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走进怀仁堂(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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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震惊中外的“杨余傅事件”(12)

他们更不知道,林彪、叶群已经向吴法宪交了底,要他和他老婆一块找杨成武谈话,要“不认错、不低头、不让步”——斗争愈来愈表面化了。

重复千遍的谎言

钓鱼台的3月,虽然寒意未尽,江青的住处早已春意盎然,江青却心情烦躁。恰在此时,叶群来访。

她俩关在房内密谈了两个多小时。谈话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谈话后江青立即到毛泽东住处去的行动,人们是看到了的。

因此,有人对此进行了如下的推测和演义——叶群看到江青的脸色不好,问:“你是不是不舒服?”

“哼,都是那杨成武搞的!”

江青总算找着了一个“知音”,她把对杨成武、傅崇碧的怨恨,一股脑儿吐了出来。

叶群听着听着,脸上露出笑容:“江青同志,别着急,你慢慢说。”

江青气呼呼地讲:“这样下去,他们敢把我吃掉!”

叶群提醒说:“他们可是一个山头的,都是晋察冀的。聂荣臻那里的。”

“噢——”江青恍然大悟,“怪不得他们合起伙来整我!”

“还有空军那个余立金。”

“他也是晋察冀的?”

“不,他倒不是晋察冀的,可他和杨的关系非常密切,主席到南方去,他们不是一起去的吗?你还不知道吧,杨的女儿和余的秘书乱搞‘那个事’,在空军影响极坏。他们相互勾结,为非作歹。江青同志,你还被蒙在鼓里呢!”

江青一听,立刻火冒三丈:“真的?他们又要搞政变吧!”

叶群这才亮出底牌:“江青同志,我来找您,就是向您反映他们三个的事情的。空军揭发出来了。报到101那里,101要我来和您通个气,看怎么办,听听您的意见。”

关键时刻,她们总是站在一起的!江青使劲搂了搂叶群的肩膀。

“怎么办?林总说怎么办?”

江青向来是很尊重林彪的,开口闭口不离“林总”。

“林总考虑到,前一段时间,杨跟主席接触较多,他又是代总长,动他,得主席发话才行……”

“林总可以向主席建议!林总是副统帅,有这个权力。”

江青认为这事情不复杂。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建议,毛主席还能不批准?

“林总建议过,主席没表态。”

“我去跟他说!”

江青站起来,要显示显示她的特殊地位。

叶群拉住她,说:“我这里有材料,您可以先看看……”

说着,她递上一包材料。

以上的推测和传说,不能作为历史材料,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推测毕竟是推测,笔者没能找江青和叶群核实。但是,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要搞掉杨成武,这是可以找出人证来的。

“钓鱼台事件”之后,北京卫戍区党委曾给毛泽东写过一份有关北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将报告批给了“中央文革”。

工作人员把报告先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拿过报告,正在阅读,江青走过来,看到眉批上毛泽东的字迹,说:“批给我们的,你看什么?!”

周恩来对江青的无理,采取了克制态度。他把报告给了江青。

两天以后,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政委接到通知,到中南海等候毛泽东的接见。

深夜的中南海,更加静谧,除了汽车轮子同地面摩擦的沙沙声,几乎听不见任何动静。傅崇碧到达后,很快又来了“中央文革”的全班人马。随后,林彪也到了。

毛泽东的精神极好。他兴致勃勃地听完汇报,发表了即席讲话。

他伸出大拇指,说:“卫戍区没有参加武斗,是这个。缺点嘛,是这个。”

他伸小拇指。傅崇碧说:“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还要努力。”

说到钓鱼台3月8日的事,傅崇碧说:“那天,我们没有请示江青同志,挨了批。”

毛泽东很是奇怪,他问:“你去总理那里,来我这里,有没有人挡你呢?”

“我,他们是不挡的,只是……”

“钓鱼台为什么不能去?”

