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们还没有理解，他又说，向敌人的来路前进。他们不是从富安、安丰方向来吗，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去！参谋们这才明白，敌人离开了，那里不是更安全吗！
部队连夜出发，第二天天刚亮时就到了鲁家灶村。
站在村北的小河边看着河南那条通往安丰的小路，粟裕判断，敌人要到三仓去，一定会从这里走。他说：“不要停下来，赶快过河！”
果然，不出所料，机关刚刚过去后卫就同敌人交了火，躲过了敌人，但目标暴露了。他命令部队加速北移，中午时分到了四灶。炊事班埋锅做饭，水还没有烧热，敌人的后续部队过来了，他们只能再走。
天黑时他们到了七灶，准备停下来时又发现了敌情。粟裕果断指示，往南走！敌进我进！
凌晨，他们赶到了张家灶。敌人刚刚离开这里。队伍一边做饭，一面派侦察员出动。不一会儿就有侦察员来报告：“唐家洋的鬼子正集合在场上听一个当官的讲话，还有一些鬼子把抢来的东西押往据点去了。”
粟裕看看还没有升起太阳的东方，说，这会儿他们集合不是回去，而是想杀我们的回马枪！我们要马上走！
“往哪里走？”
粟裕指着地图，说：“往南，越过丁家所的公路，跳出他们的合围，我们到东汤家园。”
队伍又出发了，很快到了公路上。细心的粟裕发现，路上有很多皮鞋印，还有一堆新鲜的人屎。看来敌人还是刚刚过去，后面还会有跟进的敌人。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越过公路！”
我们的队伍过去不久，敌人就从海安方向开了过来。埋伏在公路边上的部队无不为粟裕的神机妙算而折服。
第二天清晨，他们全部跳出了合击圈，到达了预定地点汤家园。
提出党军“一元化”
有人说，粟裕是卓越的战略家，他经常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提出一些十分重要的见解。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作为一个战略家已日趋成熟。在根据地提出了党军一元化的领导问题，就是突出的一例。
粟裕到苏中后不久，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将苏中划分为四个分区和一个特区。第一分区包括江都、高邮、宝应三个县；第二分区包括兴化、东台、台北、泰东四县；第三分区包括泰兴、泰州、如西、靖江四县；第四分区包括如东、如中、通中、通西、通海和海启六县。地方成立联合抗日司令部，活动于顽我友结合部的兴东泰地区。
当时苏中党政军的各级领导都是分开的。为了加强统一，协调关系，苏中设立了党政军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构。在对敌斗争等方面，党政军各方的配合总的说来是好的，但也有时会出现各种问题，特别是不能适应十分严峻的对敌斗争。
1942年的六七月间，粟裕开始酝酿给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区党委发电报，建议在根据地自上而下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同时他思考的问题还有改善三结合的武装体制问题。苏中军区成立以来，区党委一手抓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使主力地方化；一手抓主力部队的发展，相对集结主力，进行机动作战和整训，已经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但是，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主力部队长期频繁作战，消耗过大，缺少整训，不利于今后的大发展；二是地方武装数量虽已超过主力，但较多用于执行警备任务，较少用于进击敌人，还不能独立担负起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三是苏中今后除第二分区北部可能稍趋缓和外，其他地区特别是第三、第四分区将更趋紧张，回旋余地更加狭窄，部队过于拥挤，容易遭受损失。
粟裕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建议抽出一部分主力团，选择较安定的地区进行整训。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由留下的部队承担，或将留下的主力团与地方团合并后承担。
粟裕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陈丕显、管文蔚、叶飞、钟期光等同志的原则同意后，于7月19日向军部和华中局发了电报。
7月29日，军部复电原则同意，对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指出暂宜慎重；对改善武装体制提出了具体意见。此后又经过反复酝酿，到1942年9月经华中局和军部批准，对全师（即第一、第四、第七、第五十二团），并予以充实加强，使主力团实行地方化，与各县团合并，成为地方团的骨干力量。经过这次整编，使军区有主力在手，随时可以对重要方向实施突击，而各分区、各县也都有较强的武装作为机动兵力，配合区游击队和民兵，担负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主力军得到了轮流作战、轮流整训的条件，地方军则大为加强，并在斗争中逐步成长，上升为新的主力。而大量半脱产和不脱产的民兵，成为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力量和不断补充壮大我军的源泉。实践证明，这次整编是成功的。
