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走进怀仁堂(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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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3)

谭震林的这些话,得到了老同志的赞同。他们的感受和认识是一致的。这为他们在怀仁堂的抗争,作了准备。因此,李富春的家,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据点”。

紧接着,发生了渔轮停港的事件,使谭震林和“中央文革”的斗争表面化了。渔轮停港,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各渔场都搞起了“四大”,在公海上捕鱼的船队也要如法炮制。水产部的同志深知,一旦在公海上搞起“四大”,后果实难预料。每条船上都有枪支弹药,如果打起派仗,出了乱子,那将是国际影响。但是,谁也不敢做出渔轮上不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问题摆在了谭震林的面前,他和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用水产部的名义给各渔业公司发电报。命令出海归来的船队,停港一周,集中时间搞运动,然后再出海。他请示了总理,总理也明确表示:船上的枪支弹药,应该全部移交给海军;可以暂停港一周搞运动;还是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就这样一件事,在当时搞得很热闹。造反派反复追问,此决定是谁做出的。

有关工作人员说,是经周总理、“中央文革”同意的。他们问“中央文革”,“中央文革”的人说不知道。于是,他们就贴出大字报,说“谭震林破坏渔业生产,罪责难逃”!

谭震林本来是反对全国动乱,要抓紧生产的,反被别人扣上一顶破坏生产的帽子,他很是恼火,给江青、陈伯达写了一封信,痛斥他们对自己的诬蔑。

恰巧,陈伯达打电话来,责问此事:“这样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同中央文革商量?致使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造成很大的损失。”

谭老板一听就火了:“你陈伯达是干什么的?管这么宽!这样的事,我们完全有权决定,并不是什么事都必须经过中央文革!”

陈伯达说:“现在正在搞运动,你应该知道你们的决定是错误的,实际上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

“谁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不就是那么几吨鱼吗?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跟造反派怎么讲的?你们是什么态度?”谭震林的嗓门很大,震得电话嗡嗡直响。

陈伯达本想责问谭震林,没想到碰了个硬钉子。

两人吵了半个多小时,不欢而散。

挂了电话,谭震林还在气呼呼地骂这位“马列主义理论家”狗屁不通!

……

“二月逆流”的发生,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也有许多偶然因素。“渔轮停港”的事件,是偶然而又是必然发生的冲突之一。有了前面的怀疑与不满,才会有这件事的正面冲突。有了这次正面冲突,才会有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

这又是一种必然。

谭老板个子小却脾气大,这是战争年代大多数人都公认的谭震林之所以大闹怀仁堂,除了当时大的背景和他的觉悟以外,还有一条,就是和他的脾气有关。

说起他的脾气,人们对他的评价就大不相同了。原江苏省省长惠浴宇曾对笔者说:“老板的脾气,发起来你可是吃不消。不过,没有脾气的领导者也难说是好的领导者。”陈毅元帅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谭老板朝你发脾气,你可能受不了。可是一转身呢,他又在说你的好处了。”这大概就是指谭老板批评人时,叫被批评者下不了台、无地自容、难以忍受。但过后他不记账,从不背后给人小鞋穿。

笔者以为,一个人发脾气前后,正是他的个性表现得最充分的时候。谭老板在第二次攻打涟水前后是大发了脾气的,许多人都记得他那次发脾气时的情景。

事情发生在1946年的秋天。

那时,蒋介石还是很猖狂的。他认为他手里有军事优势,又有美国大老板的支持,悍然发动内战,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在华中,他集中了包括所谓“王牌”七十四师在内的大批军队,两次进攻涟水。

第一次涟水保卫战在粟裕司令员的亲自指挥下,经过十几个昼夜的激战,共歼敌9000余人,取得了解放战争初期我华中自卫战北线的第一个大胜仗。

第二次涟水保卫战,是在谭震林等同志的组织指挥下进行的。历时两个星期,共歼敌4000余人,并主动撤出了战斗。

由于涟水城位于淤黄河、盐河之间,淤黄河自西南至城南,折向东南,成一河套,经芨菱向东北而去。盐河亦由西南与淤黄河平行至城西大关绕至城北向东北流去,因此,两次涟水保卫战都与这两条河有关。人们的记忆,也离不开这两条河。

第二次涟水保卫战战斗激烈,许多老同志回忆起来都说:“那场仗打得很凶很凶的呀!”

