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事一串
从兵团司令到“杂牌司令”
“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
“伸手派”
创业逸事与惊人之举
孙继先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强烈要求用自己的液氧发射火箭。
奇事一串
在1955年授衔的将领中，能有传说的人并不是很多，孙继先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位老军人对我说，孙司令的传说是提起来一串，放下去一堆。
先说几件奇事。
一、身经百战而身上没有一点伤，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他从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到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结束，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都干过，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上百次，敌人的刀枪不曾伤过他一根毫毛。当后人问起此事时，他总是说，子弹是长眼睛的。那言外之意就是，子弹不碰他。长征中血战湘江时，身为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手中的大刀砍卷了刃，刺刀也弯了，最后赤手空拳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杀了出来。究竟打死了多少个敌人，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是清理战场的时候，他把身上的血衣脱下来，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一点伤。战友问起时，他不像后来说得那般轻松，而是说，是早年学过的一身的武艺帮了他的大忙。
二、人们都说上将许世友是少林寺出身，并不知道中将孙继先是个武林高手。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到邻村郑庄寨拜了师傅学武艺，在师傅的引导下到河南商丘一个叫杨庄南馆的地方学习武艺。这可是正经的学武艺，一套《杨家枪谱》要学上三年。孙继先不光学了枪法，刀、棍、三节鞭样样在行。在三里五乡可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有一次几小青年和他过招，三下两下就放倒了几个，他不客气地说：“你们，差点童子功。”
对中国人来说，强渡大渡河绝对是一部英雄传奇。在这部传奇中孙继先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他小跑着来到安顺场，在半山腰的一个煤棚里，孙继先见到了脸色严峻的刘伯承和聂荣臻。刘伯承说：一营长，现在给你下达任务：
（1）消灭安顺场的守敌。
（2）最快的速度找到过河的船。
（3）立即过河。
（4）过河后迅速抢占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过河。每完成一项任务，点一把火为信号。在团长杨得志的率领下，孙继先从二连选了17个勇士，用一条仅有的小船开始渡江。第一船过去了9个，第二船上去了9个，孙继先跳上船指挥。
18勇士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大渡河的第一条通道。
三、他对体育到了“酷爱”的程度。1935年的11月7日，为纪念十月革命节，红军搞了一个大的运动会，他个人拿了跳远的第一名。他带的队伍，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解放战争期间，他当二十二军军长时，亲自担任他们军的篮球队队长——这也开创了一个先例。军长当篮球队长，而且还是队伍中的中锋。
不少老同志都记得，他们军的球队和宁波市代表队的一场比赛。军长亲自上阵，硬是把宁波队打败了。当时宁波队的人都说，你们军长都上了，能不胜吗？后来在济南军区当副司令员，分管体工队。他那可真叫管——有球必看。军区的球队有比赛，他必到场。他不光看，还现场指挥。哪个上，哪个下，他都要管。
他当时的目标是“四个第一”，他所说的“四个第一”可不是林彪的四个第一，而是军区的男篮女篮、男排女排得了全国和全军的四个第一，教练说，我可不是教练，真正教练是孙副司令员。
关于历史上的传说，不再赘述。下面笔记的是初创基地时，孙继先将军的种种行为——从兵团司令到“杂牌司令”
出任基地司令，对孙继先来说实在是太突然——1957年深秋的一天下午，身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孙继先突然接到了志愿军司令杨勇的电话，要他“马上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坐火车回国，接受新任务”。
“什么任务？”孙继先问。
“不知道。军委刚来的电报，你抓紧时间准备，火车票已经给你买好啦！”
军委调我回去干什么？他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头绪——朝鲜局势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新任务”可能与朝鲜前线关系不大，……莫非台湾海峡有战事？那阵子蒋介石一直叫嚣反攻大陆，会不会调我到福建前线？