傅崇碧被问住了。

毛泽东又说:“江青是个炮筒子。她乱放炮,你也可以放她一炮嘛。”

傅崇碧看看在场的江青,江青脸上的表情十分尴尬。他忙说:“主席,江青同志有时讲话是很灵的。在困难的时候,江青同志讲一句就为我们解了围。”

毛泽东说:“什么?她讲话灵吗?你们不要以为她讲话我入了股,我可是没有入股哇!”

江青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

这时,林彪插上话来,毕恭毕敬地给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情况。讲着讲着,讲到了杨成武。他说:“杨成武这个人不好,他排挤别人,抬高自己,想把那个‘代’字去掉,他想当总长。”

毛泽东没听清,侧过身子问:“什么?”

林彪又往毛泽东身边凑凑,重复一遍,又加上一句:“杨成武到处散布,说肖力(李讷)要夺他的权。不可能嘛,肖力同志怎么会去夺他的权?”

“是吗?”毛泽东表示怀疑。

“总参不能让他搞了!再搞要出问题。”

“你不要他搞,总参要谁来搞?”毛泽东再次发问。

林彪说:“现在看杨成武不行。把他换了。”

毛泽东问:“换谁搞?”

“我看黄永胜行。”

毛泽东又问:“黄永胜?”

林彪看傅崇碧在场,没有往下说。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林彪把傅崇碧叫住,说:“你,不能去杨成武那里,也不能去西山。”西山是各位老帅的住地。林彪对此特别强调。

傅崇碧知道,他去西山是不合适的,他的行动很可能受到别人监视了,只得让秘书偷偷地去向老帅们报告情况。

殊不知,秘书所坐的车子,别人也是能认出来的。有人专门登记了他们的车牌号,计算了他的车子在西山停留的时间。

此时,林彪似乎还没有要把傅崇碧搞掉,要不,他不会当着傅崇碧的面,讲杨成武如何如何。再不然就是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向毛泽东告杨成武了。

后来,林彪、叶群以及江青等人,怎样向毛泽东游说,我们不甚清楚。用林彪的话讲,是在毛泽东那里“开了四次会,才定下来”。

毛泽东听了他们多次汇报、诬陷之后,对此事的表态是:“不算很大,也不算很小的问题。”

毛泽东的话,也是林彪在人民大会堂“三二四大会”上传达的。

按照当时毛泽东主席的身体状况和洞察事物的能力来说,林彪还不敢在这样的问题上假造他的“最高指示”。如果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话是真实的,那么,也可看出他本人对此事的态度。他绝对没有把“杨余傅”的事情看成“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回合;更没有把他们看作“敌我矛盾”。只是一个“不算很大,也不算很小的问题”。

打倒后找到的“罪证”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要打倒谁就打倒谁,要踏平哪个山头就踏平哪个山头,但有一条,是说话不算数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高调一个比一个唱得高。你的喇叭25瓦,我的喇叭50瓦,你喊我也喊,就是不执行。经常是前面高喊治病救人,背后就往死里整。

林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发明创造。他们采取“先打翻在地,再调查问题”的办法,的确“成果累累”。

“三二四事件”先把“杨余傅”抓起来,再罗织罪名,设立专案组。给他们揭出一条条的“罪行”来,反正他们已经成了阶下囚,罪名怎样定都不过分。

不用罗列别的材料,仅就“杨余傅”搞山头主义这个罪名就够荒唐的了。

如果说杨成武和傅崇碧还曾经在一个军区工作过,都是晋察冀的干部的话,那么他们和余立金在解放前根本就不认识,当时余立金在江南的新四军二师工作,这又怎样解释呢?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3月22日逮捕余立金时,和3月24日林彪在大会上宣布余立金是“叛徒”时,他们手里没有任何证明材料。只是凭一个曾经在新四军工作过的人说,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可能被捕过”这样一句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仅这样一句话,余立金就戴上了“叛徒”的帽子。

逮捕了余立金,再搞你的“罪行”材料,还不是易如反掌吗?可是,从3月一直搞到9月,吴法宪一伙仍没有搞到像样子的证据,这叫林彪及其死党好不恼火。有一次,周宇驰竟然在专案组成员会议上宣布:“谁能搞出点过硬的材料,我请他去全聚德吃烤鸭。”

他们的一个同伙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能把他打倒,不信就搞不出个过硬的证明出来!”

