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对毛泽东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黄克诚因为唱“反调”被撤职的事情不下十次。
打曹甸，他和刘少奇、陈毅的意见有很大分歧。
两次与众不同的讲话，一对毛泽东，一对林彪。
说起黄克诚大将，熟悉他的人会告诉你他的两个很不雅的绰号-“黄瞎子” 和“黄老头子”。
叫他“黄瞎子”是因为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没了眼镜就模糊一片。有时候夜行军，前面的人说有坑，要跳一下，他就跟着蹦。有一次前面的小鬼和他开玩笑，没有坑也跳一跳，他在后面也跟着一蹦一跳，逗得人们直乐。还有一次，他看到前面有个影子，以为是他们司令部的什么人，就拍着那人说：“小伙子，好好走！”人们又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那是一匹白马的屁股……
叫他“黄老头子”，是因为他有气管炎，咳起来很厉害，再加上他又不注意衣着打扮，有时候和农村的老人别无二致。
这里说两个故事。一次，他到十旅的司令部去。到了门口，站岗的卫兵不让他进去，说这个老头子要找谁？他说，我要找你们的刘震司令！
人家不给找。后来就惊动了刘震，他出来一看，是黄克诚，就说：“这是黄师长！”
经过1959年的磨难，他又重新工作后，到总后去找洪学智。卫兵又把他拦住，问：“你这个老头子要找谁？”
他说：“我找你们部长。”人家说什么也不信。他说，你们找他来问问……
别看黄克诚的身体不是很好，“他的骨头却是很硬的！”这在党内外有口皆碑。他一生坎坷，多次挨整，但秉性不改，还是敢说，敢讲，敢唱反调。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忠心耿耿、犯颜直谏的忠臣。黄克诚与他们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共产党人，只要是出以公心，就应该敢讲话”。
在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日子里，人们常常慨叹，现在谁还敢唱“反调”啊！
这足以说明唱反调之艰难。我们这里记述的正是这位黄克诚大将敢唱“反调”的几件事。
黄克诚对毛泽东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在庐山会议上，他明知唱“反调”不会有好结果，但他还是说了真话，甚至在毛泽东请他吃饭的时候，他还和毛泽东争论。
他是被毛泽东电召上山的。
上山前，他曾经到过湖南农村，也见到过彭老总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所反映的情况。说实在的，他是反对“大跃进”的。
有一次，他在中央书记处开会，听谭震林讲山东的农业情况。应该说，谭震林是“大跃进”的支持者，谭异常兴奋地说：“山东的小麦亩产平均可达400斤哟！真是了不起！”
黄克诚听了直摇头。那时候小麦的产量还比较低。
会上，他拉住这位老战友，说：“老兄，山东的小麦亩产平均多少？”
谭老板和他也不见外，他们不仅是湖南老乡，在新四军的时候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说：“不是说过了嘛，400斤嘛！”
黄克诚说：“你骗鬼去吧！”
谭震林说：“我亲眼见的嘛！”
“你要说，有的地方亩产400，我信；要说平均400，只有鬼才信。”
可惜那时他的意见还是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对搞人民公社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大势所趋，但他认为是搞不好的。他对周小舟、王任重等人说过：人民公社挂个牌子，先看看，别急……
后来他到过湖南农村，对邵阳等地的小高炉炼铁颇有看法，给那些想听他说好话的同志泼了一瓢冷水：“你们这么搞，太不划算了，浪费资源，劳民伤财……”
同时，他对湖南没有搞强迫密植表示支持。他说：“这就对了嘛，这样你们的粮食就比湖北、广东多了些，那里已经有人吃不上饭了。”
说这些话时，黄克诚的心情是沉重的。
他还对当地的领导同志说：“这几年，我们党内，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不敢讲真话，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看风说假话的反被提拔重用。”
他还说：“有些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瞎指挥，下面怕戴‘右倾’的帽子，就大放卫星，讲粮食亩产几万斤，一个县讲生产多少万吨钢……”
正因为有了这些，他上山以后的表现就不难理解了。
他上山时，庐山正是云雾弥漫的时候。彭德怀的意见书已经在会议上印发了。
他到的当天晚上，李锐、周惠和周小舟来看他，和他谈起了山上的情况，认为在小组会上不能多谈缺点，谁说了都会有压力。
黄克诚说：“我在书记处会上讲过，我黄克诚也算是个敢讲点真话的人，现在也不好讲了。”
说到彭老总的信，他说：“写信干什么？有话去找主席说就好了。”
“你对那封信怎么看？”