后来成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时他担任民力动员指挥部的主任。那天下午,他正在涟水的河边指挥架桥——供部队使用的浮桥已经被炮火炸断,等着过河的队伍堵在河岸上,人们急得团团转。项南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们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牛车、门板、柴草、麻绳搭起的浮桥还没有接上,而等待过河的人却越来越多。

忽然一匹飞马送来一封急信,通信员只说了一句:“老板给你的。”

项南接过信一看,是谭老板的亲笔,忙拆开信封。信的内容只有一行大字,直刺项南的眼睛:“今晚不把桥架好,就枪毙你!”

军中无戏言,谭老板动了肝火。项南也知道谭老板这道命令的分量。他把民力动员部的人叫来,要大家齐心协力,当晚坚决完成任务。

当晚,浮桥架好后,谭老板来了,他赞许地点点头,就走到过河的队伍中。

他对乱糟糟的队伍很不满意。

确实,河边的队伍挤成一团,人马、辎重、伤员、民夫,嘈嘈杂杂。有的队伍还为过河发生争吵。

谭老板走到河边时,桥上正在过担架队伍。项南指着放在河边的担架说:“老板,你看——”

担架上有粮食,有用具,甚至还带着瓷夜壶。

“这哪里是在打仗,这简直是在搬家!”

谭老板脸色铁青。他朝着有伤员的担架走去。果然,担架上有许多零碎的坛坛罐罐,再加上被战火撕破的衣着,显得十分杂乱。

谭老板立定,对跟在身后的参谋说:“派几个兵,把担架上的夜壶一类的东西,统统给我打掉!”

参谋迟疑了一下,谭老板厉声喝道:“快去!”说完又补充道,“不像话!”

“是!”

不一会儿,河边传来砰砰叭叭的敲击声……

有个伤员见打他的东西,骂骂咧咧,朝战士吼叫,战士说:“谭老板——”

人们看到,谭老板虎着脸,正朝他们走过来,霎时没了声音。

这类看似不大的事情,在谭老板的生活中屡见不鲜。但在决策和指挥作战中的表现,则更能展示他的脾气。

第一次涟水保卫战的硝烟未散,敌人气势汹汹地反扑过来。在研究保卫涟水的战斗方案时,谭老板和十六旅的首长发生了分歧。

谭老板根据他掌握的情报判断: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还会从淤黄河的南面发起进攻,因而安排十六旅在南面打阻击。

十六旅的旅长、政委都不这样看。旅长王必成说:“张灵甫上次吃了亏,这家伙狡猾得很,他不会再从南面来了。”

政委江渭清也说:“我们是否调整一下部署……”

谭震林说:“你们十六旅不要操心过大,还是打你们的阻击。”

他的话很肯定,似乎决心已下。

江渭清还是强调一句:“要是敌情有变化,临时调我们可来不及。”

谭老板不高兴了,说:“叫你们不要操心就不要操心。”

按当时的规矩,下级向上级建议,只能建议三次,如果上级不采纳,你就不能再提这个建议了。

战斗打响以后,谭老板发现敌人避开十六旅的狙击,攻到涟水城下,守城的部队连连告急。他只得下令:“十六旅飞兵保卫涟水!”

十六旅官兵接到命令,连夜奔驰,天亮前,赶到了炮火硝烟的涟水城边。

这时,通信兵已经架通了电话。政委江渭清接到了谭老板嘶哑着声音的电话:“十六旅立即反击,把敌人赶出涟水!”

江渭清说:“部队刚到,还没有准备好,等晚上反击行不行?”

谭老板对着电话吼道:“趁着敌人立足未稳,赶快打反击!”

旅长王必成不同意这样干,再次向老板建议,等部队稍事整理以后再进攻。

谭老板说:“不要再讲了,拼死也要反击!”

军令如山,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十六旅按照谭老板的指示,迅速展开队伍,向涟水城发起猛攻。

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和较大的人力物力优势,使他们的进攻无法奏效。部队伤亡较大,久攻不下,只好撤出战斗。

撤退的路上,谭老板的吉普车赶上了十六旅政委江渭清。

他脸色阴沉,开口就骂:“你们十六旅搞的什么名堂!涟水失守,是华野六纵的耻辱!我要给上级发电报!”

江渭清知道,此时解释也无用处,干脆听他发脾气。

谭老板还对其他负责同志说:“任务没有完成,该撤职的撤职!”

