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凤智郑重其事地向刘昌义宣读起了那份盖有萝卜大印的“命令”。
聂凤智脸一黑：“错了，我负责，谁不执行，谁对党负责，撤职枪毙，不要怪我。”
聂军长唯一一次说了不算数。
1989年，因参与撰写《谭震林传》，笔者去金陵采访聂凤智，此时这位威震四方的大区司令员的喉管已经切开，脖子上带着一条输氧管子。夫人何鸣说，他是1986年查出肺癌的，两次动手术，气管切开。
那天，他正带着管子练毛笔字，宣纸上写下好几个“赤胆”。大概是认为这两个字写得不够满意，所以就反复练。
胆大包天
小时看电影《战上海》，不知道这其中的很多情节是聂凤智一手导演的——在我军凌厉的攻势下，汤恩伯乘船逃跑了，留下个刘昌义被临时加了个“淞沪警备副司令”的头衔，“统率”剩下的五十一军和青年军、交警总队等。
青年军、交警总队是“国军”中的嫡系，属“少壮派”。聂凤智深知蒋军内嫡庶矛盾的根深蒂固；刘昌义指挥不了青年军，本人又曾有过想向我方靠拢的表示，所以，一开始就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的嫡系“少壮派”，而对刘昌义进行争取。
不久，负责和上海地下党联系的同志回来报告说，通过内部关系，终于和刘昌义联系上了，并说，由于我军狠狠地打击了“少壮派”，刘昌义已感到危在旦夕，表示愿意考虑我方提出的条件。他已让刘昌义直接找聂凤智联系。
果然，不一会儿，电话来了，是从敌人警备司令部转过来的。他直截了当地对刘昌义说：“刘军长，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光明大道，就是放下武器。历史也可能会因为保全了上海，保护了上海六百万人民而记你一功。
可以保证你部全体官兵和包括你太太、子女的安全，这是陈毅将军要我转告你的！另一条道嘛，我不说你也清楚。”
刘昌义连忙问：“啊，请问阁下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
“哦，哦，久闻大名！”
“刘军长，你决定吧。”聂凤智紧逼对方。
“请问，陈毅将军现在什么地方？”
“陈将军就在我们后面不远，他给你的投降命令已经送来，马上就到！”
这一招极其有力有效。刘昌义沉思片刻后就说：“我马上亲来面谈。”
在一边的副参谋长知道，聂凤智哪来的“投降命令”。见他放下电话，就说：“军长，这命令……”
聂凤智手一指：“你马上起草一份。”
“我？”
“你代陈毅同志起草一份嘛！”
副参谋长哪里敢假造陈毅的命令，说：“这，这……”
“这是我的命令！”
聂凤智又对政治部主任说：“你找人去刻一个‘陈毅’的‘关防’。”
政治部主任直搓手，说：“这阵地上，到哪里去刻图章啊？”
聂凤智“狡猾”地一笑，说：“地里不有的是萝卜嘛！”
一切准备就绪，刘昌义到了设在虹桥一个小照相馆的二十七军指挥所。作战科长热情接待，就在楼上的聂凤智，却是端足了军长的“架子”，千呼万唤不露面。对作战科长说：“再晒他一会儿。”
作战科长“一请”，“稍等”，“再请”，“稍候”，刘昌义马上就感觉出了这个军长的地位和作用之重要。待终于“请”下楼时，又见他尽管貌不惊人，却是一脸威严，立时便有几分敬畏。边上的人见聂凤智做得煞有介事，都止不住窃笑。
“你叫刘昌义？”聂凤智劈头就问。
“是的。”刘昌义毕恭毕敬地立正回答。
“那好，我现在向你宣读我们陈毅将军的命令。”他就郑重其事地向刘昌义宣读起了那份盖有萝卜大印的“命令”。读了一遍，交给了刘昌义。
刘昌义匆匆浏览了一眼，点头表示“谨领”。
这时，聂凤智才客气地让茶让座，和他谈起了当前上海的处境，以及我党我军的一贯政策。刘昌义当即表示：五十一军他完全可以负责，并同意当晚就撤出阵地，分别在江湾、大场集中，听候处理。可其他老蒋嫡系，他无能为力。
聂凤智说，只要五十一军解决就行，其他的不为难他，并客客气气地把他送出门口。
五十一军的顺利解决，极大地动摇了上海市区的整个防线敌人和防御心理，七十九师抓紧时机，分头抢渡、迂回包抄，使正在因五十一军的撤出而忙于调整部署的苏州河北岸之敌很快顾此失彼。
也正是在此时，后来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七连指导员的迟浩田，率两名战士从下水道钻过，首先抢渡成功，直闯敌人指挥部，俘获了一名上校师长，并迫使整个师部和三个营的官兵缴械投降，创下了攻克上海闹市区的一个奇迹。
二十七军的率先突破苏州河防线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勇猛而迅速地插进了上海的核心部位。
