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监测报告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达到80.1%，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分别为88.0%、77.7%、71.4%，近两年实现程度又有较大的进展，而中西部地区实现进程比较滞后。因此，各地区根据各自实际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十三五”规划的核心任务。
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度不大，重点是研究“升级版”的全面小康建设，着重研究人均GDP达到1万-2万美元面临的机遇、挑战及战略选择，并要研究如何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在这方面，2013年5月江苏省正式发布修订后的“新版”《江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试行）》和《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试行）》。全面小康指标体系由原来的四大类18项25个指标扩展到五大类22项36个指标，而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由原来的四大类30项44个指标扩展到五大类30项53个指标，并从2013年开始首先对苏南五市进行监测评价，这标志着苏南地区在“十三五”期间就开始进入现代化建设进程。
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很艰巨，关键是认清经济欠发达的特殊省情，清楚追赶型发展是不二选择，要跳起来摘桃子，实现超常规发展，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来居上。从整体上看，在23个监测指标中，中西部地区比较落后的指标集中在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比、R&；D 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单位GDP能耗等方面。由此看出，中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总量仍然比较小，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农村比较落后，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生态环境治理欠账比较多，扶贫攻坚任务仍很艰巨。为此，中西部地区在“十三五”期间的重点任务仍然是着力做大经济总量，实现新跨越，大力推进转型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进城镇化发展。要紧紧抓住城乡居民增收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攻坚，通过实施就业优先发展战略，不断优化居民收入结构。同时，要破解难点，加快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要补齐短板，在贫困地区大力实施以产业开发为核心的扶贫板块推进战略，整合资源、加大投入、强化举措、完善机制。最后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把健康安全小康建设列入重要战略。
重大课题研究：前瞻性、突破性研究是重中之重
各级各部门要及早部署“十三五”规划前期工作，尽快开展理论性、前瞻性、突破性重大课题研究。
第一，关于经济结构调整及转型升级的重大课题研究。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经济结构调整的难点的解决对策和建议，主要是针对区域平衡、产能过剩等问题的研究，如加快促进民间投资的思路和对策研究；统筹城乡发展要求下提升城镇化建设速度与质量相关问题研究；实体经济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等。
第二，关于社会建设特别是社会体制改革方面的重大课题研究。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加大社会管理创新等问题的推进力度，重点研究课题主要包括：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及相关政策研究；加快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问题研究等。
第三，关于科技创新、教育现代化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的重大课题研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驱动，如将颠覆性创新列入“十三五”科技规划。在教育方面，要抓紧基础教育和教育资源均衡等问题研究。基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主要课题研究方向主要是文化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路径与方法研究等。
第四，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课题研究。首先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的研究，其次要分项目进行研究。环保部率先启动21项“十三五”规划课题研究，覆盖面十分广泛。
第五，关于全面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及职能转变的重大课题研究。
“十三五”时期改革的重点应是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研究的方向包括建立高效、稳健、安全的现代金融监管，有效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等。
专家眼中的三中全会与中国改革新愿景
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改革的第一季，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为中国改革第二季勾画了宏伟蓝图，明确了改革的总方向，提出了2020年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对此，学界很多专家从不同层面给出了各自的评价和看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管理到治理体现执政理念转变
“管理”变成“治理”，最核心的变化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管理一般是从上至下的行政式的，治理是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公报中多次提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其中“国家治理”比“社会治理”的概念更多一些。除了治理主体发生改变，治理的方式也相应改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我们完成了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身份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正式的提法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中国的社会治理主要是党委、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以法律、行政、道德等手段，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很多人认为，社会治理就是“维稳”。事实上，维稳只是应急管理，社会治理需要更多强调日常的、基础性的工作。（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教授 向春玲）
党的话语体系发生了变化，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法在党的全会正式文件中是首次出现，体现了党的话语体系发生了变化，有了创新，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布局合理，权力结构优化，民主发展，法制健全。实现的途径就是改革和开放。从总目标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再到“有效的政府治理”等，公报中“治理”一词进一步取代了之前在正式文件中出现较多的“管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 高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双轨制弊端很明显，已具备取消条件
