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的时候到了，他们要留我住下来，我太想住住窑洞了，那个坍塌的窑洞是我原来的老家，至今还保留着呢。但行程日期太紧了，只得走了。再见了，延安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们，有机会我会再来的，这是我亲切的第二故乡。
我们恋恋不舍地一起来到了村头，在“史村”这个古老的黑色石碑前大家合影留念，每个人脸上刻满了沧桑，每个人脸上都有一副真诚质朴的笑容。
告别了众乡亲后，我驱车下了山，走川路很快来到了当年的云岩公社，这时已是下午1点50分了。细细的云岩河水还在哗哗地流淌着，河上新架设了桥梁。当年河床上没有任何桥，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雨季的时候，数日河水暴涨，那只有望水兴叹了。我马上拍下河上大桥的，当年如果有照片，如今对照一下该多有意义啊。云岩街里我此行没有去成，现在想起来有点遗憾。当年，那是我们唯一可以赶集的地方和人多聚集热闹的场所，以及在街里买点解馋的饭菜和食品的地方，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种奢侈和享受了。
车一路北上，下午3点整来到了金盆湾，这里有一片水系很大的湖泊，我马上停住了车。我那年在延安，工作后出差曾来过这里，当时住在湖畔，还下到湖里横渡过呢，这次来留下了湖水荡漾的景色照片。
下午4点10分终于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首先进入了市区的南关。战火纷飞的年代，毛主席曾在延安待了13个春秋，“文化大革命”年代，我在延安待了6个年头。我知道父亲于1940年在延安加入的中国共产党，母亲1938年在延安加入共产党，后来随中央转战到西柏坡后到达北京。入夜，我独自在延安的街头漫步，延安的东关、南关和北关我都走遍了。我在延安小旅馆住了一宿，早6点20分给车加满了油后，迎着朝霞来到了延安火车站，好宏伟的建筑啊，下回坐火车来感受一下。当年是周总理指示：延安的火车一定要早日修通。
小汽车从延安上高速走洛川到铜川经西安下午2点30分来到了华山脚下。要了几盘炒菜，好好吃了一顿午饭，然后住下了，好好休息一下准备第二天爬山。又是迎着漆黑的天空，早上5点10分出了旅馆，40分钟后开始正式攀登华山，上午8点20分顺利登到华山的北峰。坐高空缆车下山后，上午9点40分到了旅馆结账。10点钟驱车上了高速，经陕西潼关到河南三门峡，经过郑州，晚上8点50分住在了河北省石家庄市。今儿是朝霞万丈的天气，早上5点40分向北京进发，到徐水服务区后，休息和洗车一个小时。上午10点25分一路平安回到了北京的家。
2008年12月6日和2009年7月16日我经过和本单位及宜川等单位多方联系协调，捐献给宜川县成套电脑60余台，同时还捐了笔记本电脑、复印机、电视机、摄像机、照相机、投影仪等数台，分两批运到宜川县。其中一次是我单位专程派车运送的，同时还和单位同仁一起，参观和考察了宜川县中学初中部和高中部，参观了通过捐助当地中学专门建立的计算机房，供广大学生使用与学习。我为此还写了一篇捐助感言信。在我的有生之年，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工作。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关心和鼓励他们，贡献我们的一片爱心。在回忆文章结束之际，我愿弹奏一曲《北京颂歌》，它代表了我们当年所有北京知青的心声。歌词是这样的：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啊！北京啊北京！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各族人民把你赞颂，你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北京啊北京，我们的红心和你一起跳动，我们的热血和你一起沸腾，你迈开巨人的步伐，带领我们奔向美好的前程。
（后记）
《我的十八岁》回忆文章写完了，它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所有的情节。文章刻意不使用华丽的词汇和语气，多余的情节和过程不赘述连篇。注重抓重点和启迪，找寻闪光点。如果没有实质的可读性，也无须花很多时间去诉说。诚然，每个人都有吃苦受累的经历，都有值得怀念和追述的经历，但还是有精华在里面。
