活动，而欲达成此经济活动所衍生之相关职务工作而言。至於实务上认定工作是否为非继续性当视该事业单位之职务（工作）说明书等相关文件载明之职务……。“特定行业”工作是谓某工作标的系属於进度中之一部分，当完成后其所需之额外劳工或特殊技能之劳工，因无工作标的而不需要者，合先叙明。
如前述，劳动契约书系已载明此案人员为特定期间之定期契约之定期契约路边服务员；又路边停车收费虽为维持停车秩序所衍生之经济活动，然停车收费业务委外乃为全国性政策超势，本局（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自2004年起业务持续推动多项停车业务委外工作，并积极推动路边停车收费掣单委外，爰是项工作系属非继续性工作（雇主非有意持续维持之经济活动）。为避免增加未来业务委外之困难度，於掣单业务推动委外期间，旨案人员仍以定期契约为之。
本文认为，上开事例之主要争点，便在於高雄市政府之路边（收费）服务员之从业关系，应以何种法律关系来办理，依上开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之见解，则是在上开“路边服务”之公行政，其人力来源，将“政策性”以委外之定期契约人力来充任。查本案之契约关系，系属“行政契约”，而行政契约既为公行政手法之一种。本案行政契约之权利义务责任之设计，便不可以“私法”关系定位之。亦即，本案路边掣单服务员实属“契约型”公务员，应负有台湾地区宪法第24修所规定之责任。由於公务员之法律责任，相较於普通人民的民刑责任，露不相当，一份公务员之薪酬，却需面对无数相对人下之可能风险，一般国家体制，方有国赔法之设计，而且无论采“代位责任说”或“自己责任说”，其不变者均在国家应出面扛起责任。亦即，以“私法”之便宜性，要求本案公务员，负无定量职责，凡此已非国家使用公务人力所应有之分际。更何况，本案公务部门对执行公务之人力，假设可不期待“长期忠诚”人力，便可成事，其在行政原理、组织、权限、救济、监督上，便已带来风暴，而置行政於不安定状态上。
其次，台湾地区劳基法第9修除前述规定外，其第2项乃规定“定期契约视为不定期契约”之情形。查本案掣单服务工作，既非特定性或季节性之定期工作时，本案公务机关实无法定职权，可在劳基法之外，对常态性公务，创设“异型”之定期契约。质言之，本案路边服务员在公务上之从业权益，系受制於“推动委外”之政策，本政策其背於公务体制舆劳动法之二面，必将生公务之阻碍舆劳资争议。
本文认为，本案如能由社会法角度，对其在公法舆私法二层面皆应兼顾，而予以社会法式理解时，本案从业人员在公务员体制舆劳动法制之兼顾下，断无使用定期契约之空间，更无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之仰人鼻息舆无劳动尊严之余地。亦即，本案政府部门，欠缺社会法手法，实已有其公务不忠诚之一面。
此外，社会法关系之当事人既然包含“公权机关”，公权机关之违法行为（含不作为），便应同样有行为责任（即：罚则）之设计。
遍查台湾地区有关社会事务之相关立法，其所设计之罚则，亦仅针对应行为或不行为之人民乃至於法人而已。至於公权机关有无法律责任，则全归行政救济体制（即：请愿、诉愿、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并以此为满足。
本文认为，“行政权限”体制舆“行政救济”体制之功能既有不同，彼此间便难有替代关系。何况，如能以罚则，来“明示”公权机关之作为义务时，则人民便不待权利受伤害后，便可以公权机关之违法（特指不作为），而寻求行政救济。果不如此，在公权机关之依法行政，如依然认为可由其自由裁量时，则人民之法治受益权，依然深陷“反射利害”之状态，社会法之法治体制，仍依然无法出现。
本文认为，中国大陆劳动合同法第5修明定劳动关系协调之三方（公权、工会、企业）机制，进而於同法第95修，追究公权部门之法律责任之作法，实为社会法式修款设计之首见，中国大陆劳动合同法所拟实现之社会秩序舆法益，将於焉实现。
五、社会法之救济手法－纷争处理责任之公平负担
在傅统公私法之救济理论，常态性地要求行为者的人民，负责举证，而如众周知：“举证之所在，乃败诉之所在。”亦即，在现行社会之所以有“民不舆官斗”、“贫斗不过富”之印象，实系由此所生。公私法现行之举证责任理论，其於疏减讼源，虽符“效率”要求，惟於真实救济，不无欠缺“理性”之一面。
虽然，诚如前述，已不无“举证责任转换”（即：举证责任倒置）之规定，惟行政救济中最主要之“诉愿”（即：行政复议）舆“行政诉讼”，其举证责任仍归於“原告”之人民。准此观之，现行之公私法常用举证责任之原理，果真可适合於社会法纷争之救济？
诚如前述，由於社会法行为之相对人，常皇不特定，且其行政重点应在於事前防范。凡此，如由傅统之私法理论观之，不特定第三人可谓自始不可能有主张救济之空间。易言之，现行之公私法救济体制，露然无济於社会法纷争之处理。
或谓，社会法纷争可采请愿（即：上诉、诉讼）乃至於集会游行，来寻求救济。问题是，当社会法已获统治者及特定自然人之容认而成为制度，社会法上之相关主张，既应以权利时，依“有权利便有救济”之铁则，社会法纷争之解决，不宜缺乏“理性”舆“效率”兼顾之特性，实宜同样应有诉愿、行政诉讼等之空间！