“我没有细看，粗看了一下觉得有问题，有漏洞，还有刺。按照实际情况，缺点还可以说得再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说。”
为什么不能对彭说，黄克诚当然知道。虽说是中途上山，但当时的大气候他是知道的，关于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历史上的那些恩恩怨怨，他也知道。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看法上有分歧，而且支持者占了上风，他更是清楚。
对毛泽东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叫他上山，他也明白，叫他上山来自然是要他讲话，讲话也自然是要按毛泽东的意思来讲……
明明知道这些，但到了小组会上，他的发言还是有他的性格特点，还是他黄克诚的风格。他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十足，更踏实。”
他对前些天会上讲大跃进不足的《会议记录》中的三条缺点，还觉不够，还要补充以下几条：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二、比例失调。三、1959年的指标过大。头一条为主导，后两条与之有联系。
在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他干脆说：“我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也可以。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
越说他越有气，“现有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
高扬到了一趟河南，看了几个地方，发现他们放的卫星不对头，炼的钢不能用，产量也不实，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结果材料转到了省委，省委大发雷霆，还不是因为说了你的不好的一面。这种风气很不好，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讲缺点。”
有好心者向他使眼色，他不管，还是要把心中的话都说出来。“去年开始，有了那么一股风，就是铺张浪费。不要说别人，就我们中央，出来开会，不是也铺张吗？我自己也吃了，也玩了，但心里头不舒服。开会带戏班子，这好吗？
我们一天到晚对群众说，要人家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可我们的干部吃那么好，群众听吗？……”
他的这些话受到了一些同志的欢迎，也和一些同志发生了争论。他事后回忆说：“我当时的火气也蛮大。”
至今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说起黄克诚的这次发言来，还都记忆犹新，说黄老那是掏心窝子的话啊！
那次会上，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等和他谈过话，要他和彭德怀划清界限，但黄克诚总是“执迷不悟”。
实在不行，毛泽东要亲自出马和他谈话了。
作为毛泽东提名的总参谋长，应该说他身上有毛泽东欣赏的东西。毛泽东找他一起共进了晚餐。
毛泽东谈话历来是天高地阔，无所不谈，说目前的形势，也说历史上的情况。
当他们谈到当年四平保卫战的情况时，毛泽东突然问：“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黄克诚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
“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
这时黄克诚说出了字字千钧的一句话：“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这就是黄克诚。这也正是人们说的，刀架在脖子上了，他还和别人论理。
黄克诚不这样认为，毛泽东是他信任的领袖，他认为就应该向毛泽东讲真话甚至提出批评，并希望毛泽东能够从谏如流。
此后毛泽东又和他谈过许多，几乎每件事都有争辩，只是不同程度罢了。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主席给我戴五顶帽子。我和他争论起来了，说我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我不同意。我和彭在一起共事，有的事情见解一致，但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分歧也很大，怎么能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呢？说我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我说，我怎么是彭的政治参谋长，是你调我来当参谋长的嘛！
我说我不行，是你非要我当。再说，他在山上，我在山下，相隔几千里……还有一顶，是说我们是湖南集团，我也不接受，同是湖南籍，在一起多说点话就叫湖南集团？主席说我们是军事俱乐部成员，我们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啊？如果说我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我还是承认的……
