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穿。也应有尽有。各种花色，各种式样都有，不是乌鸦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蓝。将来普通的布是用来做工作服。工作之外，其余时间都是绫罗绸缎，都是毛料呢绒……要发展养狐业，人民公社都饲养狐狸……才有狐皮大衣……也要养水獭、老虎，不养老虎，就没有虎皮。喂猪还要给老虎吃。喂鸡还要给狐狸吃……
第三是住。要跟现代化城市比，什么是现代化？就是人民公社。北方有暖气，南方有冷气，都是高楼大厦，什么电灯电话，自来水都不在话下。
收音机、电视机也不在话下……
第四是交通。除了赛跑，凡是要走路的都有工具……飞机也是四通八达，每个县都有飞机场……飞机太多了，在天空中要打架，天空中还要派交通警察，是不是说不能？那不，每个人都有一架飞机的时候，也不是太远……
第五，每个人都要受高等教育，要普及教育。共产主义大体就是这几条，吃穿住行加文化娱乐、科学院、体育，这些总起来就是共产主义！
这段被许多人引用过的讲话，除了“天空中还要派交通警察”一段外，应该说还是比较实际的。
只是目前的情景，不是靠“一大二公”实现的，反而是靠当时挨批判的“生产承包责任制”来实现的。
面对这一切，他老人家怎能不感慨万千？
面对这一切，他怎么能够安然入眠？
谭老板闭目躺在床上，几十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不时涌上心头。
他觉得，自己是个尊重事实并勇于承认错误、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这一点，党内的同志，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有过评价。在“大跃进”的问题上，自己是有责任的，那么，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本来，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前，人们已看到了“浮夸风”、“共产风”的危害，包括毛泽东，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那段日子里，谭老板回了一趟老家。
尽管谭老板当了“大官”，家乡人同他说话还是随便一些，他了解的真实情况也就多了一些，因而认识到存在的问题也就更明确。在南方九省市农业会议上，他开始放“炮”了。
他说：“1958年的毛病，第一是刮‘共产风’。把桌椅板凳、簪子、耳环、银元、房屋、牲畜直到鸡鸭都共产了。这股风是武汉会议刹的车。第二是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否定了按劳分配，否定了评工记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实际上把劳动效率降低了。第三是浮夸风。浮夸风是从1958年7月开始的，发展的最高峰是大炼钢铁。那时吹‘一天产300万吨钢’，这是不可想象的事。第四是放‘卫星’。你一个，我一个，毛病就出来了。第五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和以公社为单位的统一分配。这是挫伤群众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月的郑州会议刹住了这个车。第六是‘拔白旗’。去年‘拔白旗’起了不少坏作用。现在看来，无例外地（当然不是说一个也没有），全国的红旗县没有不出问题的。绝大多数的红旗县粮食最紧张。”
在1959年的春天，谭老板敢讲这样的话，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文过饰非，勇于自我批评。
他说：“这些问题，教训是深刻的，我应该负责。因为中央书记处分工我管农业，我没管好。虽然大跃进了，可是过了五关斩了六将，最后走了一个麦城。”
这些话，是当着许许多多干部的面讲的。所以，有的同志说：这些话，只有他谭老板敢讲，也只有他才能讲得出来。
谭老板带着许许多多的材料，到庐山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会议的主题是纠正已经认识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但因彭德怀等同志对“左”倾问题的批评，引发了所谓的反“右倾”。致使应该总结经验教训的时机错过了。
庐山的云雾，并没能使我们的同志清醒过来，倒是后来的所谓“天灾人祸”，使不少共产党人逐步清醒了——尽管人们对２０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认为是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有的认为是苏联撕毁协议，还有的认为是“大跃进”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但毕竟是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了。
1961年年初，毛泽东开始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他明明白白地说：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发现的材料表明，毛泽东的注意力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农村工作上的。要不，他怎么能亲自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和广东农村去调查呢！
毛泽东往农村跑，别的中央领导同志也往农村跑。刘少奇带工作组在湖南农村跑了44天，住在潮湿的土屋里听乡亲们讲心里话。周恩来则到了河北省的邯郸地区，就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专题调查。朱德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跑了四川、河南、陕西三省。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调查……
