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在丑娃和海胜的陪同下，挨家看望了曾经在一起打柴、开荒、锄地、收割的乡亲们。老的村落基本没人居住了，我们住过的那三孔窑洞也早已荒芜，虽然窑顶没有坍塌但是门窗已经倒了。仍然有一些村民住不惯平房，还住在窑洞里。但是，这些窑洞也都是后来在新址上打的。窑面抹得很平整，镶嵌着全木质的悬窗，窑里进门的右侧依然盘着土炕，但是家具用具一应俱全，生活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乡亲们说：改革开放这些年，给农村带来了许多变化，特别是退耕还林的政策落实后，农民不用再缴公粮了，每亩地国家还给补贴。山地承包后，种的树都归自己，平地承包到户种上了经济价值高的苹果树或者烟叶。自家也种些杂粮和豆子用来调剂口味，大米白面生活主粮和蔬菜都靠市场供应。高堡是宜川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几年前由国家支援一部分，县财政支援一部分，村民自筹一部分，在这里统一规划建设了一片新的村落。每个院子都是一样的大小，一样的配置。正面是一排四开间的平顶房，每间估计都在30多平方米。
院子不小，左侧是猪圈和鸡舍，右侧是地下水窖，旁边是小厨房。自来水接到了各家，家里烧的是液化气或者煤炭。因为有了电，生活水平也在一年年的提高，家家都有了彩电，年轻人的家也有了冰箱、洗衣机、音响和沙发。过去村里最现代化的农具就是两辆打气的胶轮架子车，那是村里的宝贝，有专人保管。如今个别人家有了轿车，摩托车很普遍，但是载货农用三轮车每家都有。有了这么好的路，交通工具是必备的，现在开车到云岩只需20分钟车程。村里我的同龄人大多做了祖父，年轻人有一些出去闯世界了，余下的在家承包山地管理果树，也有的靠读书成才当上了公务员。虽然村里电话座机不多，但是成年人几乎都有手机，与外界联系十分方便。
由于家家都有了自来水，那条曾经夺去过驮水村民生命的驮水小道，已经被一片片灌木和蒿草淹没。崖畔的树上拴着几头特别健硕的毛驴，亮丽的皮毛滚圆的屁股，甩着有力的尾巴低头啃着青草，那是辰子的杰作。当年的辰子老兄干啥都是一把好手，如今他承包了山林，在沟里种点庄稼捎带养驴，家里经营得不错。两个女儿，大闺女招了上门女婿。辰子有了两个外孙女，大的已经上初中，有些娇气但是活泼爱美的小孙女也上小学二年级了。男尊女卑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已经彻底被现代生活所颠覆。传锁家与辰子隔壁，也是传统的窑洞院落。他在新村里有一套平房，但是让给了大儿子一家。传锁的大（父亲）曾经是队里的饲养员，脾气很倔对谁也没好脸，但是对牲畜却是和颜悦色的。
传锁的父母对知青很体谅，常说：“你们这么小到这么远来受苦，太难为你们了，父母该多么心疼呀。”所以每次我们需要驮水或者推磨借牲畜，老汉都早早把最听话的毛驴披挂好等着。而每次磨面也是照例去传锁家借筛面的箩和笸箩，临走传锁娘常常取个馍塞到我手里，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娃们还小正长身体，不能饿着。”如今两位老人先后故去，传锁也早就做了爷爷。他的二儿子特别争气，去年考进了天津大学的一个工科模具专业，从这么偏远的小山村能考入沿海大城市里的着名大学，真是他们老李家的骄傲。
正是春季，苹果长到鸡蛋大小，该给果子套袋了，可以防虫害和鸟啄，果树多的人家都得雇工套袋。高堡村最好的地都在新村附近的庙塬上，如今那里都种上了苹果树。记得我们在时，村里只种庄稼。如果队里种点西瓜我们还能在夏天解点儿馋。如果不种，只能在山洼的野杏树上尝鲜了。野杏那苦酸苦酸的滋味，至今想起嘴里都流酸水。李刘祥说：“如果你秋天来，给你美美的摘上一车苹果拉到北京去，让知青们都尝尝。”他从家里的果窖里取出一盆去年储存的苹果，果形真好，个大皮薄，果肉酥脆，果汁多且带着一种清香的蜜甜。在别处还真没吃到过这么好的苹果，然而它却产在我曾经插队的高堡村。
四
在村里住了两宿，每天都在这个陕北山村里寻访故地流连忘返。过去朝夕相处的乡亲们方方面面都有了许多变化。但是每当回忆起40年前的往事，都记忆犹新。丑娃总说：“你们在时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天天都感觉很新鲜，好像总有一种向往。”其实就在这朝夕相处之中，知青与农民之间，是在相互潜移默化的相互的学习和促进着，也影响着以后各自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