同年12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经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批准，撤销了各级军政党委员会，建立了统一领导的各级党委，作为党政军民的最高领导机构，从而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苏中区党委由粟裕任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第一地委书记兼第一分区政委韦一平，第二地委书记兼第二分区政委陈时夫，第三地委书记兼第三分区政委叶飞，第四地委书记兼第四分区政委吉洛，兴东泰地委书记董逸峰。
实践证明，这种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对于当时的对敌斗争是十分有利的，也是苏中抗日根据地能够坚持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由于敌情的严重，1942年7月，华中局、军部曾几次给粟裕发来电报，指示新的斗争形势，要求有新的方针以适应，主要内容是：一、苏中斗争是长期的，南浦襄吉是长期的对手，你们至少准备苦斗一年到两年，一切取决于熬得过，撑持得住，只要能保持骨干，即是极大胜利。二、苏中工作应以领导武装斗争、建立日伪军工作、组织领导革命两面派、领导民兵为中心，其他任务均应围绕此一中心去进行。三、全线大的突击作战，不可能改变敌人的部署，而小型武装偷袭与群众交通破坏战，则起了积极作用，一团兵力左右的突击，也需要打几次以振奋人心，全军全师的全线出击则不甚适宜。
对华中局、军部的指示，粟裕认真地做了研究，认为指示是要求苏中对敌情做充分的估计，对形势做最坏的打算。从整体上讲，这无疑是正确的。
同时，粟裕认为上级给予苏中区的任务是留有余地的。在党委会上他回顾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他说，那时的条件比现在困难得多，我们熬过来了，撑住了。当前敌我力量的对比，敌人虽有相当的优势，但我们并不是绝对的劣势；我们在社会基础、群众基础上更有强大的优势。苏中抗日根据地是能够长期坚持，并且能够对全局做出较大的贡献的。关键是既要防止对敌情缺少清醒的估计，不顾实际地盲目硬拼；更要防止在严重形势下看不到有利因素，丧失坚持原地斗争的信心，消极地化整为零。
为此粟裕提出了“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的方针，确定以武装斗争为主，进一步处理好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关系。在作战指导上，我们认为对付敌人的“清剿”和“清乡”，的确比对付“扫荡”更困难，但是敌人兵力不足，不可能在苏中全区同时进行“清剿”或“清乡”，使我们有可能选择敌人的弱点和后方予以突击，迫使敌人推迟或局部更改部署。我们要求区别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基本区、中心区、游击区和边缘区、敌占区，“清剿”、“清乡”区和非“清剿”、“清乡”区），力求把敌人进攻的重点压缩到更小的范围内，以利于全局的发展。
正是由于党委书记粟裕解决了上述几个方针性问题，对苏中坚持原地斗争和以后的大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统管新四军第一师、第六师
这一年粟裕还经历了一件大事，就是新四军第一师、第六师合并。
苏南反“清乡”斗争后，1947年8月，第六师师部及所属第十八旅陆续北撤到苏中第一分区。
苏中第一分区的地理位置很重要，1940年我军北渡长江后即在江都开展工作，黄桥决战后，又派人进入高邮、宝应两县，苏中区党委成立后，派惠浴宇等同志去开辟、建设江（都）高（邮）宝（应）地区。第十八旅到达后，决定由第十八旅经营第一分区，把这里作为恢复和发展苏南的出发地和后方基地。
1942年３月正式成立苏中第一分区、苏中第一行政专员公署、中共苏中第一地委。1942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六师番号不变，统一由第一师指挥，谭震林同志任第一师政委。但是，谭震林同志未曾到职，后调军部别有任用。这时，苏南的丹（阳）北地区和澄（江阴）（无）锡虞（常熟）、苏（州）常（熟）太（仓）地区也已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以后在长江以南、京沪铁路以北分别成立中共苏中第五地委，地委书记金柯，和中共苏中第六地委，地委书记钱敏。
1942年苏中部队统一整编，为加强苏南工作，经华中局、军部决定，由王必成同志带领一师二旅四团、教导队和盐城、兴化警卫团各一部共2000人渡江南下，在溧阳地区与第六师之第十六旅会师，合编成一个旅，番号仍用第十六旅。
