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有必要把这些事情向毛泽东作汇报——具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正在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有研究者曾经作过如下的探讨：毛泽东之所以认可在军队内部大反教条主义，是有历史背景的。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军队很快瓦解和后来赫鲁晓夫解除朱可夫职务的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震荡。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警觉。对军队的事情特别是和平时期的事情要有所考虑。
国内有些人的风言风语，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一些影响。据传，有人曾经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还有人私下里议论，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
传说不足信，但人言可畏，对这些毛泽东也不能不注意。
林彪是很善于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讲话的。当年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和朱德发生了争论，他就在节骨眼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20世纪60年代，我党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出来讲了一通毛主席的好话。这次，也是他到毛泽东那里讲了一通话的。
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话是很有几分相信的。这也是他多年来对林彪观察的结果。否则，他就不会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名林彪做中央副主席了，也不会后来选他做接班人了。
这样，一个本来并不是很复杂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陈毅愤怒地叫道：“你病成这个样子，还写什么检讨？
写100个字就够了！要写，我替你写！”
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内部无情斗争的先例，刘伯承拖着病体，到怀仁堂去作检讨。
军委扩大会议一开始，就宣布了这次会议的开法是后来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公开否定了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军队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开展“四大”，这在当时的确是件新鲜事。全国的形势是日新月异，军队也应该有点新的气象嘛！
对这种形式，大多数同志是有抵触的。程世才中将就表示，我可以提供炮弹，但我不当炮手！这种说法自然受到了大会小会的批评。
军委扩大会议的前一个阶段，人们还是可以讲话的。不管认为教条主义有多少，都还可以鸣放。斗争的气氛越来越浓。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很有点煽动性。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
林彪还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着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明眼人越看越清楚，这次斗争的矛头直指两帅——刘伯承和叶剑英。而刘伯承又首当其冲。
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了有关人士的汇报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泽东讲着来了兴致，不管在座的有没有刘伯承的同级或下级，对刘伯承的历史作了一番评价，哪些有功，哪些是过。且不说他老人家的评价有些本身就站不住脚，就连他讲话的场合也是不对头的。
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进一步升温，后来发展到了叫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
刘伯承本来是在外地养病。他接到会议的通知以后，不得不赶到北京。
离开南京的时候，刘伯承就有了预感，他一夜未眠，本来就不好的眼睛充了血，红得让人感到害怕。
医生说：“首长，您的身体……”
他说：“不要再说了，上路吧！”
在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未眠，下火车时，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眼压达到了70多。
来接他的同志自然不失礼貌，但元帅还是感到了无形的压力。
他被安排住进了北京医院，一边治疗，一边准备检讨。他冒着失明的危险，一字一句地写检讨。
陈毅等老同志来看他，见他病成这个样子还在写检查，真不知说什么好。陈毅说：“你病成这个样子，还写什么检讨？写100个字就够了！要写，我替你写！”
7月10日，刘伯承来到了怀仁堂。他是在别人的搀扶下走上讲台的。
刘帅一生多次上过讲台，无论是讲军事理论，还是讲党的方针政策，他都很是自如。但今天他要在这里做违心的检讨！
他扶了扶眼镜，开始向军队高级干部讲自己在军事学院以来的工作。这里有实事求是的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评。
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做违心的自我批评时会多么难受。功勋累累的刘伯承元帅，心中所受的折磨会是怎么个样子。更何况他是拖着病体，强站在讲台上的！
他以巨大的毅力，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检查。
这时台下爆发出了极其热烈的掌声。有不少同志是眼含热泪听完他的检讨的。时至今日，不少听过他检讨的同志，说起那次会来，还记忆犹新。
刘伯承作检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保护一批同志，想让这件事情平息下去。但他的想法还是太善良。军委扩大会议的后期，斗争越来越激烈了。
萧克、李达等同志都受到了严厉批判，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还是不能过关，非要他们承认是反党才行。说起这些来，萧克将军一直很气愤：“我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加入党的，叫我承认反党，我绝对不能接受！”
在斗争会上，蔡铁根大校说了几句真话，被当场撕下肩章，推到台下看押起来！
此后这些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后来都受到了组织处分。萧克、李达都被撤了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另外一些同志，有的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有的降职降级。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次反教条主义被作为一次路线斗争，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等被折磨致死。那位蔡铁根大校，则像张志新一样，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
刘伯承没能听到平反的消息就离我们而去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刘伯承元帅的心情更加不好了。这一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的家人都很清楚。特别是他的夫人、战友汪荣华，更明白他的心思——平时就不肯多言的他，此时变得更加沉默。有时坐在椅子上，有时站在窗前，好半天不说一句话。
汪荣华怕他心中郁闷，加重病情，就劝他说：“你不要想那些事了，看看闲书……”
刘伯承说：“你的心思我知道，我相信一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我刘伯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的。”
这还叫汪荣华怎么说？汪荣华只能和他一起沉默，和他一起等待历史的公正评价。
此后的日子里，教条主义像一块巨石，压在年迈多病的老帅心头。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双眼几近失明，他对那些极左的事情越来越不能理解了。但他还是坚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这一天正在慢慢走来。
这里我们还是要说到那位忠心耿耿的彭德怀元帅。尽管他从1959年以后就备受磨难，他还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说出了心里话。他让自己的侄子彭梅找到了萧克的家，对萧克说：“1959年的事情，让他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这里既有自责，也有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的深刻认识。他老人家对这种斗争一定是有自己的见解的，可惜的是我们没能听到他来评说这段历史。
真正为这次斗争平反，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980年，当总参谋部的领导同志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到了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后来小平又说过“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
聂荣臻元帅晚年和党史工作者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徐向前元帅也说：“建国以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后来，总政治部又专门发了文件，为这次反教条主义所伤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但是这些话，刘伯承元帅都没听到。
汪荣华在《送伯承远行》的文章中，用声泪俱下的语言，告诉他：“伯承，历史如今已经做出了公正的评价。在你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同志代表党和人民对反教条主义问题作了结论。我终于听到了‘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句你生前想听到而没有听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