随身还带来了40年前与乡亲们的合影，看到当年的情景大家都感慨万千：那不修边幅的老支书高亭才；精明干练的大会计刘天德；善解人意的副队长张靳刚；泼辣爽朗的妇女队长兰自珍；耿直倔强的饲养员传锁大；咬文嚼字的村秀才李志华；憨厚勤劳的耙子哥；无所不会的能人韩世亭；古道热肠的辰子大；慈眉善目的二老汉和五老汉；等等，都已经先后作古。他们都曾经是这个村子里的头面人物，是他们用内心固有的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素养和良知，引导着高堡村承上启下走到今天。他们几乎都没有看到改革开放后，高堡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真为他们叹息不已。
在村里这两天，还有一位始终伴随我左右的大叔令如华。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都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不知道什么原因令大叔就成了富农。他没有了老伴儿，给独自抚养大的女儿香草招了上门女婿，一家三口艰难务农为生。我们在时还曾经受云岩公社革委会的指挥在村里开过地富分子的批斗会，大叔也没逃过一劫。如今面对曾经在批斗会上对他们高呼“打倒！低头！”的我，老人却是一见如故，感谢我40年后还惦记着回来看看他们。专门把我请到他家里，亲自下厨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饭。看到他拖着病弱的躯体，一丝不苟的在灶台前忙碌着，心中还在为那40年前的振臂高呼惴惴不安。但是他却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个字也没提过。盛情难却，你不坐下来吃这顿饭，绝对辜负了他的一片盛情。推杯换盏之际，我由衷地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
五
第三日清晨该是我离开的时候了，早饭在丑娃家吃。丑娃说：“上次孙秀玉回来住了两天回北京了，我妹妹银凤后来听说了，回家就质问我：为啥不告诉她？哭了两天。”我记得那时的银凤还很小，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红红的脸蛋儿上总挂着一丝笑意。丑娃说：银凤最爱和几个女生在一起玩，孙秀玉总背着她哄着她，银凤对几位女生印象特别深。银凤后来嫁到了距高堡五里路的雪白村，日子过得不错。我让丑娃转达我对她的祝愿。
早饭后一出屋门，院子里一群婆姨蹲在地上，正在用报纸包裹着鸡蛋装箱。丑娃说是各家送来的鸡蛋，还有许多各色的豆子和小米，绝对的绿色环保，让我带到北京请家人尝尝。看着有说有笑忙着打包和装车的乡亲们，心里一阵颤抖。打开车门一脚迈进车厢时，乡亲们纷纷围拢过来，一再嘱咐着：
“回去向知青们问好，告诉他们早一点回来再看看我们，看看高堡村。”我双手紧握举过头顶，向大家道别：“父老乡亲们！多保重啊！”汽车依依不舍地把每一张亲切的笑脸留在了身后，徐徐的开过每一家的大门。就要驶出村口的时候，从后视镜里看到，远远地呼喊着跑来几个人。踩下刹车停住下来一看，是丑娃。他边跑边说：“这是银凤，我告诉她你回来了，她听说后骑着摩托车非要跑来送你一程，否则你走了她又要闹我几天。”这就是那个曾经特招人喜欢的小姑娘银凤，个子高高的不胖也不瘦，已经做了母亲的她，熟练地骑着摩托疾驶到面前。生活的磨砺已使她稚气不在，倒显得几分沉静几分庄重了。握手寒之后我们在村口照了一张合影，再次道别后我终于开车上路了。
打开音响放着陕北民歌：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唉？……高亢苍凉的旋律回荡在山间和耳畔。望着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峦和近前生机勃勃的庄稼果园，高堡村那一个个逝去和健在乡亲们的面容，又浮现在眼前。曾几何时我也想过：他们就这样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贫瘠但是又养育了他们多少代人的土地上，谁能帮助他们改变这么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呢？乡亲们说：是改革开放扭转了他们的命运，土地承包，农林牧副多种经营提高了家庭收入；封山育林改变了大环境；新农村建设改变了小环境。这些变化是我们和前好几辈人做梦也想不到的，虽然还是初级的小康，虽然乡亲们还不富裕，但是我坚信，只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中国农村的昌盛，高堡村的繁荣还会登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再见，可亲可敬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我会永远祝福着你们。
（作者系北京市马甸中学初六七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高堡大队插队，退休前在中国铁路物资北京公司工作。）