涟水一战,十六旅吃了大亏,整编部队后,需要补充新兵和弹药。谭老板的气还没有消,硬邦邦地甩出一句话:“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言外之意是,你们旅不打胜仗,就不该给你补充。这当然是气话。

直到莱芜战役胜利后,谭老板来这支部队调用俘虏,他才意识到涟水保卫战时自己的态度是怎样伤了别人的心。

那个夜晚,江渭清、王必成等领导同志围着一个火盆烤火。谭震林进来了。

简单寒暄过后,谭老板说明来意:“军部决定,从你们俘虏的人中拨1万给叶飞部队。”

沉默了一会儿,王必成开口说:“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一个也不调!”

一句话噎得谭老板无法再接茬。

江渭清赶忙打圆场,说:“谭政委,明天再谈,今天就不谈了,你也先休息休息。”

王必成心中有气,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他不是那种不顾大局而闹意气的人。

该调人给人,该调枪给枪,他不会打折扣的。

其实,从涟水保卫战结束以后,谭老板就开始对自己的组织指挥进行了系统的反思,认识到当时对十六旅的批评是不合适的。只是缺少一个表明自己态度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华东野战军在贾汪召开总结表彰大会,谭老板登台发言。面对着浴血奋战的指挥员们,老板的心情有些激动,以至于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同志们,今天是表彰大会……”

他一边说着,一边比画着,眼前齐刷刷地坐着的下级军官们,仿佛又在硝烟滚滚的战壕前沿拼命。

他不顾自己的面子,开始数落自己:“在涟水,我批评六纵的领导(十六旅)是错误的!我应该自我批评啊……”

台下的听众中间,有许多是亲眼见到谭老板在涟水发脾气的人,也有被老板批评哭了的。此时此刻,他们面对坦诚的上级,还能再说什么呢!只能用极热烈的掌声,打断了谭老板的讲话。

至今,说起谭老板在贾汪做自我批评的事,江渭清依然很感慨:“哎呀,当时,我们听了他的自我批评,心里的气一下子就顺了!”

战争年代他是如此,全国解放以后,他的脾气是不是有所改变呢?

建国后,他得了一个雅号“谭大炮”,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开炮俗话说,官大脾气长。

俗话也说,官大口难开。

谭老板倒是没有变,他还是他,该说话的时候他不会闭口,该发脾气的时候他照发不误。

全国解放以后,谭老板的“官”越做越大,当了副总理,进了政治局,分管整个农业口的工作。但他时刻警惕着,千万不能变成“官老爷”。他不知说过多少次,“进城做了官,最可怕的是变成‘官老爷’啊!”

他牢记着毛泽东讲过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成语,时刻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老百姓的呼声。对那些官僚主义倾向的问题,他从不客气,从不留情。在这方面,有人称他为“谭大炮”。

这外号不知怎么叫他听到了,他没有生气,而是说:“朝官僚主义开炮有什么错?就是要把脱离群众的歪风邪气都轰掉!”

且看他几次小小的开火——有一段时间,有关部门为了首长的安全,做出规定,外出开会,不得随便乱喝水。警卫人员、秘书应该给首长带个暖壶,喝自带的水。

那天,他要到西苑旅社去讲话。司机拎了个暖壶放到车上。他问:“带暖壶干什么用?又不是走个千儿八百里的。”

司机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他火了,说:“这是什么人的规定?”

“保卫部门。”

“乱扯淡!”谭老板把皮包扔进车里,“这简直是国民党!”

司机和秘书都不敢讲话。坐在车上,他还在说:“这么下去,老百姓不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才是怪事。”

到了会场上,他的气还没有消,端起桌上的茶杯,咕咚咕咚喝了两口,说:“同志们,我们有关部门不许我喝你们的水!要自己带水,你们说这是什么作风?什么规定?”

秘书给他递眼色,要他不要再讲,他根本不听,继续放炮:“为了首长安全?有这么保卫的吗?对这种规定,我有一个办法,就是不遵守!不听他这一套!”

直到把火发完了,他才罢休。

到宾馆开会,事先有了准备的服务员给他开门,他又看不惯了,走进屋里,朝服务员招招手:“小鬼,过来过来,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女服务员跑到他身边,问:“首长有什么事情?”

“我问你,给我们开门是你们领导安排的呀,还是你主动干的呀?”

服务员被问愣了,不知这位“大首长”是什么意思。

“两者都有。”服务员反应很快。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是所有的人来你们这里,你都给他们开门呢?还是只管给当官的开门?”

服务员脸红了,说:“我们当然是为领导服务的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对你开门,我先表示感谢了。但是我也得告诉你,以后像我这样身强力壮、不伤不残的人来了,不管他官有多大,都不管开门的事!

如果当官当到连门也要别人开的地步,这个官也就差不多完蛋了!”

服务员静听着,不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