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悄然兴起，彭德怀和林彪都与之有关。
陈毅愤怒地叫道：“你病成这个样子，还写什么检讨？写100个字就够了！要写，我替你写！”
刘伯承没能听到平反的消息就离我们而去。
如果有人问，在中国第一个被错误批判的元帅是谁？人们肯定会说，是彭德怀！
这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第一个受批判的是那个鼻子上架一副眼镜的元帅刘伯承。他在授衔三年之后就被批判了。而彭德怀，则是在授衔四年之后。
对于刘伯承元帅，我们知道的是他在战争年代的辉煌。在讨袁战争中他负伤失去了一只宝贵的眼睛。他和杨公、朱德等人发动了泸顺起义。他是长征中的红军参谋长，先遣队司令；赫赫有名的129师师长；威震世界的刘邓大军的司令员。他率部进军大西南，后来又主动提出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南京办了军事学院。
至于他在1958年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有的根本就不知道。这里要告诉你的正是这一年里，一个元帅所受到的种种磨难。
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六十六，不死也要掉块肉。”
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悄然兴起，彭德怀和林彪都与之有关
1958年是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年头。
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头。
只要一提到1958年，人们想到的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这一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先后在南宁、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这两次会议上都挥动着改变中国历史的巨手，大谈所谓“反冒进”，批评周恩来等同志“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打击群众积极性”，“给右派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在５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被加以肯定。认为“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这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使中国的大地一步一步发起烧来。
中国的军队是和党连在一起的，党内的斗争每时每刻都对军队产生影响。
在全国上下红旗招展大干快上的日子里，共和国军队的高层正在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斗争——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
现在说起来人们可能会有些不理解，怎么冒出个反教条主义来呢？
话说白了，就是从斯大林去世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已经感到要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了。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五个整风学习文件，反对照搬苏联的一套东西。
从那个时候起，作为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就开始检查自己的工作了。
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中有没有教条主义的东西呢？
实事求是地说，是有一点的。因为当时我们的军队还没有正规的院校，我们的毛主席说了，你们请不请苏联顾问？反正我是要请的。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借鉴苏联的一些条令、条例和一些教学方法是必要的。这中间有一点教条的东西也在所难免。比如：
在学习苏联军队的作息制度方面，要求必须按“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从进入教室上课，到课结束，除了课间休息，不能有一点的松懈。
在考试的时候，也像苏联军队那样“三堂会审”严格把关，差一分也不能过关。
这些，在学员中间都是有反映的，有些直接传到了他的耳朵里——“这么搞，我们吃不消！”
“这样考下去，我们要考糊了！”
当时听了这些话，他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对学员就是要严格要求，特别是青年学员。后来学习了中共中央的五个整风文件，刘伯承也看到这些东西对我们的教学是有害的，就要求有关部门做了改正，使之更适合我军院校的实际情况。
正当军事学院努力克服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时，事情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这涉及另外两位元帅——彭德怀和林彪。
这两位元帅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声名显赫的。一个以为民请命、含冤去世而名留青史；一个以抢班夺权、身败名裂而遗臭万年。
1957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带工作组到了南京的军事学院。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当时他们做出的关于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是有问题的。
他们在写给中央和军委的报告中说：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选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
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此时，刘伯承正在上海治病。
早在1956年的严冬，刘伯承元帅就因脑病离开了军事学院。由于身体原因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高等军事学府，刘帅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寒风中，他对送行的同志们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了。”
说这话时，他眼含着泪，别人更是眼含着泪。
刘帅人离开了军事学院，心还在那里。他时常为学院的事牵肠挂肚。当他听说了国防部的报告之后，心情是很沉重的。
虽说有些想不通，但他还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检讨这些问题。
那些日子，刘伯承总是睡不安稳。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给有关人士写了好几封信，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他写信给在学院主持工作的陈伯钧副院长和钟期光副政委，要求他们认真贯彻彭德怀等同志的指示，“党委做深入研究，集体讨论，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再经过群众路线，必有成就”。
军事学院党委很快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虽然他们不同意国防部的报告的主要观点，但还是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对学院中的教条主义倾向问题作了认真的检查。
这时在北京主持训练总监部常务工作的萧克上将对彭德怀的报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彭总对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问题的估计过于严重了，问题只是教学内容与我军的实际情况有一些不适应。
当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是好的，有了不同意见还是可以提的，萧克将军上书彭德怀，公开对他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特别不能同意彭德怀在一篇将要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把“正规化、现代化”和“现代化、革命化”对立起来，他认定这样提是十分有害的。
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摆到桌面上来，争论个面红耳赤，分出个青红皂白，这在党内是允许的。可怕的是别有用心的人插了手。
林彪插手，使反教条主义的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一场所谓的“路线斗争”。
几乎是在刘伯承给军事学院的有关领导写信的同时，北京的军委训练总监部的四级干部会议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这里有必要多说两句，训练总监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军委所属的一个部，在反教条主义后撤销了。首任部长是刘伯承，后来是叶剑英元帅代理部长，再后来是萧克将军任部长。
因为训练总监部主管全军的教育和训练，他们对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也是很敏感的。
当时训练总监部有两种绝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几年的军事训练和教学的成绩是主要的，教条主义是小的失误；另一种意见却认为教条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严重到了危害革命的地步。
对一个问题有尖锐对立的看法也是难免的，但是这种不同意见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可能会出现谁也预想不到的后果。
林彪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插手的。
前几年一直在称病的他，开完成都会议回到了北京。听有关人士向他讲了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的一些情况后，他决定要亲自出马了。
关于这段历史，林彪自己有个说法，我们可以拿来作很好的佐证。他在一年后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指有人向他讲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某某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