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老板像想起什么，又补充一句：“要是你们的领导责怪，就叫他来找我！”
对类似的事情，只要叫他碰上，非得挨一顿批评不可，不论走到哪里，都是如此。正如在他身边工作过多年的同志所说：“老板眼里容不得半点官僚主义，容不得半点欺负老百姓的事情。”
那年，他回到老家攸县，在县城散步，撞上一件看似很小的事，他又忍不住开口了。
一群人排着队，拎着口袋，等在粮店的窗口前——这窗口１米多高，很小，只能伸进手去拿口袋。旁边等着买粮的人在议论：
“把售粮口垒这么高，存心不让你买！”
“谁惹得起他们，他们是官家！”
听到这些议论，谭老板站住脚。停了片刻又走到售粮窗口。只见里面的工作人员一副冷面孔，正在呵斥一位来购粮的孩子。
谭老板不朝卖粮的工作人员发作，而是转过身，对跟来的县委的同志说：
“为什么把售粮的窗口开这么高？”
“他们怕开低了不安全吧！”
谭老板说：“你们看看，开这么高，我够着都费劲，孩子、老人怎么办？”
县委的干部沉默不语。
谭老板把手一甩，说：“这是存心整群众！我们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服务，一到具体事情上，就整群众，简直不像话！”
县委的同志说：“我们尽快通知他们改正这些缺点。”
“不是这些缺点的问题！你们眼皮底下尽是这类事情，你们不脸红吗？我看，你们用这件事，进行一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
这件事一时在攸县的居民中传为美谈。当然也惹得一些人很不高兴，认为他那么大的干部不该管这种很具体的小事。管这种小事，有损于干部的威信。
谭震林不管别人怎么议论，他该怎么干，依然怎么干。在这一点上，他是我行我素，不被风言风语所左右。
恰在这时，攸县城关镇发生了一起干群矛盾的事件，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传到了谭老板的耳朵里。
原来，城关镇的居民修了一条马路。路面刚刚铺好，还没有干，就被县百货公司的经理等人的车辆压坏了。这下子激起了公愤，居民纷纷找到百货公司去讲理，要求经理赔偿。那位经理不仅不赔偿，还强词夺理，说路就是要走的！
群众气得没办法，只好在街中心的黑板报上写了一篇批评文章，指名道姓，说这位经理是官僚主义作怪，特权思想作祟。经理哪受得了这样的刺激，找到县委组织部，说镇上的群众要“闹事”，说这样闹下去，他没法工作了云云。县委组织部的负责同志也认为不该把经理的大名弄到黑板报上去，并指示镇委书记把黑板摘下来。镇委书记听了群众的反映，认为县委组织部负责人的意见不对，随即向县委主要负责人反映。
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天已快黑了。谭老板说：“我去看看。”人们劝阻他不要去了。他坚持说，一定要去看看。大家拗不过他，只好陪他去看。
他认真读了黑板报上的批评文章，又看了被那位经理压坏了的路，好半天没有说话。往回走的路上，他对县委的负责同志说：“群众的批评好哇！让群众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我们如果把群众的意见压下去，那才可怕！”
晚上，他又明确表态，对这位经理的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进行了严肃批评。
他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们口口声声说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是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绝不是一个干部应该做的事！这件事情，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必须彻底解决。”
在谭老板的干预下，县直机关展开了讨论，并且进行了整风。那位经理作了认真的检查，并修好了路面。
群众获胜，由衷地感激为他们说话的谭老板。有的老太太说，要是共产党的干部都像谭震林这样就好喽！
正因为这样，有的干部“怕”谭老板。他的夫人葛惠敏对他说：“你能不能脾气小点，别管那么多的闲事？”
他很不以为然，说：“怎么是闲事？该管的就是要管。这种事情，别叫我碰上，碰上了就别怪我不客气。”
他何止是不客气，有时是叫人下不来台。他还有他的理论，叫做“就是叫你下不来台，否则，你是记不住、改不了的！”
在攸县蹲点结束前，召开过一次县社干部大会。与会的各位县社干部，都是捧着稿子念，念得很是乏味，听会的人不是打哈欠，就是抽烟。
有一位讲话者开始念稿子，磕磕巴巴，念得很不顺畅。稿子显然不是他自己写的。
谭老板打断他的讲话，说：“我问你，你的稿子是谁写的？”
被问者支支吾吾，说是别人帮助起草的。
“别人帮助起草的？我问你，今天讲话是你讲，还是别人讲？”
被问者脸都红了。
谭老板从衣袋里摸出自己的一份讲稿，说：“我都不敢像你们那样，三页半的稿子，还要秘书给起草。”
会场上寂静至极。他站起身，虎着脸，一点都不留情面地批评：“官，越当越懒！讲十几分钟的话，都要别人替你写个稿子！这样，不脱离实际才奇怪呢！
从今天开始，你们谁要是再要别人给你起草即兴讲话稿，谁就是不称职的干部，谁就得给我站起来！”
他意犹未尽，又说：“战争年代，我们给部队讲话，都是不要稿子的。讲得不是很有层次，人们也很爱听。我们不能越来越退化！如果我再看见这种情况，可就不会客气了！”
讲话的同志当时确实下不来台，但谭老板又给了他一个台阶下，说：“我打断你的话，有点不礼貌，为了倡导一种风气，我要这么做，就是要你记住，这样干是不行的！”
这是他对同志的批评，有了这样的脾气，也就不难理解他在怀仁堂的表现了。
给林彪写信，给毛泽东办公室打电话，谭老板继续抗争着……
怀仁堂的会议散了。
谭震林把公文包重重地甩在车上。他心中的气还没有消。司机看他的脸色不好，也不敢多问。
回到家里，他饭没吃，脸没洗，径直进了办公室。妻子葛惠敏发觉情况不对头，问是怎么回事，他说：“和你没有关系，你不用管。”这也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工作上的事，不在家里说；党内的机密文件，不许家人看。
他靠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之中。
钓鱼台。
“中央文革”办公楼内灯火通明，不知里面又在策划着什么，研究着什么。
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饭都顾不上吃，匆匆忙忙整理了一份２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记录也是很有“学问”的，他们把这份记录作了各种各样的删节和加工，准备报给称病在家的江青。
后来，据王力、陈伯达、戚本禹交代，他们当时被会场上的剑拔弩张的气氛吓坏了。整理材料时，姚文元对王力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你要站稳立场啊！”
王力专门跑到“中央文革”的另一位成员戚本禹那里，给他讲述怀仁堂会议的情况。
王力说：“你没有去，可不得了啦，谭震林、陈毅在怀仁堂大闹起来啦！你躲在家里倒挺舒服。谭震林、陈毅反党、反毛主席、反林彪、反中央文革，简直是反对一切……”
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人，一起找到江青。将“记录”送给她看。江青可以说是又气又喜。
气的是，谭震林、陈毅等人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她；喜的是，这些人居然扬言不跟主席了，这不是绝好的把柄吗？