（作者系北京市马甸中学初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红旗大队插队，退休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
谷堆坪轶事
于大华
1969年1月12日我和人大附中的12名男生离开北京，前往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的谷堆坪大队插队落户，在谷堆坪又和我校的14位女生以及外校的两位同学一起组成了谷堆坪大队北京知青集体。我在谷堆坪插队三年，1971年底到宜川县广播站（后改为宜川县广播电视局）工作，一直到1987年1月17日，接到中国兽药监察所的调令回京，在宜川整整生活了18年。
在宜川生活的日子虽然比较艰苦，现在看来甚至是不可思议，但是却为我的人生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我能够比较从容地面对以后遇到的各种环境。所以40多年过去了，那时的一些趣闻轶事，仍然难以忘怀。
一、谷堆坪大队概况
宜川的农村分为塬上和川道，塬上就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有大片平整的土地，一般都有几十亩，大的也有上百亩的，但是因为是高原没有水，常年的水土流失，导致土地都比较瘠薄，农民基本是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但是那些年，基本环境破坏得没有现在严重，大都可以有相当的收成，虽然做不到“耕三余一”，口粮当年接上麦收还是大部分塬上村的实情。个别村如果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旱灾或雹灾，那日子就不好过了。
塬上村子一般都是“窑科”：就是选择一块地势好的地方，挖一个十几丈长的大坑，在大坑的壁上打窑洞或开门，再修条路和村子其他住户连起来。
富裕一点的人家也有在平地上盖房或箍砖窑、石窑的。塬上村子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水，人们吃水都要赶着毛驴下到沟里去驮，一般都有数华里远，来回就得十几里，还有更远的，一头毛驴驮两个木桶，也就是不到200斤。所以塬上人都起得很早，每天干活以前，得走十几里路，把今天喝的水驮回来。
塬上人用水非常金贵，洗脸水一定要留着，不能随便倒掉。洗衣服一般用涝池里的水。涝池也是塬上村子的一大特点，就是在全村水路交汇的地点挖一个大坑，把雨水集中起来，好像一个小湖。
塬上村一般都比较大，有上百户人家，一个村可以分成几个生产队。东西流向的云岩河把塬分成了北塬和南塬，北塬比较有名的村是：太头、皮头、孙家坡、纳衣、永宁、堡（音pu）定（音tie）、西回、二里半；南塬比较有名的村是：史村、高楼、高堡（音pu）、雪白、云许、君子、洛东、南海等。
川道的村子又分为大川和小沟，大川一般是沿着有名字的河流和公路形成一个个自然村，小沟实际上就是一些小河沟和小路进去的个别村庄，川道村的特点是没有大片平整的土地，河道两侧的川地，大的有十来亩，小的只有一两亩，甚至于几分地，但是川地相对肥沃，有些小面积的还可以浇水。
川道村除了少量的川地，就是大片的坡地，坡地一般都在十亩以上，坡度小一点的可以用牛来耕种，坡度太大的就只能由人用镢头一镢一镢地掏，掏地是个劳动量很大的活儿，生产队长带着一队人马，每人一行一镢一镢地横着走，走到头，队长越过掏开的土地再带着大家往回走，干完掏地的活儿，只想躺在炕上，连饭都不想吃了。
但是川道村不用驮水，所以川道村的知青可以听到生产队长呐喊：“走咧！”的时候再起床，只要你动作快，保证能赶上上工的队伍。
云岩公社有四个川道大队，一个是下川的八零大队，再一个是上川的谷堆坪大队，第三个是中间夹着的云岩大队，第四个是紧挨着云岩大队下川的呼家河大队。八零大队也叫八十亩滩，和新市河公社交界。从八十亩滩的名字就知道，这个大队有八十亩河滩地，这可是了不起的好宝贝，逐渐叫得简今日谷堆坪村风貌
化了就变成八零，好像也带有一点文气，就被大家默认了。云岩大队是公社和镇的所在地，川道很宽，大概是全公社农业条件和生活条件最好的大队。
谷堆坪大队以谷堆坪村的一个像谷堆的小山而得名，当年在云岩公社也是个条件比较好的川道队，虽然人均粮食产量没有一些塬上的大队高，但是因为离公社近，交通方便，又有水，有副业，所以收入相对要好一些。谷堆坪村的老户姓呼，所以谷堆坪村有个雅号叫“呼半川”，相传早年间云岩河发了一次特大的洪水，沿河的土地、村庄都淹没了，呼家的先人们离开窑洞来到谷堆状的小山上，躲过了一难。洪水过后就留下了“呼半川”的雅号。