中国采取双轨制发展的弊端到了今天已经非常明显。在原来的资源配置机制下，大企业可以获得廉价资金，而普通居民和小企业获得资金相对困难，但他们是储蓄者，一定意义上是在补贴大机构。在资本短缺时期，这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现在中国已经进入资本并不缺乏的时期，这时候仍继续由普通居民补贴大企业则明显扭曲。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的优势已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和机械行业。中国已经具备了消除资源配置扭曲的条件，而这意味着深化改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林毅夫）
三中全会已对配套政治体制改革作部署
这次全会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但从全会公报看，对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部署，其中很多内容对打破特殊既得利益藩篱、切实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全会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这些方面都是有利于抑制各级政府力图掌控市场的过度干预活动，都有利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政府和市场关系：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
过去人们常说“小政府，大市场”，并且以为这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比较好的处理方式。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政府不在于大小，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员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管辖范围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就行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改革深化需要一个更高组织总体协调
过去，我们的改革是把某一个领域或某一方面进行改革，由某一个部门或机构牵头做已经可以推行，但现在，随着改革进入全面和深化，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和层次都要兼顾协调到，这样，就需要一个更高的组织和部门总体协调和把握，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坚强的领导、权威的组织机构，才能有真正全面和深化的改革。（中央党校教授 辛鸣）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恰逢其时
过去我们讲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的改革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又要搞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就是要统筹规划、通盘考虑，加强各方面的协调。
改革进入深水区，矛盾盘根错节，要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协调推进，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恰逢其时。三中全会不仅总体部署，提出系列改革任务，而且注重在落实方面下功夫。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个组织保障。提出任务、提出目标，得有一个机构去抓落实、去领导，组织保障非常关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许耀桐）
发改委并不适合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头者
中央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出于以下考虑：即便改革有顶层设计，但如果没有高层强力推动，恐怕政策依旧很难落实，毕竟很多改革涉及了政府自身改革。这一次中央下了决心，都要一一落实，监督检查。此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由国家发改委负责，但其实发改委也是改革对象，改革自己肯定会触及利益尤其是审批权，发改委并不适合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头者。（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张卓元）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个都是”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扫清意识形态障碍
公报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两个都是”是在党的文件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空前肯定，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在意识形态上扫清了障碍，也为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平等竞争，公平地使用资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论保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 李义平）
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财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政府间转移支付上
在新一轮改革期当中，财税体制改革会位于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就是一个突破口，这一轮改革也会延续这个传统。在新一轮改革中，财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首先集中在政府间转移支付问题。这也是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最主要的切入点。这是因为，地方税制的改革及支出责任划分，虽然也很有必要，但暂时难有太大的动作。将转移支付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则会有比较大的作用和空间。（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 王雍君）
改革税制、稳定税负
完善地方税体系
下一步税制改革应和地方税体系建设相衔接。尽量减少共享税，切实增加各层级的专享收入规模；同时扩大直接税和地方税，如考虑做大资源税、环境税、房产税和其他类型财产税，增加直接税比重，支持地方税体系建设。目前在地方税收收入中，大宗税种原来仅有营业税，而由于营业税易重复计征，不利于产业分工细化，在“营改增”全面推开后，设置和培养地方稳定税源、构建可持续的地方税体系迫在眉睫。将增值税作为中央税，由中央政府统一征管，以切断地方政府分享收入规模与经济规模的关联，避免地方政府对经济的不正当干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财政改革简政放权同时上收部分支出责任
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划分需要做双向调整：一方面将部分事权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因为地方更了解实际情况，能做出更有效率的决策；另一方面将部分事权的执行权上移到中央，扩充中央政府的规模，这可能牵涉到部分事项的“垂直管理”，部分事项可能仍要委托地方代办。有很强外溢性的事项，其执行权和支出责任应该上移到中央，比如大江大河的治理、边防等。同时，地方内部的财政关系也要调整。（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刘尚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