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1月30日，北京空军党委经空军党委转报中央文革的关于“九大”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一定要把大权集中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手中”，余立金狗胆包天，竟把“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删掉。
1968年1月，空军科研部为空军第二次学习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设计了一种像章，图案中有林副主席给海军的题词。吴法宪同志同意了，余立金却公然把林副主席的题词砍掉了。
1968年2月，余立金恶毒攻击林副主席讲的“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话，群众以极大的愤怒对他进行了批判，余立金却极力对群众进行压制和打击。
２、余立金歪曲、对抗林副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
林副主席历来强调突出政治，并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余立金却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公开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
他大肆宣扬“飞得多就是战斗力”，“有了技术就有了铁饭碗”，“打靶好就能评四好”，“政治是第一位，看起来不错，但真正要过硬时，还得靠自己的本事”。他诬蔑“师、团政治干部都是空头政治家”，“政治干部，政治部门要把军事工作当作自己的工作来抓，否则就没有内容。”1964年，余立金积极推行大比武，到处宣传“比武是对人民解放军军事力量的大检阅”，亲自到部队督战，谁得了第一就接见、照相，并指定为“学习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他还别出心裁地要医院也搞大比武，甚至说：“医院可以不要政治干部，叫院长和科、室主任来搞就行了。”并立即下令在空军南京第一医院试点。同年１２月，余立金对空军政治部下部队检查工作的三个工作组长讲：“突出政治，对农民来说，就是要多打粮食；对工人来说，就是要多增产钢铁；对飞行部队来说，就是要完成训练任务，保证飞行安全。”
公开反对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要落实到思想革命化的指示。
余立金不仅对抗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而且还恶毒地进行诬蔑、攻击。
1965年12月21日，余立金在空军政治部部党委会上胡说：“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中后三条完全是对立的。”1966年5月，林副主席提出“四个念念不忘”。余立金竭力反对，竟造谣说：“林总在提出四个‘念念不忘’以后，又增加了一个‘念念不忘战备’。”
３、余立金封锁林副主席
1965年余立金到北京工作后，从来不向林副主席请示汇报工作。在吴法宪同志外出期间，空军有些重大事情应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余立金也不请示报告。1967年10月，林副主席视察空军遵化基地，在林副主席做重要指示时，余立金也在场，他不听不记，竟跑到一边和别人闲聊。更加严重的是1967年8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三区”过程中，余立金奉命回北京汇报，他不向林副主席汇报，有意封锁林副主席。
（三）余立金极端仇视、反对江青同志
１、余立金恶毒攻击、诬蔑江青同志
1967年11月30日，北京空军党委经空军党委转报中央文革的关于“九大”问题的报告中，“建议把一贯最坚决、最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有卓越功勋的江青同志，选进中央最高领导机关。”余立金把这一段内容全部砍掉。南京空军党委关于对“九大”问题意见的报告中提到：群众一致建议“把江青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余立金极为不满地说：“写的水平不高，‘把江青选入中央委员会’这段话不要了。”并要秘书立即通知南京空军重新改写。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余立金和他的老婆陆力行及全家在一起数次散布江青同志的流言蜚语，恶毒地诬蔑、攻击江青同志（原话极为恶毒）。
２、余立金公开对抗江青同志的指示
1967年2月，民航首都机场发生反革命政治事件，民航总局报告余立金后，他置之不理。吴法宪同志传达江青同志的指示，要立即逮捕肇事人，而余立金竟强词夺理，拒不执行，和吴法宪同志当面顶撞起来，干扰文化大革命的部署。
（四）余立金在历史上一贯执行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
余立金一贯抗拒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次政治运动的指示。
1952年，余立金对抗毛主席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诬蔑“三反”运动“伤害老同志太多”，“伤害同志感情太深”，“副作用太大”。
1955年，余立金伙同聂凤智抗拒肃反运动，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飞行部队肃反运动的指示，力图以准备入闽作战为借口，只搞训练，不搞肃反。
直到空军党委三令五申，并且派人亲自坐镇之后，才被迫进行。
1957年，开展整风反右运动时，余立金极力阻止南京军区空军机关大鸣大放，妄图破坏运动的开展。
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抛出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黑报告。余立金竭力拥护，得意忘形地说：“刘主席的话，很有道理，使人听起来心服口服。这样一来，可以不被一比九限制了。”
……
我们无须将这份“罪行摘要”全部抄下，在当时仅有如上的这些“罪行”，就能够把余立金置于死地了。
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不应该忘记的历史！
毛泽东为“杨余傅”平反
屋外的杨树叶子青了、绿了、黄了、落了。又青，又绿，又黄，又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杨成武夫妇坐在窗前，望着再次发青的树枝树叶，心急如焚。
6年多了！
6年，多么宝贵的6年，将军可以打两个解放战争，现在却被囚禁了6年。
从东湖宾馆的地下室，被转移到山坡机场的一间单房里，后又到了河南洛阳龙门和开封。在洛阳龙门的日子里，他们全家又被分成几个“学习班”，由林彪的死党对他们进行逼供审讯，70多岁的老母被冻饿而死……
在开封，曾关押刘少奇的房子，成了他们夫妇的居室，再后来，他们又被转移到了临汾。
这6年里，没有一个像样的当时领导人找杨成武谈过话。他曾经给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写过信，都没有丝毫的回音。
更使他想不通的是，从1968年3月23日起，他的家属都因为自己而被囚禁起来，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娃娃。他们有什么罪？凭什么也把他们关起来？
“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自己曾经想积极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啊！
今天，院门开了，进来两个陌生的军人，他们径直走进杨成武住的房内。
“上级通知，让你们回北京治病。”说话的态度也比较客气，不像那些监视他的人。
回北京治病？杨成武有些不相信地看着他们。他问：“这是谁决定的？”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奉命来接你们回北京的。”