于是,专案组奔向江西深山里的一个劳改农场去搞“罪证”。

这里关押着原国民党某师的一个军需处长C。专案组对他循循善诱,开宗明义地告诉他,“我们是搞余立金专案的。”这等于暗示C,余立金已经倒台,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C说:“过去的事情,记不清楚了。”

专案组的人许愿说:“这是你立功赎罪的机会,你要能写出对我们有用的材料,可以马上放你出去。”

这对一个在押犯来说,正是求之不得。他不太相信会是真的,但求生心切,他观察了一会儿,答应给这几位军人写一份证明材料。

两天之后,C给了专案组一份白纸黑字的材料,上面写着:“1941年1月,我所在的师参加了‘皖南事变’。在皖南的一个小村庄,我亲眼看到一队由国民党军士押送的新四军官兵,这些人中间,有余立金××、李××、钱××……”

这就是给余立金定案定性的“铁证”。林彪及其死党用它蒙骗了许多人,以致“余立金是个大叛徒”的鼓噪声越来越高。

据当时和余立金在一起的陶白、唐炎同志回忆,“皖南事变”时,余立金同志带领教导团的全体干部、战士,跟随叶挺将军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他既没有被捕也没有叛变。这位军需处长的伪证,完全是专案组哄骗逼诈出来的。

值得提一笔的是,当初那个写了伪证的C,后来痛悔莫及,当新的复查人员到劳改农场去找他时,他错把这些人员当成原先让他写伪证明的人,连声说:“你们不是要放我出去吗?今天是来放我出去的吧?”

复查人员说明来意,请他核实这段情况,他说:“我当时糊涂,他们让我写的,我以为真的能出去……其实,‘皖南事变’时我根本不在皖南,在四川抓壮丁呢!”

林彪及其死党将余立金打倒之后,捏造了更多的罪名,企图给他再踏上一只脚。这里有一份1968年空军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印发的所谓《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余立金的反革命罪行材料》。这份材料,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如今闪耀出奇特的光华,它既是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人的罪证,又从反面衬托出余立金是怎样一位忠心耿耿、直言不讳的老战士。

一、余立金猖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同志。

(一)余立金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1956年,余立金在南京空军干部会上胡说“苏共二十大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对国际共运是一个重大贡献。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也是有影响的”

等等,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1964年12月22日,余立金在南京空军党委会上影射说:“一个国家不讲缺点,要倒霉;一个人不讲缺点,要骄傲!”公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

1965年,余立金在南京空军毛主席着作集训班疯狂叫嚣:“毛主席也有缺点,也可以提意见批评嘛!”在南京空军一次党代大会的小组会上,他又公开煽动说:“发扬民主嘛,有意见可提至中央,毛主席也有缺点!”彻底暴露了余立金的反动本性。

……

余立金诬蔑、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7年8月,在这以前,他还不止一次地对他的反革命老婆陆力行讲:文化大革命这么乱,有的工厂、银行都被砸了……文化大革命是发动起来了,我看今后怎么收场!他的老婆、孩子也经常攻击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把老干部搞得这样!”“他妈的蛋,老干部尽是黑帮?!没有功劳有苦劳,解放这么多年,尽叫黑帮给你干事呀?我不相信!”

(二)余立金反对林副主席

1、余立金恶毒诬蔑、攻击林副主席

1960年上半年,余立金在传达林副主席关于“三八作风”的指示时,别有用心地诬蔑攻击说:“这不是三八妇女节啊!”“我是不懂啊!林副主席的话很深奥,什么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更不懂了!”

1966年9月,余立金在通县场站欢迎院校师生大会上,大放厥词:“今后林副主席主要管党的工作了,军队主要是叶帅管。”在群众中制造林副主席不管军队的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