孙继先带着满脑子假设到了北京，一下火车，来接站的人见到他就说：“到总政治部，萧华副主任的办公室。”
萧华见孙继先来了，热情地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他们是老熟人了，红军时就在一起工作过。
“老孙呀，军委决定你回来，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给你一个新任务！”萧华倒是开门见山。
“萧主任，你说什么任务吧！”
“筹建一个导弹试验靶场！”
“什么？靶场？”孙继先如入五里云雾之中。
萧华说：“是导弹靶场！美国一直吹嘘，他们的两颗原子弹使日本投降了，朝鲜战争期间，它动不动就用原子弹吓唬我们，利用核讹诈称霸世界！虽然我们从来没怕过这东西，我们战略上一直在藐视它，但在战术上我们必须重视它，只有尽快制造出我们自己的导弹、原子弹，才能打破美国的核垄断，粉碎他们的核讹诈。世界已进入原子时代，美、苏、英、法等国相继都建立了自己的导弹（火箭）工业，如果我们落在后边，就会被动挨打！”
孙继先听明白了。沉吟片刻，他说：“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对搞这么尖端的科技、这么重要的工作，我是一窍不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萧主任你知道，我一直是带兵打仗的呀！”
萧华说：“军委觉得你能胜任，才叫你从朝鲜回来。聂帅还要和你谈。”
第二天，张爱萍将军把孙继先邀到办公室见面，简要地交代了一下任务，就带他到了聂荣臻元帅家里。聂帅将中央的部署和决定向他作了传达，并语重心长地说：“这可不是当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强渡大渡河！这是尖端科学！是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攀登上去的。我们现在就是要走科技事业的长征路，要爬尖端科学的雪山，渡新时期的大渡河！这是关系军队和国家未来发展前途的大事，在这个重要任务面前，对我们是一次新的考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好这个任务。”
孙继先一直是带兵打仗的人，战争年代，首长交代任务他从未退缩过。而现在，面临的任务毕竟不是打仗，而是攀登科技高峰，这不是仅仅依靠一般的智慧和勇气能解决问题的。因此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回答：“坚决完成任务！”而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这在孙继先的军人生涯中是不多见的。
也正是这时候孙继先才知道了我国初创时期的导弹、火箭事业的有关情况：
1951年10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的多方交涉和巧妙安排，物理学家钱学森携眷从美国经华沙回到北京。
1956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总参办公大楼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请钱学森同志给与会元帅、将军们谈“在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
1956年5月，党中央根据军委会议的报告，决定建立并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
1956年10月8日，成立以钱学森为院长的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后来代号为零零三八部队。
1957年8月31日中央军委讨论通过了五院提出的《关于建设导弹靶场和试验场的规划（草案）》，决定开始筹建导弹试验靶场，并成立了以炮兵政委邱创成为主任的靶场筹建委员。
1957年9月，聂荣臻元帅、陈赓大将、宋任穷上将访问苏联，与苏联签订了新技术协定。
1954年9月25日，经总参批准，炮兵组成了靶场筹建处，对外称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后来，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提出，组建导弹靶场的工作炮兵干不了。为此，军委改变初衷，决定以志愿军二十兵团机关为基础，抽调干部组建一个出军委直接领导的导弹实验靶场。）
1957年10月1日，中苏签订协定，苏联于12月派遣技术专家援助我国修建导弹试验靶场。
……
孙继先越来越感到这件任务非同小可，他再次找到萧华，把心里话和盘托出。
萧华拍拍孙继先的肩膀，说：“我知道你有些为难之处，事关重大，心里没底嘛，可以边干边学嘛！过去我们打仗，不也是边打边学会的吗？叫你干你就干，赶着鸭子上架也得干！我看你一定能干好！”
接着，萧华很自信地说：“我们有自己的专家！去年10月，国防部成立了第五研究院，就是专门研制导弹的。从美国刚回来的专家钱学森在那里负责组织研究工作。他们是第一道手续，搞研究工作，你们是第二道手续，研究出来进行实验。你的任务就是组建实验靶场。”“钱学森这个人很了不起，是美国最早进行火箭技术研究的六个成员之一，他放弃了优越的科学试验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决心将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美国海军部次长金布尔曾说过：‘我宁愿枪毙他，也不让他回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值五个师。’随后他就把钱学森监禁了起来。后经周总理、陈毅外长的多方交涉和巧妙安排，将钱学森一家接回祖国。”