这时，杨成武已经知道林彪出事了（但不知道他已经摔死在温都尔汗）。他也估计到自己的事情会有所转机。
喜鹊在院子里喳喳地叫个不停，杨成武对夫人说：“好事，好事啊！”
他们整理了一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装，跟着来人上了路。
经过一天一夜的旅行，他们到了北京站。来接他们的车子，直接开到了北京医院。
当天，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来了，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说：“杨成武，我了解。
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
听到毛泽东的话，杨成武顿时热血往头上涌。
汪东兴又简单传达了林彪的事情。
杨成武说：“我要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林彪的问题。”
汪东兴说：“你先养病，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那一阵子，杨成武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与其说是治病的良药起作用，不如说是愉快心情起作用。
7月31日下午，中央军委的邓小平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以及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在三座门接见了杨成武、王尚荣等人。
王尚荣见到杨成武进来，跑过去，叫了一声：“杨代总长！”
杨成武握住他的手，说：“8年没见了！”
他们都是总参的人，都曾被打倒，被关了起来。现在相见，分外亲切。
不久，周恩来又传达了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召集党政军的负责人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问题，发表了讲话。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显得苍老了许多。他的谈话，一向是说古论今，不拘一格，谈开去，有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收拢来，又有当今发生的政治事件。
他自然也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问题。
谈到贺龙，毛泽东说：“我看贺龙的案子搞错了，我负责恢复他的名誉。我当时对贺龙说：‘你是二方面军的旗帜，我保你，我是保他们的’。”
谈到此处，毛泽东侧身对周恩来说：“你也是保他的。”周恩来重重地点了点头。
说到“杨余傅”，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杨、余、傅都要翻案。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罗瑞卿，林彪说他搞突然袭击，林彪对罗瑞卿也是搞突然袭击的。在上海，是我听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许多问题听了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我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
历史是富有戏剧性的
1974年的9月30日夜晚，“杨余傅”在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相遇了。他们应邀来参加建国25周年的国庆招待会。
面对着熟悉而又陌生的人民大会堂，他们怎能不感触万千，6年前，逮捕他们的决定是从这里发出的。今天，他们又来这里出席宴会了。
这是三个人被“解放”后的第一次相见，该说点什么呢？该从哪里说起呢？
看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在台上谈笑风生，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他们笑了，也只能笑笑而已。
这笑，是辛酸的笑，是苦涩的笑，是微妙的笑，也是一种压抑的笑。
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出来了，还是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傅崇碧说：“一场噩梦。”
余立金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
杨成武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没被整死，要算不幸中的大幸。”
……
他们没敢再多说一会儿，如果逗留时间再稍长些，很可能会出现“‘杨余傅’又聚会了”的谣言。
人言可畏啊！
他们先后恢复了工作。有了一份工作，心情会稍微好些，但他们的心灵上还压着一个极为沉重的包袱，他们还有着深深的忧虑。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才逐渐拂去他们心头的乌云。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专门发了文件，为“杨余傅”公开平反。
这份发到县团级、传达到群众的红头文件指出：
1968年3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反党乱军，篡党夺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设下圈套，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即“三二四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新反扑”。捏造杨成武同志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同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的权”，“整了江青的黑专案黑材料”，“杨成武三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打了江青”，说杨成武等同志有“黑后台”，诬陷余立金同志是“叛徒”。其后，又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五一六’的黑后台”，等等。林彪、“四人帮”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并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同志，有的致残、致死，造成严重恶果和影响。
党中央的决定中说：中央已经查明，所谓“杨、余、傅事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他们强加的罪名，纯属捏造。毛主席、周总理对这一冤案的平反工作十分关心。１９７４年７月，毛主席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反。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致使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平反的决定，长期未能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公布，许多受株连和受迫害的同志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和落实党的政策。
党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决定指出：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被迫害致死致残的同志，要公开平反昭雪。有关单位对因“杨、余、傅事件”受株连的同志，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