谷堆坪大队一共由6个自然村组成，南起云岩街（公社所在地），北面和延安县交界，全长10华里。沿川道而上，过120华里，就是举世闻名的南泥湾。这6个村子由下而上依次是：沟口、步儿湾、谷堆坪、石家河、泥湾、善马桥。其中石家河村当年不在大川道上，在谷堆坪过后的一条小沟里，现在村子迁到了大川。我那时在离云岩街3华里的步儿湾村，步儿湾村一共六个知青，女生是：范愉、张惠、张阿妹（都是初六八级的，当时应该不超过16岁）；男生是：毛晓矛、孟进平和我（都是高六八级的，接近20岁）。
谷堆坪大队的其他5个村子的知青是：沟口村（沟口村由沟口和下寺组成，知青住在下寺）女生是：任亚丽、崔秀琴、闫玮；男生是：王星华。谷堆坪村女生是：曹先谊、黄建平；男生是：陈超、冯源、王士平、张纯珠。石家河村女生是：张琳、张立新、史丰年；男生是：张初愚、沈平、莫修。泥湾村女生是：李建初、殷丽丽；男生是：任少春、廖依江、梁和平。善马桥村只有3个女生：孔宁、刘丽、杨世荣。
全大队共29名知青，其中任亚丽是北医附中的，王星华是马甸中学的，其他都是人大附中的；女生除任亚丽是高六八级，其他都是初六八级的。男生中我们12个人在学校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又是在学校联系好一起到延安插队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比较抱团，原来想分在一个村子里，可是公社不同意，非要把我们分开，和公社争论了半天，还是被分到了4个自然村。
二、至今搞不懂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当年被称为三大革命实践，是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主要内容。来到农村，每天参加生产队的打窑、打柴、送粪、耕地、铡草等劳动，自然参加了生产斗争。然而，我们既然是来参加革命，就不能只是干活吃饭，三大革命实践的第一项就是阶级斗争，自然是不容忽视的。
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就是毛泽东着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进村后我们就按照这个理论基础对村里的阶级状况进行了分析：步儿湾村有两户富农、两户上中农、两户中农、六户贫农，是个小村。两户富农是兄弟俩，据说土改时他们家的地还没有那两户上中农多，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有雇工剥削，才定的富农。这两户富农自然是我们注意的对象，始终和他们保持着距离。但是，富农兄弟中的弟弟——兰长禄又是大队会计、共产党员，在村里做事公道，劳动尽力，关心集体，还有很多别人干不了的事他都能干。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疑惑，虽然我们当时有疑惑，但是从来没有怀疑过伟大理论的正确性。
有一户贫农，据说以前是这条川里土地比较多的大户，可是因为抽大烟，土改前地刚卖完，村里人把这家的老头叫“烟鬼儿”，这家人虽然是贫农，但是自私，爱占小便宜，因为成分好，在村里比较横，挑肥拣瘦，队长要叫他干点什么事，不知要说多少好话。
贫农中还有两户外来户就是老王兄弟：哥哥在解放前当过保丁，我们称为“伪保丁”，可是他和村里的老乡关系都不错，因为村里的一些“外事活动”都要靠他，他总能比较完美地处理好各种事宜。我们有时向队里提及“伪保丁”的问题，但是队长却说：“那还不是和现在的干部一样（当地的农民把挣工资的人都称为干部），就是在各村收点粮嘛！”弟弟是个复员军人，在村里最能说，大家都叫他“pia子”，据说当过大队的贫协主席，民兵连长，“文革”中不可一世，可是娶了沟口村大富农的女儿，就不当干部了，“王pia子”
和我们什么话都说，说他给张达志当过警卫员，可是我们都不相信，“王pia子”有时很积极，也舍得为集体出力，但是就是谁也不服，特别是队长，在他眼里，所有人都很自私，所以情绪时好时坏，和我们也是时冷时热。
刘队长可以说是个佃农，因为他在土改以前一点土地都没有，全靠租种别人的地为生。后来大队成立党支部，他就成了大队的副支书。我们访贫问苦和他谈得最多，但是总是糊里糊涂，解放前他租种太头村一家人100多堆土地（堆是陕北农民的土地面积单位，大约相当于公制的6分地，起源于土地送粪的粪堆，因为地多人少，广种薄收，大概6分地上一堆粪，于是，人们在算土地面积时，就数地上的粪堆）每年可收10来石麦子（石是农民计算粮食的容积单位，1石等于10斗，粮食不同，每石的重量也不同，一般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