萧华喝了口水接着说：“聂荣臻元帅和陈赓大将专门去了一趟苏联，签订了一个新技术协定，苏共同意帮助我们搞‘两弹’，他们的专家说，靶场要有地对地、空对空、舰对舰、地对空、地对舰、舰对岸、空对地等专业，他们将派48个专家分别到这些专业部门当顾问，中国也要有40多个专家与他们搭配。我们的专家已陆续调来一些，在炮兵大院东楼办公，暂挂‘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牌子，主要是为了保密，今后组建过程中还需要什么人，你可以从二十兵团里选调。”
“二十兵团还在朝鲜呢！”
“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
就这样，在毫无思想准备、没有任何退缩余地的情况下，孙继先来到这个最初叫“靶场筹备处”，别名“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地方。
很快，在北京市东直门外左家庄设了个办事处，有陆军、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雷达兵、电话兵、卫生兵、文艺兵等着装五花八门的人进出。当地老百姓经常好奇地询问：“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呀，怎么什么样的军装都穿呢？”
有一天孙继先来到这里，正碰上有老百姓在问一个战士，战士没好气地说：“我们是杂牌军！”
孙继先自嘲道：“我从正经的兵团司令成了杂牌司令了！”
“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
说来也是一种矛盾现象，发誓“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孙继先，对基地建在酒泉附近并不十分赞同。晚年他还说：“把基地建在这里并非最佳选择。”
导弹试验靶场的架子搭起来了，地点选定在哪里？
统帅部责成聂荣臻元帅组织导弹试验靶场勘察小组。成员有聂帅秘书安东、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总后装备部部长万毅、二十兵团司令员孙继先以及海军和空军的有关领导。
1958年年初，在料峭的寒风中，勘察小组乘坐的专机从北京出发，先向北到东三省，再飞内蒙古坦荡的草原，到宁夏、甘肃、新疆的无垠沙漠，从上海至青岛一线的海滩，到大西南崇山峻岭……它几乎飞遍了祖国的天涯海角。
飞机在河套以西银川市附近盘旋，孙继先看到，这里背靠有粮仓之称的“银川”，有生命之源黄河水，有可用于建立发射基地的山岭和荒滩。飞机在一片荒滩上降落了。勘察小组经过实地勘察，认为这是合适建场的地点。
回到北京后，苏联专家却认为，这里的地域还不够宽阔，地质条件还不理想等等。
又经过几天的寻找，勘察小组又选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地区（位于甘肃酒泉附近）的一块地方。这里地域开阔，有足够的建场面积。
苏联专家认为后一个地点好，孙继先等人认为银川附近好。两种意见分歧严重，孰是孰非，很难说得清楚。孙继先认为额济纳旗不仅交通不便，而且生存条件太差，增加了大量本来可以减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的消耗；从战略角度看，这里离边境太近，又是一片开阔的平地，无险可守，机械化部队只要两小时行程就可到达这里……
军委经过多方考虑，最后还采纳了苏联专家意见，决定定点额济纳旗地区。
自己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军委作了决策，就要无条件执行。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孙继先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和作风。此次定点，军委决定后，他再没有说过二话。只是当他离休后，听说基地的家属孩子上学等问题还是不能很好解决的时候，他说过，要是把点定在银川附近就没有这问题了。
他第一次来到了戈壁滩，真正见识了“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天空飞鸟绝，大雁不落脚”的景象。同行的人都在骂这里的条件恶劣。孙继先低头不说话。
在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青山头”，他开口说话了，指着一片绿荫问：“这里为什么是绿的？”
同行的人告诉他，祁连山融化的雪水从较深的地层流经这里渗了出来，使这座孤零零的小出头披上了绿装。
他沉思良久，说：“这叫我想起在南京军事学院时刘伯承元帅提出的口号‘干在石头城，埋在紫金山！’我今天也提一个口号：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他百年之后，家人遵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埋在了“青山头”一侧的烈士陵园。
“伸手派”
孙继先曾经和人们说起基地初创时的情况，说：“我那时是一个光杆司令，既没有政委，又没有副司令，那叫‘伸手派’，要人，要钱，要设备。为要人，我几乎踏破了总干部部的门槛。要了政委，要副司令，要各部的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