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1942年10月，中央军委命令第一、第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粟裕任师长兼政委。
这一段时间，粟裕的工作更忙了，事情更多了。既要抓对敌斗争，又要搞根据地建设，还要协调很多的内部关系，因而也就更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和才干。
粟裕对苏中是很有感情的，对苏中的斗争也是很怀念的，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他总结苏中的情况时说，综观1942年，日伪军对苏中根据地的“扫荡”，四五百人的小“扫荡”平均每周一次，千人以上的较大“扫荡”平均每半个月一次。从开始反“清剿”的6月到11月中旬，日寇增设据点49处，使苏中区日伪据点增加到339处，增修公路19条，全长450公里。我苏中根据地又有所缩小，部分游击区变成敌占区，但是，全区仍然保持着相对稳定和基本区，仍然保持相当数量的主力部队，各分区仍然保持着一定范围的中心区和广大的游击区，各县武装坚持在县境内进行斗争。同时边区、敌占区工作和日伪军工作有了很大发展。经过全面建设，根据地更加巩固，各项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了。
危难之中的粟裕
火烧篱笆300里，短枪队显神威，反“清乡”运动显成效
从1943年开始，粟裕领导苏中军民进行了一场反“清乡”的人民战争。在这场斗争中，苏中军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粟裕也在斗争中显露出十分成熟的军事家和军事战略家的才干。
这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日子，日寇开始“清乡”，叫嚣“6个月内把新四军消灭干净”！粟裕坚守苏中。
说起反“清乡”斗争的由来，必然要说到当时的历史背景。
1940年11月，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决定，要在中国的华北、华中占领区彻底“整顿治安”，“彻底开发并获取国防资源”。1941年年初，日本侵略军提出了在华北搞“大扫荡”，在华中搞“清乡”的方案。
此后不久，日本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团司令官泽田莽中将和派遣军总部参谋、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军事顾问晴气庆胤，具体制定了“清乡”的实施计划。
这份计划很快送到了他们的最高决策机构——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和日本派遣军总司令俊六大将手上。
他们一拍即合。汪伪政权想利用这一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巩固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因而这一计划被他们视为国策。
很快，伪政府成立了所谓“清乡委员会”，汪精卫自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世群任秘书长。于是一场“清乡”的闹剧就开始了。
日伪的“清乡”是从苏南开始的，苏南区党委和新四军六师经过艰苦奋战，进而转为隐蔽坚持，原来在那一带活动的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奉命撤出苏南，进入了苏中一分区。
对此，汪伪政权大吹所谓“清乡”的胜利，并很快制定了“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确定苏南继续“清乡”，在浙东进行“清乡”试验，而“清乡”的重点放在了苏中抗日根据地。他们首先选定的“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就是苏中的四分区。把天生港、丁埝一线以东，丁埝、马塘、南坎一线以南，东至黄海，南至长江的地域划为“清乡”范围。
日伪方面调兵遣将，把在苏南参加过“清乡”的日军第六十一师团的四个大队和部分宪兵调到了苏中，同时把伪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三师、第三十四师也调集过来，再加上这里原有的警察、特工和行政人员，先造成了所谓军事上的优势。
为了把这里的抗日武装力量一网打尽，他们构筑了175公里的竹篱笆封锁圈，三里一堡，一里一哨。“清乡”区内的重要集镇和村庄，都驻有敌伪人员，同时封锁了长江边的大小口岸，仅有的少数出口，也派重兵把守，彻底切断了这里的交通。完成这些部署以后，日伪叫嚣：“6个月内把这里的新四军消灭干净！”
应当说，新四军的一些同志对1943年的形势的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在1942年冬天召开的南坎会议上，苏中区党委传达了上级关于“今年打败希特勒（指1942年），明年打败日本（1943）”的政治口号，对反“清剿”胜利后的形势盲目乐观。宣传上强调了反攻和抓紧反攻的准备，而忽视了对未来艰苦斗争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