为此，本文认为，在处理社会法之新制度完成前，就救济法原理之根本，似可先行建立“举证责任转换”之作法。亦即，当人民对於社会法事务，有所不平不满时，统治者及特定自然人，首应负起说明舆辨正之法律责任。或谓行政部门於现行制度中，已依代议式民主，向立法部门充分答询。惟本文所拟强调者是，统治者及特定自然人在具体事务之施为，其范围及个别性，实非立法答询所能涵盖，即便於行政法制或已确立之今日，於行政上之救济仍并存於立法行为。准此，给予社会法纷争之必要回应，并追究法律责任，实不宜减省。
再者，由於社会法事务之纷争，其发生并不限於“行政处分”乃至於“侵害私权之行为”，故未来之社会法救济法制，宜使“行政处分”以外之所有“行政行为”，均在举证责任转换之原理，获得统治者舆特定自然人必然之正面处理，并究以法律责任。而社会法之诉讼审理核心理论，更应立基於“课以义务”，如此将符社会法在危险之预防舆管理上对统治者之期待。
六、社会法之执行评核－应有内外控机制之建立
在傅统之公私法执行评核上，由於立基於行为人之特定行为上，故迄今仍以“不告不理”、“不行为便无责任”为论究公私法成效之前提。就实务而言，傅统公私法执行结果之良窳，果真亦可为社会法所采用？
本文认为，诚如前述，社会事务之无主化、社会问题之不特定对象化、反社会行为之连续化等，既为社会法之特徵时，则社会法在实务上，对於上开反社会现象有无充分掌握？统治者舆特定自然人有无善尽职责？等等之管控，便特有必要。亦即，未来之社会法制，亦应有其之监察体制。
本文认为，反社会行为既为当前社会之最大忧虑，既如前述，而反社会行为其挑战之对象，又为社会之不特定第三人时，让社会大众拥有一项富含“效率”及“理性”之监督统治者及特定自然人之方法，便有必要。亦即，在社会法之体制下，宜使社会人对於反社会行为，有一便捷之提问管道，且自然可获有妥适处理之回应，此即为外控。简言之，符合社会法之体制舆概念时，便须重视来自社会的声音，并以此建构“外控”体制。又，有监於行政内部之指挥管理，在实务上，常皇管理不能、包庇护短，乃至於同流合污（即：“窝案”等），社会法体系之建立，亦应包括非指挥管理型、非上述外控型之内控制度。亦即，为使反社会行为於酝酿期便获管理、为使问题防犯於机先、为使社会衡突减少，社会法制中宜采定期、不定期，由非该体制内人员，进行内部稽核，并完成必要责任，此即为内控。
有监於现行行政法体制乃至於论着，常缺“行政监察”之一环，加上监察体系在实务上所出现之问题，在台湾地区常不以行政监察为必要。本文认为，行政监察之失能，已使台湾地区各项行政缺失，无人予以警醒舆管控。此一现象，特不能发生在时时、事事、处处均需有人关切之社会法体系中。否则，再多的社会法制度，仍然无法实现其立法初衷。
再者，大陆地区亦已有“行政监察”理论，而其具体内容，亦类近於本文所指之监察。然而，大陆地区在劳动法层次之“劳动监察”制度，似非“行政监察”中所称之“监察”，而其所谓之“劳动监察”，实即为台湾地区之“劳动检查”，系为前述行政权限设计舆运用之方式之一，对劳动行政本身并无发生监督之效果。
其次，在大陆地区之行政组织体制中，亦有“监察部”部门，下属於国务院。惟查其功能较像在指挥管理体系下，进行人员行政责任之追究，亦缺对行政本身之监察效果，亦不宜以行政监察制度视之。再者，在大陆地区之党政体制中复有“纪检”部门。由於“纪检”系“以党领政”下之制度，纪检部门在实务上，仍难收上述行政监察所予追求制衡之效果。亦即，“纪检”在设计上，亦仅及於内部之“指挥管理”权之展现而已，不宜误解有上开之内控效果。简言之，大陆地区目前在行政监察层面，仅有来自人民舆媒体等之外控，至於应像“检察部门”或未来新设之法律监督部门的内控，则尚有待努力。也许是因为行政监察制度之不舆，其对於大陆地区目前在社会法制度之不行，致使人民曝露於社会的不安全中，当有以致之。
七、总结－“公私法之限缩化”舆“社会法之最大化”，实现“个体鲜明的团体主义”
综合上所述可知，社会法理论之新立，虽远远落后於公私法体制，但可确认者是，当前社会於公私法之余，统治者及特定自然人行为，均需新增社会法概念，以充实公私法理论在现代社会行为无力诠释之现象。
其次，准上述分析可知，所谓社会法，似亦可理解为供不特定第三人群体使用之法，或进而可称为应以社会角度（即非国家、非个人）来定位舆操作之法。是故，社会法因不限於“劳动法”、“社福法”，举凡须融入社会观之法制，均须以社会法定位之，操作之。以例言之，“土地、环境法”、“教育法”、“商法”、“经济法”、“智财法”等等法律，其舆人民日常生活有关，进而於制度操作上，须以社会公平舆社会正义之所有法制，未来均需由“社会法”来增强其功能。甚而，傅统的公私法领域，未来在其国家利益舆个人利益之坚持中，亦有必要考量对社会法亦兼顾之可能性。
简言之，对所有法律制度，本於团体主义，给予“国家”舆“个人”之外的“社会”层面考量，已成必要。此一“法政策”有必要确立，未来政府之“行政过程”，必得有社会形式检视方法。果如此，“公私法领域之限缩化”乃至於“社会法领域之最大化”，似为社会安全达成上之必要路径。盖，由此将出现“个体鲜明的团体主义下”之新法治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