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紧锣密鼓的行动,情报部门很快报告了粟裕。此时人们头脑中的弯子一时转不过来。粟裕却以他军事家的敏感,很快意识到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在党委会上,他指出1943年很可能是苏中最艰苦和最困难的一年,要有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精神和物质准备。
1月15日,粟裕主持制定了《关于彻底实行精简的决定》,明确指出“清乡”的形势严峻,要求彻底精简和实现党政军领导一元化,并从坚持斗争的需要出发,在编制方面作出具体的规定。他又和陈丕显、管文蔚等同志立即到各个分区去传达这个决定。他说,这项工作一定要在3月底以前完成,否则是无法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
此后,在全师直属队干部会上,粟裕又响亮地提出了五项政治口号:
(1)一切为了坚持原地斗争,反对退却逃跑;(2)一切为了胜利,反对盲目硬拼;(3)一切为了革命利益,反对个人打算;(4)一切为了战争胜利,要做困难时的英雄;(5)巩固党内外的团结,拥护党的绝对领导……
紧接着他又和苏中军区的领导同志商量,在制定反“清乡”斗争方针的同时,先发制人,让一部分主力部队跳出敌人的“清乡”圈,打乱敌人的部署,鼓舞群众的情绪。
在敌人占有很大优势的情况下,下这样的决心并非易事。不仅要有胆略,还要有敢打必胜的信心。谁先打,谁打头阵?粟裕决定,师部特务团先下手!1月23日,特务团主力以快速的行动,攻下了如皋县曹家埠的伪军据点。第三旅和四分区的主力也乘敌调防之机,攻入了金沙、余东、小洋口等十多处据点,还掩护群众烧了敌伪用来搞封锁的大量毛竹……这些行动使得日伪的“清乡”活动推迟了一个月,到4月份才开始。
在粟裕的主持下,苏中区党委制定的反清乡的总方针是:以公开的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这一方针是粟裕和他的战友们根据苏中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在党委会议上,粟裕很自信地指出,苏中和苏南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要根据苏中的情况决定我们的方针。
敌人“清乡”的重点在四分区,而四分区的情况是:临江濒海,水网交织,背后有苏中区做后盾。同时这里有坚强的武装力量,这里的部队和地方武装都有同日伪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可以在军事斗争中占有主动。这里的地方工作基础也好,并且在1942年的反“清剿”斗争中经过锻炼的考验。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苏中区领导已经在领导体制斗争方针、组织形式、物资储备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领导机关已经处于有备状态。
同时他也指出,要看到这场斗争的严酷性,要做最坏的打算。
3月初,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向全区军民发布了反“清乡”紧急动员口号,号召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3月24日,粟裕来到了敌人清乡的重点四分区,具体检查这里反“清乡”的准备工作,和四分区地委的同志一起研究反“清乡”的方案。他对地委的同志说,只要我们坚定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1943年4月1日,敌伪对“苏北第一期清乡地区”发起军事“清乡”——此粟裕率领苏中军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清乡”的伟大斗争。
火烧篱笆300里——反封锁、反编查有声有色;短枪队显神威——汉奸、鬼子闻风丧胆。
说到反清乡的斗争,不少新四军的老同志都说,一定要写上粟司令带我们火烧竹篱笆300里,那可是很壮观的事情啊!可见此事在老同志心目中的地位。
其实这只是反清乡斗争中反封锁的一个步骤。日伪搞“清乡”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对根据地进行封锁,圈竹篱笆是重要手段。他们想以此把新四军和其他抗日力量圈住,甚至还宣称:“篱笆打成功,清乡就成功。”“篱笆打好了,新四军跑不了。”
起初这种办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我们的部队和群众的行动受到了相应的限制。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根据地的军民想出了很多破坏竹篱笆的办法。有的乡把篱笆成片地拉倒,有的乡放火烧掉他们那里的竹篱笆……“能不能统一行动把敌人的竹篱笆彻底破坏掉呢?”粟裕向一师的有关部门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各分区的响应。人们说,是应该有个大行动把他的竹篱笆全部烧掉!
“那好,咱们选个好日子,全区统一行动,来个火烧竹篱300里!”
