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来了
兰云发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火红而又苦涩的时代，中国人民勒紧腰带、饿着肚子，高唱革命歌曲、日夜奋战在各条战线。只有一个信念：紧密团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周围，多、快、好、省的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满怀一夜奔到共产主义的豪情壮志。
1969年初（阳历），我也就四五岁，北京知青来到了我们村。也许我也拥挤在欢迎的队伍中，但对于一个年幼无知的娃娃，当时的热闹场面没有留下清晰的记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家长的不断提及，使我对于北京知青不但一点不陌生，而且愈发感到亲切，即便过去了几十年，对他们的印象仍然挥之不去。杜昕、林夕、李淑勤、李向罡、赵晓静、李子猷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并且激励着我成长。
没文化如何发展记得在村子中央社发家新挖的窑洞里，土还没咋出完，全体村民围坐在没有席子、凳子，更没有沙发之类的土炕、石头上，跟着北京知青扫盲识字，学唱革命歌曲。油灯下、小黑板，一字一画、一板一眼，教的仔细，听的认真。嘹亮的革命歌曲划破了山村夜晚的寂静。我们这些小孩也常常有一句没一句地跟着念叨，有时也夹在中间捣乱、添乱。
大人们整天忙于“抓革命促生产”，孩子们有的跟着放羊，很不安全。于是，知青们提出并帮助村子里办起了幼儿园，说不定它就是当时中国农村的作者系陕西省宜川县云岩镇南窑村人，高级农艺师，现供职于延安市果业管理局。当年，北京知青的劳动、生活以及思想品格给刚刚记事的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他的人生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以朴素的语言，再现了一位孩童心目中的北京知青们。
第一个幼儿园！不到上学年龄的孩子由一名知青管理，教他们识字。就这样，我们早早地学会了标准的普通话。由于我们受到得天独厚的“早期教育”，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就能给高年级甚至高中的学生当普通话“老师”，普通话也让我享用一生，对于后来的公务交流和其他工作起了很大的帮助，走到全国各地都几乎没有语言障碍。
知识青年的到来，扫盲活动的开展，影响着我的父母，也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父亲对我们姊妹几个从小就要求非常严格：“你看人家北京知青，能说会写，啥事都能干好，你们几个可要好好学，千万不能给我丢脸。”
我母亲今年73岁了，凑合能识几个字的她提起那段生活，也常有些悔意。特别是进城十多年来，她对不识字的认识在不断加深。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儿子开始上学，老人家嫌我们对儿女要求太严，加上心疼孙子，时常会抱怨：“能念下念，念不下算了，何必让娃整天为写作业哭个没完。”到了2004年以后母亲跟我进城，她经常和几个老婆子一起去延安城里逛商店，不识字的她更茫然了，甚至怕出门、怕上街。后来每次见到我妹妹、弟弟的孩子都会不停地说：“那时北京知青教识字我因为孩子小、家务多没好好学，现在哪里都去不了，啥都看不懂，简直成了一个废人”，“你们可要好好学习，千万不敢跟我一样，不然将来到社会上吃不开”。
革命戎装令人羡慕
小时候，军绿装、军绿帽、军绿包、毛主席像章那是大家的最爱。看到绿军装别提多羡慕了，“不爱红装爱武装”嘛。我们胸前戴的毛主席像章、手里拿的毛主席语录多半是北京知青给的。
生产队里高音喇叭中“最高指示”和“革命歌曲”响彻山野和村庄；公社里经常召开各种动员大会或批判会，村民们通过有线广播收听领导讲话、接受各种政治教育；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手里紧握毛主席语录、嘴里高喊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的父亲曾经当过民兵连长，背着一支冲锋枪。我们常常因为偷摸、偷看枪支而遭到训斥。个个民兵的门后或隐蔽的地方也都挂着枪，也常听说我的那些嫂嫂、姐姐们为靶场吃了“烧饼”（就是打靶零环）而哭泣不止。火爆而好胜的父亲每次回家都会念叨：哪个知青认真、靶打得好；谁的全部脱靶了，吃了烧饼等等。
民兵训练也紧紧扣着我们幼小的心，我们会用大人们捡回来的子弹壳做成手枪，装入鞭炮里倒出来的火药，学着他们的样子“游戏”。我父亲还给我做过木质步枪、手枪，后来自己还做过纸蛋枪、炮壳枪，大概有七八支吧。