遥远的记忆
尹砚亭
夜深了，开往临汾的列车在夜幕中奔驰，卧铺车厢的旅客都已进入梦乡，我辗转难眠，在极力寻找那遥远的记忆……
“爸爸什么叫插队呀？”
“插队就是城里的学生到农村去当农民。”
“为什么要去插队呀？”
……
“插队好吗？”
……
“那里的人好吗？”
“好。”
这是电视剧《回首黄土地》片头序，一对父女在美术馆参观反映陕北生活油画展时的一段对话，深深地震撼了我，正是这部电视剧把我带进了那段难忘的岁月，唤醒尘封已久的记忆，悄然泛起一阵阵、一缕缕思念陕北的情愫，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提起陕北，心里都会为之一震，萌生了我要回陕北看看的想法，也成就了此次的陕北之行。
是啊，为什么要去插队呀？插队好吗？父亲陷入了沉思，没有回答女儿的问话，同样我也无法回答。
对于那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不想说什么，这段历史的是是非非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说实话，我不是那种手捧红宝书，高喊口号，奔赴广阔天地的人，我来陕北插队是出于无奈。那时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正在西南铁路建设工地的隧道里被造反派强制监督劳动改造，并被停发工资只发给生活费，由于我家孩子较多，生活一下陷入困境。学校、居委会又轮番动员，说再不走以后就是甘肃、宁夏了，我可不想去那边远地区，同时也为减轻家庭生活负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报了名。
我插队的村子在陕西宜川县阁楼公社汾川大队东岭村，那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那里山大沟深，土地贫瘠，干旱少雨，民风淳朴，人们过着平静而原始的农耕生活。
环境和生活的巨大落差，一度使我产生了失落和迷茫，一天都不想待下去，于是就发生了来陕北仅6天，不顾当地干部的劝说集体（8人）强渡黄河，冒着风雪，徒步翻越吕梁山脉，跑回北京的“壮举”。
此次陕北之行，心里既兴奋又忐忑不安，兴奋的是有生之年还能回到那片熟悉的黄土地，看看东岭村，看看村里淳朴、善良的乡亲们；不安的是40多年了，村里的乡亲还会记得我吗？会对我怎样呢？
我在陕北只待了一年，曾三次回北京，还经常去一些知青朋友处玩耍（就是人们常说的串队），总共只干了不到四个月的农活，平日里与乡亲们的交流较少，不知村里人还记不记得我，又会怎样看待我。
在筹划这次回乡时，我曾开玩笑地对同去的两位知青朋友说：“你们都在村里待得时间长，就我待得时间短，如果我回村，老乡对我不冷不热，我就不在村里住，到你们村住去。”
我的记忆里，东岭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里有广袤的黄土高原，淳朴、善良的乡亲，有喧闹的涝池、激情的云岩河，有洒落在沟壑间白珍珠般的羊群、身披羊皮大氅，头系白羊肚毛巾的拦羊老汉和高亢、苍凉的信天游……那里的一切都时时扣动我的心弦，带给我的总是一种悠远绵长、宁静温馨的感受，对东岭向往和眷恋的情感上永远覆盖着的是一方净土。
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那是一段难以述说的经历。
2013年6月17日早上8点，列车正点到达临汾车站，老潘的朋友亚东开车来接我们，在他家休息了一天。
第二天上午10点多，我们踏上了陕北之旅。汽车出襄汾路口驶上了去壶口的高速路，朋友兼司机亚东告诉我们：
“这条高速路去年才通车，全程98公里，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壶口。”
“那原来的老路还在吗？”我问。
“老路还在，还能看到。”亚东说。
“以前我们回北京走的都是那条老路。”
“老尹，还记得咱们第一次回北京的经历吗？”同在阁楼插队的老潘问。
“刻骨铭心的生死之旅，怎么会忘记呢。”
“怎么？你们回家走这条路还有故事吗？”亚东好奇地问。
老潘就将我们不顾公社干部劝阻，在黄河渡口威逼船夫强渡黄河，冒着暴风雪，徒步翻越吕梁山到襄汾，途中几近冻死的艰险经历简单地讲了一遍，大家无语，都沉思在对往日的回忆中……
许久，亚东说了一句：“你们陕北知青真不容易。”
说话间，不觉已到壶口，过大桥到了陕西地界，车沿黄河岸边的公路前行，晋陕大峡谷中的壶口瀑布还像以前那样雄伟壮观，只是觉得少了以往那种原始、古朴和野性。
“禹治水壶口始”，疏龙槽、劈孟门、凿龙门，三过家门而不入。这里承载了太多的民族智慧和美丽的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