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走进怀仁堂(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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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敢唱反调的大将黄克诚(2)

对此黄克诚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知道一旦发生了逼供信,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对华中局的领导谈了自己的看法。但当时,中央下来的指示,不敢不执行,他们也很难啊。

对中央的指示,黄克诚也不能不执行,但他有自己的办法:在他所领导的三师七旅搞一个小小的试点,他亲自坐镇,实地考察。

“抢救”一展开,问题就出来了。被抓起来的人,特别是小知识分子,一经审问,就开始乱供一气,咬出了许多人,根本就是瞎编出来的。

黄克诚来听汇报,听着听着,他坐不住了,说:“好了,这样下去,七旅很快就能‘抢救’出一半人来。”

当时被派去搞这项工作的同志说:“那怎么办啊,怎么向中央交代?”

“马上停下来,有问题我负责。”他说这话的时候斩钉截铁。

“马上把抓起来的人都放出来,把他们的善后工作做好。绝不能再这么搞了。”

这话如今听来很简单,但当时是有很大压力的呀!

回到三师,他下令,所有部队停止“抢救”,发现有问题的人,按照正常的手续处理。

一些好心人劝他说:“这样和上面对着干,怕会有麻烦吧!”

黄克诚说:“我一个人有点麻烦,没有关系,我也不怕麻烦。要是那么多的人都有麻烦,可就真麻烦了。”

不久,华中局召开整风汇报会,黄克诚又遇上了新情况。他和七师政委曾希圣住在一个房间。平时两人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这一次,曾希圣却好像有什么心事,不怎么讲话。

晚上熄了灯,黄克诚说:“希圣,你有点不对头啊,出什么事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你骗不了我,有什么事尽管说,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帮忙。”

曾希圣还是不说。看来情况复杂。

夜晚,曾希圣睡不着,黄克诚也没睡着。曾希圣披上衣服下了地,他也跟着下了地。

在有些春寒的夜晚,两个战友又谈了很久,曾希圣才说出了真实情况。原来曾希圣的爱人余叔被人揭发,说她可能是个特务,现正在受审查。

“余叔会是特务?”黄克诚不信。

曾希圣不说话,只抽闷烟。

“你信不信?”

“人证、供词都在,我不信又有什么办法?”

“是什么人供出来的?”

“二师政治部的。”

“她怎么知道?”

“她们在上海的时候是同学,在上海的时候就……”

黄克诚摇摇头,说:“别人不了解你的老婆,你还不了解她吗?这样吧,我把这个人找来问问。”

会议休息时间,黄克诚找到谭震林,请他通知二师政治部把那个女干部叫来。

那个女同志来了,黄克诚说:“你谈谈你是怎么加入特务组织的。”

“那是一个漆黑的晚上,我去参加我们一个同学的聚会……”

她讲得有声有色,还说了一大套怎样进行特务活动,她说得越是形象,黄克诚越是怀疑,等她说完,黄克诚问:“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真话!我从不对组织说假话。”

“这就好,我问你,你说的这些话,是不是有人要你这么说的?”

“不是……”

黄克诚已经看出她说话的态度和前几句都不一样了,于是又耐心细致地给她做工作,告诉她,要是说了假话,对组织、对同志、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就是有压力也不能说假话。

听着听着,这个女同志忽然大哭起来。

黄克诚又安慰她,不要哭,只要说真话还是来得及的。

她哭着说:“我的那些话都是假话……”

“你为什么讲那些假话?”

“刚刚搞‘抢救’时,我讲的是真话,可人们不相信。开一次会,又开一次会,我被他们整得没有办法,只好瞎说一气。我瞎说了他们就不整我了。我越是瞎编,越是受表扬……”

黄克诚找到谭震林,对他说:“谭老板,这种‘抢救’办法真是害死人啊!

连曾希圣的老婆也给‘抢救’了。”

谭震林也觉得很是吃惊,说:“真是这样子吗?”

黄克诚又问:“你们那里一共‘抢救’出了多少特务?”

“一个团大概有百十人的样子。”

“哎呀,这怎么得了哇!一个团要有那么多的特务,你们离敌人那么近,你们又把他们反复审查,那部队还不乱了套,人还不跑了?”

谭震林说:“一个也没有跑。”

黄克诚有些激动了,说:“老兄,我们那么整人家,人家一个也没有跑,哪有这样的特务!赶快给人家平反吧!”

谭震林说:“是这个道理。”

黄克诚又找到当时主持工作的饶漱石,也把这个道理说了。饶漱石也觉得这么搞有点问题。

黄克诚说:“别的地区我们不清楚,我们这里应该对被‘抢救’的干部甄别平反。”

饶漱石同意了。

打曹甸,他和刘少奇、陈毅的意见有很大分歧

这是1940年的事情,当时新四军黄桥决战胜利以后,韩德勤退守曹甸、车桥、兴化一线。如何解决这股顽军,是新四军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时指挥部的意图是,借黄桥决战的东风,攻占曹甸,一举消灭韩德勤。

作为五纵司令员的黄克诚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认为我们主动去打韩德勤,是不合时宜的。当时还在搞统一战线,和国民党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们的队伍刚刚到达淮海、盐阜地区,顽军残部和土匪、特务和反动地主武装到处捣乱破坏,根据地内部很不稳定,当务之急是,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而敌人的情况就很不同了,那里是他们的老窝,要想一下子吃掉他们是很难的。

他把自己的意见向华中指挥部作了陈述,但没有被认同,中央批准了攻打曹甸的计划。

军令如山,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黄克诚虽然不同意这样打曹甸,但他必须执行命令。

战斗是11月29日打响的。在隆隆的炮声中,黄克诚又给华中总指挥部发了电报,对曹甸战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电报中说: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东安、宜黄、南丰……直至会理、甘泉等战役,均如此证明),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伤亡可能。

……我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其战法:

一、首先在4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

二、肃清4个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的敌人,将其完全逼入四据点内。

三、逐步筑垒掘进。

四、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劳。

五、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

六、探悉到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定强攻,请集中新四军、五纵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黄克诚的意见又一次被认为是保守而不予理睬。

结果,此战没有完成预定目的,敌人虽有较大伤亡,而我们有2000多名将士血洒苏北……战后,自然要总结经验教训,当时的华中局领导认为,这完全是因为黄克诚的“右”倾保守造成的,因而撤了他的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务,保留了政治委员的职务。而实际上,由陈毅兼任的司令员,并没有到任,五纵司令部的事情还是要黄克诚来管。

后来,在阜宁召开干部会议,专门批评黄克诚。黄克诚当然不服气,他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意见。

会场上的气氛十分的严肃,刘少奇、陈毅都在场,他们都对黄克诚的态度不满。

黄克诚说:“我没有必要检讨,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的失误。”

“黄克诚,你这是什么态度?”

“这是推卸责任!”

“就是因为你‘右’倾,你有自己的想法,而没有认真执行军部的决定!”

……

会上吵,会后黄克诚找到陈毅,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他说:“你是我的老上级,从红军时期我们就在一起,你就是我的领导,你说,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

陈毅说:“这次的事情,你是提出过意见,但后来没有打好,你是有责任的。”

黄克诚说:“我事先提出了意见,打起来后也提出了办法,你们就是不听,五纵主力全部出动,由上级统一指挥,仗没打好怎么能怪我?”

……

为了顾全大局,黄克诚在会上作了一个检讨,对有些问题讲了自己的看法。

有些事情,是要沉淀一下才能解决的。如果双方都在气头上,问题是很难说清楚的。

这里我们不能不再次说到胸怀坦荡的陈老总。到了1942年,他在总结曹甸战役时说:“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