出门上学总会带一两把在书包里，一有空就会投入“战斗”。
记得常有拉练部队在云岩驻扎，学校会组织全校师生在马路上不断地挥舞毛主席语录、高喊革命口号，列队欢迎解放军。晚上还常常结伴去军营（有些露营在农民家）看解放军烧火做饭等，似乎还蹭过人家的大米锅巴。有一次为了迎接解放军而回家取毛主席语录，还有几百米就看见解放军的队伍来了，那种着急是无法形容的，以至于来不及脱鞋就从河里跑了过去。那时我才朦胧地知道，什么叫做“军民鱼水情”。
抓生产过上“好日子”
北京知青来了，给农村带来了好运，生产大队、小队里都建起了砖瓦厂，还有那每年几十亩的西瓜、小瓜。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既改善了村民的生活，也增加了队里的收入。那时，我们村的一个工到达了一块多钱，一般的只有两三毛钱，甚至更少，这让那些干了一年还收不抵债的村子好生羡慕。
在我们村，如果全家人都务农，其收入比“一头沉”（指夫妻两人，一个在农村务农，另一个在外面挣工资）家庭还多，有些干部的工资还不够拿回家给生产队还债。在南窑村，从小到大受冻挨饿的日子我们几乎从没有过；女孩出嫁人不愿出村、男的有点智障也不愁娶不到媳妇。我们家的亲戚经常怕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而半夜三更、翻山越岭几十里来我家“借粮”。
砖瓦厂也成了孩子们戏耍的好地方。看大人烧砖捏瓦，在空闲的砖窑里捉迷藏，把过路马车师傅给的蛮茎（就是红心的大头萝卜）放在砖窑顶上的热土里烧着吃。大人有时会捏些四不像的马、狗、猫之类的放在砖窑里蹭烧，“蓝色的精灵们”成了我们爱不释手的玩具，家里炕头上随处可见。
公社的收购站每年到年底会从各村收购不能服役的老骡子老马，以及猪牛羊鸡等送往延安，其中会留一部分在当地宰杀后凭票购买。往延安送猪羊等工作交由南窑村承担，村里男劳力少，北京女知青不怕苦、累，充当绝对主力，确保了任务的圆满完成。我们也就有机会期盼、享受到家长从延安带回来的饼干和面包，有时还会吃到石榴啥的，感觉好幸福。孩子们经常会围着看人家屠宰，争着抢着把那些猪尿泡（膀胱）让大人吹的像足球一样大，用绳子在棍上绑几个玩耍，干了的猪尿泡常被摔得砰砰响。我们的童年真是玩具多多、快乐多多。
每年秋冬农闲季节，知青们都会和村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设施，把许多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川地，塬地变成了高产田。大队、小队的水浇地菜园子成了又一个亮点。几十年之后，当年改造的农田依然平整，而水利设施由于后来疏于管理，已大不如从前。
农村文明前进一大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经济和医疗条件特别差，农民有病都硬扛着。肠胃受凉感冒肚子疼基本靠喝热盐水，感冒疼痛基本靠喝生姜、红枣水，掰钵钵（拔火罐）算是很先进的治疗手段了。有的实在没条件就靠蒙着被子发汗，我曾见过为了发汗抓一把生小米强行咽下让发汗的。所以好多病都耽误了。
北京知青破天荒地办起了医疗室，并刻苦钻研医疗技术，主动上门给村里人免费治疗，小病得到及时治疗，大病、急诊也能及时送到县医院，小孩的生育成活率也大有提高。我们村里有了自己的医疗站。
北京知青的到来也给我们村带来了好多新气象，村容村貌整洁了，妇女开始讲究了，家里收拾得干净了。村里经济得到发展，环境得到改善，人们的思想也在悄然变化，这些都有北京知青的功劳和汗水。
年轻人更活跃了，邻里的关系更紧密了，学习识字的积极性也在不断高涨。那时人们对北京的仰慕和向往是由衷的，可以产生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
别说大人，就连我们这些娃娃也会时不时地“亢奋”。
插队数载情谊一生
过了几年，知青开始被招工、上大学、返回北京，可他们对于云岩、南窑，甚至陕北的感情却始终没有淡化。他们“想家了”就会想起陕北漫山遍野的山丹丹花。
记得有一年放羊的父亲挖了许多山丹丹花的根茎放在我家的炕上，准备寄往北京，满足知青们的一点“心愿”。第二天早上家里恰好来了一个乞丐，看到后硬说是大蒜要吃，一家人费了好大的劲也不能说服他，只好让他尝一口了事。
知青们陆续走了，村里人很伤感，有些人做事也少了主意和帮衬。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大家有事都会写信请教。更让村里人欣喜的是，40多年后，北京知青说起云岩、南窑依然是“我们村”、“我们村里的事”、“我们村里的人”，让人咋能不激动。
云岩、南窑是北京知青的第二故乡，北京知青是我们村里人的良师益友，我们永远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