这时，陈毅打来电话：“聂凤智吗？前面情形怎么样了？”
聂凤智不免有几分得意地说：“刘昌义投降了，现在苏州河也突过去了。”
“好哇，你用的什么法术？”
聂凤智报告了“造假”的经历。陈毅听了哈哈大笑。“好你个聂凤智，胆大包天，居然把我也‘全权’代表了。”
敢走险棋
笔者去采访聂凤智，临行前，一位老将军说起他：“那家伙可是敢出险招！
敢出奇招！”紧接着又慨叹一声：“无险就无大胜！人生就如此啊！”
他向我说起百万雄师过大江时的一着险棋——当时，国共两党军队对峙于扬子江边。聂凤智所率二十七军的进攻正面有一个江心洲，名曰黑沙洲，洲不大，却是水上咽喉要地，敌人派重兵把守，工事十分坚固复杂，是江防中的第一道防线。要想过江，必须先拿下它。
聂凤智先后十多次派侦察兵过江，上演“渡江侦察记”，摸清了敌人在黑沙洲和长江南岸的江防情况，还抓回几十名“舌头”。
在军党委会上，研究渡江方案。有人主张，先集中兵力，打下黑沙洲，有人建议分三个地点突击过江。聂凤智闷头不发言，待大家讲得差不多了，他说，我不这么看，黑沙洲不宜强攻，强攻正中敌人下怀。用一个师“看”住黑沙洲，两个师从黑沙洲两侧偷偷绕过。
设想一出，大家议论纷纷。
有人小声说：“异想天开！”
有人干脆说：“军长，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聂凤智说：“军事上的‘绝对’是没有的。正是由于谁都看到不取黑沙洲就无法过江，谁都知道一览无余的江面大部队无法偷渡，谁都觉得百万大军的行动无法保密，才为‘偷渡’提供了可能。敌人面对的是我陈兵江畔的强大压力，枪一响，必定全力以赴对付正面攻击，也一定会忽视非正面的突袭。”
他又说：“攻取黑沙洲，是毫无问题的；但必然要耗费时间，必然要造成的伤亡。我想了又想，觉得还是用一个师看住它。另外的部队隐蔽或相对隐蔽地接近南岸，其攻击效果会大不一样……”
然而，任凭聂凤智说破嘴皮，意见还是无法统一。聂凤智的脸一黑乎，一字一顿地说：“军事问题，军事主官有权决定。我决定，八十一师一个团“看”住黑沙洲。对黑沙洲实行半圆形的三面佯攻；另两个团摆在后面不动。七十九师和八十师绕过黑沙洲，直取南岸。错了，我负责，谁不执行，谁对党负责，撤职枪毙，不要怪我。”
他用自己的权威“统一”了意见。
总攻发起后，正如聂凤智所料，黑沙洲守敌果然全部被八十一师一个团的佯攻火力所吸引，竟对两侧飞帆而过的大部队毫无反应；南岸的敌人也因此在我大部队快抵岸边时才发现，才手忙脚乱地放枪打炮。二十七军第一个突破了长江天险，横渡过了长江。
聂凤智随第二梯队赶到指定的会合地点，正碰到了二三七团的政委丁锐。
丁锐高兴地喊：“啊呀，军长，你先到了？！”
聂凤智问：“你的部队呢？”
“很好哇！”
“我问你伤亡情况！”
“奇了，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伤？”
“一个重伤都没有，擦破块皮就不算了。”
“你他妈的，研究的时候你还哇啦哇啦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叫不同意。”
“啊呀军长，你报复也不要这么快嘛？那个时候，我们哪儿想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大部队过江后，黑沙洲很快被八十一师拿下。二梯队的一只运输船，渡江中还缴获敌人的一艘铁甲炮舰！聂凤智待各部会齐后，口授了一道仅仅１２个字的电报，命令电台用最快的速度拍发给毛主席和党中央：“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
此时的将军，那才叫潇洒，那才叫富有诗情。
攻城不准打炮
聂凤智是笔者所见过的个性鲜明的战将之一，他的故事，数不清，道不完。
老作家松植写过他的传记，谈起来更是滔滔不绝……
扫清上海外围以后，二十七军占领上海西郊的虹桥机场。随之攻入了市区，攻到苏州河边、北岸敌人居高临下实施火力压制，部队伤亡增加，聂凤智接到电话，请示动用炮火攻击。
此前，中央要求“军政全胜”，尽可能地保全上海，尽可能地保护好人民的生命财产。聂凤智根据自己的理解，命令部队——不打一炮，不用一个炸药包。
也许是扫清外围的战斗不是很激烈，部队没有叫唤。一到市区矛盾尖锐起来了。
聂凤智赶到苏州河边，苏州河有三十多米宽，北岸，敌人利用岸边的高楼大厦，部署了强大的交叉火力，桥头、路口筑有坚固的碉堡，坦克和装甲巡逻车不时开过，把河面、桥面、路封锁得滴水不漏。
南岸，却是一条空旷的大马路，部队进攻通道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