时间定在了党的生日——1943年的7月1日。
这一天,苏中三分区和四分区和4万多群众,一起出动,在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的掩护下,趁着夜色,点燃了竹篱笆。一时间100多公里的土地上,火光冲天,劈劈啪啪的燃烧声像是密集的枪响。
几乎与此同时,民兵们锯电杆、割电线、破公路……一夜之间把这里敌人苦心经营的封锁线彻底破坏了。
敌人不知虚实,始终没有敢动手,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精心编织的篱笆变为灰烬。
日伪编查保甲制度,是用了中国封建统治对付农民的办法,搬来了华北“强化治安”和苏南所谓“清乡”的经验。基本做法是:十户编成甲,设一甲长;十甲编成保,设一保长。实行一户犯法,十户同罪的连保连坐法,强迫户与户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告发……
伪“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把这些当成法宝,他说,清乡工作之推进,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政治,保甲占很大的作用……
为了推行这一制度,他们还专门在苏州办了保甲指导员训练班。在他们的清乡特别区公署设保甲室,委派正副主任和保甲指导员;乡一级设“编查委员”;再加上伪政工团员伪军警组成编查小组……苏北的“清乡”主任公署每月召开一次保甲指导会议,督促检查。
刚开始,敌人采取所谓“和平编查”,挨家挨户地登记户口。这种方法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抵制,他们又采取武装编查的办法实施强行登记。
对于敌人的这些行动,粟裕和苏中的领导同志要求全区军民一定要全力以赴,粉碎编查。要求身份公开了的党员和干部、青壮年临时转移,留下老弱敷衍搪塞。同时区队基干民兵在封锁圈边沿进行原地斗争,运用麻雀战、阻击战、伏击战等形式,袭扰日伪军。只要他们一撤,我们的干部立即行动鼓舞群众斗志。在靠近敌人据点的地方,则要利用两面乡长、保长,搞慢编、乱编、假编,或在敌人编好后配合游击队民兵把门户牌烧掉,然后到据点搞假报告,搞得敌人分不清真假……
抓锄奸斗争。对敌斗争是十分严酷的,在反“清乡”的斗争中,日伪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我干部群众,“点天灯”、“滚钉子”、“活埋”等无所不用其极。仅在南通的一个村子一次就活埋干部群众50多人。对于这些罪大恶极的汉奸,必须毫不手软地进行斗争。
粟裕指示,以四专署的名义发布《反清乡期间紧急治罪条例》要求对那些极其反动的汉奸就地处以极刑。同时向全区军民发出号召“每月每乡消灭一个敌人”!
5月13日,粟裕又给一、二、三分区发出电报,要求他们全力支持四分区的反“清乡”。这份电报说:
一、招一、二、三分区各组一短枪队(20~50人)由各该专署保安处长或部队锄奸部门得力干部率领,前往四分区协助进行捕杀“清乡”人员及执行锄奸策反工作,并由军区派周林(军区政治部锄奸部长兼行署保安处长)前往统一指挥之。各分区之短枪队务必由各县、各分区挑选精干优良者组成,使他们在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中得到实习的机会,成为将来各分区反‘清乡’斗争之骨干……四、各分区参加四分区反“清乡”之短枪队,可以竞赛方式进行反‘清乡’的斗争,本部评判优劣,并对优秀者酌予奖励,但各队不能因竞赛而违反政策。将来“青纱帐”起,各分区还可挑选特等选手前往参加。
这支队伍成立后,深入据点,到敌人的老窝里去打击那些对我有很大威胁的汉奸——那时的武工队(群众称之为短枪队)可说是令汉奸闻之胆寒。说不定哪一天就被武工队“扎了粽子”。
这里所说的“扎粽子”,就是指把那些罪大恶极的汉奸捆结实扔进河里淹死。与此同时,在对付那些汉奸和死有余辜的家伙,人们创造了许多办法:
赶鸡入窝——对那些掉队或单独行走的敌人,到他们的跟前去吓唬他们,说新四军就在前头等他们,叫他们到安全的地方去,这安全的地方就是民兵的埋伏圈。
背娘舅——乘敌人不备,摸过去,用绳子套住脖子,背起来就走。
箍铁桶——专门对付在路上行走的单个敌人,一个从后面冲上去拦腰抱住,另一个冲上去夺走敌人的盒子枪。
……
这些办法还真的管用,两个来月的时间,就处决特务汉奸270多人。从苏南调来的“清乡”队员被捕杀了大半。他们原来还准备从苏南调的两个“清乡”大队也没有敢再来。许多“清乡”人员长期请假,躲在城里不敢下乡……
这样就使城里的敌人没有了耳目,“清乡”的目的也就无法实现了。
圈里圈外同时动手,灰色部队开始行动。若干年后,粟裕为“灰色部队”正名。