作为分管农业口工作的谭老板这次到了河南省新乡的七里营公社的留庄，直接抓一个村子、一个公社的整风整社。他轻车简从，一副农村干部打扮。进村的时候，来迎接他们的干部，误把警卫员沈凤云当作了首长，而把他当作随从。人们争着为胖胖的老沈提包的时候，老沈哭笑不得，说：“那才是谭副总理！”
谭老板说：“有什么好接的，我们自己来就是了，又不是来做客！”
他吃住在农村，认真了解实际情况，深刻反省，思想上的震动很大。在这次蹲点结束时，他有个总结，请听他是怎么说的——“左”主要是从1958年开始的，如：过早地实行公社一级所有制，刮“共产风”，搞乱了农村所有制，把社会主义误认为共产主义，把按劳分配误认为按需分配，没有正确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在流通领域中，过早地对小商小贩、合作商店实行了过渡。
在农村方面所犯“左”倾错误的实质，是掠夺了农民，剥夺了劳动者。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取赎买政策，剥夺的只是官僚资产阶级。……我们对农民、对劳动者，怎么能采取只是剥夺的办法呢？这种错误是极危险的，发展下去要断送革命。
谭老板再次解剖自己，作认真的自我批评。不怕脸上发烧，不怕丢威信，坦坦荡荡，光明磊落。他的话是这样讲的：
“五风”主要来自上边，来自中央各部门，来自中央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我就是其中之一。大家再看看我在1958年写的论夏季大丰收的文章，在郑州农业书记会上的总结，在河南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9年在郑州谈争取小麦大丰收的问题和棉花现场会议上的讲话，都有“共产风”、浮夸风的瞎指挥，而浮夸风尤为突出。所以说，我们中央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应该负主要责任。
谭老板曾经说过，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我们才对1958年以来的“左”的错误有了系统全面的认识。在这次空前的盛会上，他认真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写出了书面检讨，并亲自送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请他批交“七千人大会”。
邓小平很快作了批示，认为中央承担责任就可以了，不必在大会上作书面检讨了。
谭老板觉得，总书记说中央承担责任就可以，并不等于说自己的错误就可以闭口不提了。他先在农业口的分会上作了检讨，又在农林水利口各部的党员科长以上干部中传达稿子。
该检讨的检讨了，该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了。但谭老板并不因此而完事，他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的农业到底应该走怎样的一条发展道路？怎样的政策才更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如果按照“七千人大会”的思路发展下去，谭老板或许能够进一步探讨清楚这个问题，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理论愈来愈占上风，谭老板不可能脱离开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来思考这些问题，更何况他是一个紧跟毛泽东、崇拜毛泽东的人呢！
自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谭老板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也愈来愈多。
现在，他经过实地考察，亲身体验，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中国农业的希望之光，怎能不由衷地赞叹？
有人说，人到了晚年容易固执，很难接受新鲜事物，更难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话虽然有道理，但在谭老板身上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他接受了中国农村的新变化，并热情肯定，加以赞扬。而对自己在职在位的失误，毫不避讳，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谭老板从农村回京以后，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接见中国、联邦德国经济混合委员会农业粮食工作小组德方组长、联邦德国农业部会议国务秘书加卢斯率领的代表团。会见前，他与中国方面的有关人士谈起了农业问题，态度鲜明，充满了自我批评精神。
这位老共产党员的铿锵话语，许久留在人们的心坎上——过去，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危害很大。现在变化了，形势很好。虽然农业的经营形式多种多样，但集中起来都是搞生产责任制。过去急于搞共产主义，现在看来还是现行政策符合实际情况。
他甚至还说： 国家正在起变化，农业形势很好，搞了生产责任制，效果好。种什么，怎么种，农民有了自主权。因此，也就有了责任心，今年农业有个大发展。
可是，我们有相当多的干部对推行责任制思想还不通，不赞成。这个接见室是安徽厅，安徽省今年粮棉大幅度增产。这主要是责任制的效果。
这就是谭老板，一位心胸宽阔、令人尊敬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