江青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聂荣臻是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总理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
他们认为，江青应该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江青却要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亲自汇报。她给毛泽东办公室打了电话，还写了张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江青 2月16日”毛泽东当晚召见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他们怎么汇报的，毛泽东又是怎样说的，我们没有查到原始记录，可能没有记录，自从“录音”事件之后，毛泽东的很多谈话都无记录，只是当事人事后谈过当时的情况。虽然这些情况，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但他们当时似乎还不敢伪造“最高最新指示”。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是晚上10时左右进入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的。毛泽东依然坐在沙发上读他的书。请张、姚、王坐下后，毛泽东问张春桥和姚文元：
“你们什么时候回上海去？”
张春桥回答说：“18日走。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没有了，都说过了。”
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示意他说下去。张春桥把他们拼凑的情况，扼要地汇报了。
毛泽东听着，吸着烟，面带微笑。对怀仁堂剑拔弩张的形势，他似乎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越听，他的笑容越收敛。当张春桥说到陈毅的发言时，不知是“整风运动”，还是“斯大林晚年把权交给赫鲁晓夫”那句话刺激了他，他的表情顿时严肃起来。当张春桥汇报到李先念批评《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周恩来说，这样大的事，应该让政治局常委讨论一下时，毛泽东插话了：
“党章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的社论要送常委审查？我们党没有这种先例。”
此时，张春桥说：“主席还记得吗？我们是不赞成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的。要把所有的干部放到火里烧的文件，是在谭震林他们这些人都参加的会议上搞的，是他们要把中层干部都打倒。”
张春桥所说的这份文件，是指1966年8月李富春约谢富治、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谷牧、赵尔陆、周荣鑫、姚依林等同志根据“十六条”的精神，研究国务院八个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拟定的十条意见。这十条意见，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主张把“干部放到火里烧一烧”，让他们在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周恩来阅后认为很好，并为此给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写信，很客气地说，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可否即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件送到毛泽东手上后，毛泽东曾经批示印发周恩来提议的“各同志”，并表示“此事应当讨论一下”。
现在，张春桥重提此事，无非有两种目的，一是为他们“打倒一切”辩解；二是把“打倒所有干部”的罪名，扣在老同志们头上，反诬这些老同志倒打一耙。
毛泽东又说：“现在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煤炭和铁路。”
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是平和的，并没有因为听到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刺耳的批评而立即暴跳起来。
当时在场的王力问：“前几天我和关锋根据主席、总理的意见，写了一篇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已送主席，主席看过没有？”
毛泽东说：“你马上直接再送一份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很显然，毛泽东还在生陈伯达的气。
从这次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来看，毛泽东虽然受到些刺激，但似乎还没有决定要反击所谓“二月逆流”。
２月17日，张春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送上了毛泽东要的“十条意见”，同时附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9月10日提出的五条意见。
就在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的时候，谭震林也没有休息。他想给老战友们打电话，转念又觉得打电话没有什么用处。自己在会场上的言行，他们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态度，他们也清楚。要把“中央文革”的气焰打掉，老同志们能做的都做了。
他想到了一个人，要给这个人写信。此人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林彪。
在当时，能够对“中央文革”起点制约作用的，除了毛泽东，恐怕就是林彪了。种种迹象表明，林彪与“中央文革”的人还是有所不同的。应该让他知道一下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应该努力争取得到他的支持——谭震林十分善良地这样推测着。
再者，林彪是一个老同志，从井冈山时期他们就有过交往。几十年来，虽说不在一个系统工作，但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是可以的。就在怀仁堂开会前，叶群还打过来电话，说“101”（林彪的代号）还是很关心谭老板的。由此可见，林彪并不是要把老同志置于死地——谭震林又被假象所迷惑了。
当然，有一种意见认为，谭震林当时已经知道林彪的态度，就是要同他们斗一场。这种意见有一定的道理，但还不全是如此。如果是朝林彪开火，谭震林写信的口气就不是这样了。
谭震林在他宽大的办公桌上，铺开公文纸开始给林彪写信。信是用钢笔写的，一落笔，他就抑制不住激愤的心情，许多“刺耳”的语言，毫不顾忌地出现在雪白的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