跳到“清乡”圈外的部队,遵照粟裕的指示,积极寻找战机,狠狠打击日伪,有力地配合了“反清乡”的斗争。三旅七团在团长严昌荣、政委彭德清的率领下,转移到兴化盐城地区。
5月,他们连续发起攻势,攻克钓鱼庙、黄庄,奇袭戴家窑,迫使准备向四分区增兵的伪二十二师只能待在原地。减轻了四分区的压力。
南通警卫团的一部,在副团长罗桂华、政治处主任韩念龙的带领下,在清乡的边沿地区的平潮、白蒲一带打击日伪军,还伏击了苏北清乡公署头子张北生的汽车,把他的随从人员打死……圈外的这些活动,也时常让日伪心惊胆战,达到了配合圈内行动的目的。
在反“清乡”的多种形式斗争中,还必须提到一种特殊的斗争形式,就是当时汤景延、顾复生、沈仲彝领导的通海自卫团,奉命打入伪军内部的行动。
这支被简称为“汤团”的部队,原是通海地区的地方部队,这支部队有一定的灰色背景。
1943年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当时的严峻形势和对敌斗争的需要,决定利用汤景延同志特殊的社会关系,打入敌伪内部,进入通如海启的“重点清乡”地区,用特殊的形式,相机配合反清乡的斗争。
所谓特殊形式,就是利用他们的合法身份,为我们做工作,做我们的队伍不便做的工作。比如他们控制沿江的港口,确保了我苏中和和东南的交通联络;使我军购买的军需物资能顺利运到苏中,掩护我党政军人员能从这里通过;还为苏中的反“清乡”斗争提供了很有用处的情报;对于那些特别反动的汉奸,我们从外部不好处理,他们很容易地就为我们解决了心腹之患……
1943年9月,第一期反“清乡”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苏中区党委审时度势,决定汤团举行军事暴动,把这支所谓“灰色部队”拉出来。9月29日晚,汤景延把敌人派到他那里的特工组长等6人全歼,同时解决了伪行动大队和伪六区区公署,其他部队也一起行动,在主力部队的接应下,全部到达指定地点。
“文革”期间,有人污蔑这支队伍投降了敌人。对此,粟裕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说明是当时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根据斗争的需要决定的,不是什么人叛变投敌。
粟裕书写公开信,敌军工作见奇功
反“清乡”的斗争,不光从武装斗争入手,还进行了不少的敌军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反“清乡”开始以后,粟裕就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利用敌人矛盾,达到我们的目的?
他认真分析了苏中地区伪军的情况。这时的伪军已经有了新派和旧派的区别。所谓旧派是指原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中的投降部队和地方上的妥协势力,这一派仍有民族意识和地方观念,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们同日本人的矛盾增加了。新派是指由日本和汪精卫政权扶持起来的力量,以日本买办和特务为主,其代表人物是“苏北清乡主任公署”的主任兼伪保安司令张北生。这些新派是日寇对华新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在研究对敌斗争的会上,粟裕提出,对这些敌人应该有不同的策略。对新派和旧派中的矛盾要充分利用。总的方针应该是利用旧派打击新派。利用旧派,又不能使他完全胜利,打击新派也不能让他完全失败;让他们相互牵制,力量对消。在必要的时候,给旧派一点甜头,让他们和新派斗起来。
1943年3月1日,粟裕给各旅和各分区发出电报,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他的这些思想:
一、反“清乡”总的策略方针,是团结一切反“清乡”势力,集中力量反对敌人“清乡”。对于日伪“清乡”阵营中之对“清乡”不满的消极分子,不论其出发点与立场如何,也不论其力量大小与时间久暂,我们均应争取,以便孤立主持“清乡”的敌人。
二、根据上述方针,对此次“清乡”的日伪,我们原则上应该是支持旧派(老伪军)以反对新派(张北生等),但我们不是支持旧派使新派向旧派妥协,也不是支持旧派使新派完全失败,而是使新、旧两派的矛盾加深,而久拖不决而无法进行“清乡”。如果使新旧两派中任何一派取胜,则必将加强其对我“清乡”之力量,对我不利。在目前敌人实施对华新政策后,新派将取得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应基本上支持旧派反对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