……
黄克诚如此说法，也就必然会有后来的结果，因而有人说，黄克诚是自食其果，这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黄克诚因为唱“反调”被撤职的事情不下十次
如果说黄克诚在革命队伍中敢唱“反调”，那么，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他因为唱“反调”被撤职的事情，恐怕不下十次。
说来话长了。我们只能拣几件很有特殊意义的事情说一说。说起来今天的年轻同志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正在占上风。湘南特委坚决执行这条错误路线，提出耸人听闻的口号，就叫做：“烧烧烧！烧掉一个旧世界！”“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
这些“左”倾盲动主义者，异想天开地以为烧光杀光了，敌人来了没有房住没有饭吃，就可以不打自退了。
当时在永兴县委工作的黄克诚接到的指示是：县衙门要烧！土豪的房子要烧！县城的街道和商店也要烧！从衡阳到坪石公路两侧15里要统统烧光！
天啊，怎么能这么干呢？
县委书记对黄克诚说：“必须坚决执行命令！”
黄克诚据理力争：“这么干老百姓是反对的，弄不好要出乱子。”
“出什么乱子？这是对敌人狠不狠的问题！你黄克诚是什么立场？”
“什么立场？老百姓的立场！”
“你是‘右’倾！对敌斗争不敢下手！”
“这不是对敌斗争，这是烧房子，我们这么干，老百姓不同意的！”
“你这是尾巴主义！！”
“你这是盲目蛮干，后果你来承担？”
年轻气盛的黄克诚不听这位书记的意见。
县委书记最后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你必须执行！”
“这是错误的，我无法执行！”
“你不执行我就要严肃处分你！”
当时，黄克诚的心目中，党组织是无比神圣的，他可以反对一些人的决定，但绝不可对抗组织。
但在执行时他还是大大地打了折扣，只烧了县衙门而没有一条一条街地全烧，大部分房屋和商店硬是保留了下来。
从此，黄克诚就开始有了唱反调的名声。
实践证明，黄克诚的反调唱得是有道理的，当时坚决执行了湘南特委指示的郴县县委，引起了农民反水，把县委的干部几乎杀光了。
由于黄克诚一再和县委唱反调，县委就开会批评他“右”倾，要他写检讨。
黄克诚说，我没有错，写什么检讨？
于是，他的县委委员当不成了。
他到三军团的时候正是“立三路线”占上风，上上下下都吵嚷着打大城市。
黄克诚认为这是头脑发热，拿我们的那点力量去打大城市，好比以卵击石。他给军团长彭德怀写信，陈述自己的看法。三军团打下平江之后，研究下一步行动，他又提出反对攻打大城市的看法，因而受到严厉批评，撤销了准备委任他为纵队政委的任命。
1932年，红一方面军决定打赣州，兵临城下了，他又大唱反调，在行军路上和彭德怀吵了起来，说：“彭老总，你这是半个‘立三路线’！”彭德怀也是执行上级指示，他说：“不管什么路线，要打就得打胜！”结果，打赣州失利，黄克诚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主动撤出战斗，从而保存了实力，幸未被追究。
但后来，他因为支持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反对错误的中央指示，被批判了一个多月。他和军政委贺昌吵了一路，走路时吵，住下以后还接着争论。他对贺昌说：“我们要争论20年！”
这里我们要多说两句黄克诚和彭德怀的关系。
黄克诚自己说过：“我和彭老总的关系，可以说是合作了一辈子，也吵了几十年，有时候是他对，有时候是我对。我当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时，在大楼里吵，不少机关干部都说，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吵哇？为了工作，言不及私，吵了也不会影响关系。”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后，三军团在广昌开会。黄克诚因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被撤了三师政委的职务。
红军长征途中，他又因为提意见反对打消耗战，被认为是“右”倾，调离他所在的三军团四师，当了司令部的侦察科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苏区打“AB”团，一开始，黄克诚也跟着杀过人，这使他一生痛悔不已，直至晚年，还在为此痛心。到了大打“AB”团的时候，他就拒绝再乱杀人了。他还安排被怀疑是“AB”团的人藏起来，坚决顶住肃反委员会的杀人命令，其结果不仅是被撤职，险些自己也掉了脑袋。
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黄克诚在新四军第三师又唱起了反调。
1943年的春天，正是莺歌燕舞的好时光，我们的革命队伍内部却刮起了一场冷风——上级要搞什么“抢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