由于“禁止”用炮，无法有效地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无法有效地压制对方，进攻的部队几乎成了敌人的活靶子。特别是外白渡桥边，敌人的轻重机枪从对面高耸的百老汇大厦上疯狂地扫射，正在攻击的部队一批接一批地倒下……
聂凤智来到前沿，部队早已被打得哇哇叫了；有的干部把山炮、野炮、榴弹炮、九二四步兵炮，一股脑儿地都搬到前面来，好几十门大炮的炮口齐刷刷地对着百老汇大厦。
“军长，下令开炮吧，保证一炮一个火力点，几炮就把对岸的敌人火力点全干掉！”
“军长，三包炸药一拉，保管把他娘的那幢大楼炸飞上天！”
“军长……”
看着大家的激动情绪，聂凤智反倒冷静下来了。
多少年后，聂凤智回忆说，当时干部战士都打红了眼，只要我一句话，苏州河北岸顿时就是一片火海，对面就可能在我们的炮火中夷为平地，无数平民百姓就不可避免地会在炮火中丧生……上海没有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暴政下毁灭，却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中遭受损坏，历史又将怎样记下这一笔？
考虑再三，聂凤智含着眼泪作出决定：“禁令”仍然不能解除，绝对禁止打炮，谁敢擅放一炮，军法从事！
在这种情况下，党委临时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论。批评的矛头都指向他，意见极其尖锐刺耳：
“请问聂凤智同志，我们现在是不是打仗？”
“上级要求军政全胜，也没有说不准用炮！”
“下面干部战士反映说，我们的军长到底是爱什么？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还是爱我们干部战士的生命和鲜血！”
……
听着听着，聂凤智汗水湿透了衣服，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压了压火，还是尽量用平和的口气说：“说我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不爱干部战士的生命鲜血？上海的楼房现在是资产阶级的，解放后，楼房就是无产阶级的了。
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如果破坏了，就会影响整个新中国的建设，花多少钱才能建设一个新上海？这个钱，还不照样是人民群众的血汗？蒋介石就希望我们这样把上海打烂。如果开炮，不正中了他们的意！我们现在忍耐一些痛苦，再作一些牺牲，正是爱我们的战士，爱我们的部队，爱我们的事业，我们只有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里夺回来交还给上海人民，那才是真正的爱！”
“这些道理谁不懂？批准打一两炮就有那么严重？”对方还带着“火药味”。
“牺牲苏州河北岸这个局部来保全上海这个整体，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当。”
……
会议开了一夜，还是争论不休。最后，他以军长的身份再次严令：“我再说一次！已经有令在先，谁要打一炮，我就要这个人的脑袋；谁要用一包炸药，我就要这个人的脑袋！这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错了我个人负责！”
事后，聂凤智回忆说，我当时横下一条心，说我“独断专行”也好，说我“个人英雄主义”也罢，我当军长就得执行我的命令。
原来临时党委会的精神传下去后，部队仍然有抵触情绪，炮团的一位战士就是不买账，哇哇叫着：“他妈的，我就要放他一炮！”
副团长说：“别胡来，打了要枪毙！”
话音没有落，“轰”的一声，炮弹飞出去了。
这一炮，把百老汇大厦打了个大窟窿；副团长吓呆了。在二十七军，“聂军长”的厉害尽人皆知，说“要脑袋”，就是真“要脑袋”，他一面准备逮捕那名战士，一面电话报告聂凤智。
聂凤智接到报告，不由哑然失笑。从内心说，他十分理解甚至喜欢这样的战士，喜欢他“抗命”，喜欢他敢骂自己，敢与自己唱对台戏，这样的战士只要调教好了，绝对是个好兵！
聂凤智破天荒地“心软”了，他给副团长交代：“行了，就不要逮捕了，战士嘛，敌人把他打火了，伤亡那么大，有股子气，干出一两件傻事也是难免的；教育教育就是了。倒是你们，作为干部，应该好好地认真掌握部队。你们没有掌握好部队，战士错了，又搞他，不就错上加错，以后要绝对注意不能再出事！”
聂军长说了不算数，这在二十七军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