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一句话，周恩来的运作，粟裕才没有被打倒。
在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的压力面前，他一言不发。
“粟裕的耳朵很灵的呀，怎么就是没有听见要请江青同志讲话呢？”
粟裕给军委写了一份比较“堂皇”的书面报告，又独自给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军委副主席作了口头汇报。
据说毛泽东是从来不带枪的，因为他是统帅。
据说粟裕是总带着枪的，因为他是战将。
听长期在粟裕身边工作的老同志讲，从战争年代开始粟裕大将就养成了两大嗜好：保存手枪和看地图。解放以后，他还保留收藏过好几种手枪——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有我们国家造的，也有外国友人送的。就连他送给儿子的第一件礼物也是一支能打10多米远的真的小手枪……
将军喜欢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有一天，把将军手里的枪也收走了，那就说明将军所在的国家不正常了。
这种不正常偏偏让粟裕大将赶上了。有一天，他接到通知，要把手枪交给有关部门保管。
我们这些打了一辈子仗的人连一支手枪也不能留了吗？得到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搞运动了，先把枪集中起来保管，等运动结束以后再还给你们。
不管别人怎么说，粟裕是当了真的。他把自己保存的枪交出的时候，还不忘叮嘱一句：“好好保管，运动结束后再还给我。”
将军没有了枪，却被推上另一个更加复杂的战场。
他面对的敌人不是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而是另外一种更阴险、更毒辣的人。
毛泽东的一句话，周恩来的运作，粟裕才没有被打倒要说清楚粟裕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就有必要说一说他为什么没有在运动中被打倒。
毛泽东生前说过，“文化大革命”有两大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而在打倒一切的情况下，粟裕却没有被打倒，不能不说是一个例外。
要说清楚这个例外，就要说到更远的年代——研究党史军史的人都知道，1958年军队发生了一次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
粟裕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此后，他被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这实际上是个闲职，也就是没有了在军事第一线工作的权力。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在有些人看来他不过是一只“死老虎”了，斗争的锋芒主要不是针对他了。
这时候有人想到了他。
那天他突然接到电话，说周恩来找他谈话，他心里惴惴不安。总理见到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说，粟裕有战功！你一时还是打不倒的。”
周恩来要他到国防工业办公室去当军管小组组长，支撑当时已是很困难的国防工业。接着他又担任了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
也正是最高统帅的话才有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的特殊经历。
在那段日子中，有些人是要把一切老干部都打倒的。他们能放过粟裕吗？
在林彪、江青直接掌握的黑名单上，就列上了粟裕的名字。
在军事科学院，有造反派扯起了“打倒叶（剑英）粟（裕）王（树声）”的旗帜。
在京西宾馆，有人成立了他的专案组，开始查他的所谓“特务嫌疑分子” 的问题……
到了1967年，“中央文革”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有人在国防工业办公室也喊出了打倒粟裕的口号，贴出了打倒粟裕的大标语，说他是“二月逆流”的成员。
这个时候，周恩来出面了。他打电话给粟裕打了招呼，说：明天我要到大会上质问他们。
第二天在国防工业办公室的造反派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厉声质问：
“谁说粟裕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你站出来！”
“谁说的，你站出来！”
“谁说的，你站出来！”
周恩来连说三遍，没有人敢站出来。粟裕这才没有被打倒。
那个时候，国防工业系统的两派斗争是很激烈的。中央文革支持一派，林彪一伙又支持另一派。两派打得不可开交。经常弄得粟裕吃不好饭，睡不成觉。
虽说毛泽东说过话，周恩来又力保他，但粟裕也没有能在国防工业办公室待多长时间。林彪也不能容他在国防工业办公室，很快就让他的亲信把权力给夺了过去。
这时，周恩来又找到粟裕，说：“你现在回不了部队，就继续留在国务院业务组吧，我这里很需要人。”
粟裕看看总理消瘦的身体，说：“总理呀，我努力学着做吧。但请总理替我向主席报告，一旦打起仗来，我还是要上前线。”
总理当然理解一个大将的心情，点头答应了。
粟裕一方面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同时又两度担任中央军委常委。
既然要在那种情况下工作，就不可避免地同林彪、江青一伙发生尖锐矛盾，就要和他们的行径作斗争。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面对面的争斗，如谭震林；另一种是避其锋芒，暗度陈仓，如周恩来。
战争年代，粟裕就是以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着称的。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更加谨言慎行。每说一句话都是经过反复思考的。这并非是他胆小怕事了，相反，这正是他的一种斗争艺术。
在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的压力面前，他一言不发庐山这个地方，之所以出名，不仅仅是因为它风光秀丽，而是因为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这里召开过几次重要会议。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是在浓浓的云雾中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各种人物都有不同的表演。斗争的情节也很是曲折复杂的。但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记住的，还是那场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
没有参加那次会议的人是很难理解当时的山上的气氛的。时至今日，有位参加了会议的老同志还对笔者说：“谁也别当事后诸葛亮，不要说别人，就是老帅们当时也是搞不清楚的哟！”
粟裕是带着军事科学院的中央委员上山的。他们被编在了西北组。
在周恩来宣布了会议议程以后，毛泽东问：谁还讲话？林彪说：“我想说两句。”毛泽东说，那好，请林彪讲话。
于是乎林彪就在开幕会上作了一个很有点火药味的发言。这个发言，现在看来有的地方语法不通，但中心意思是十分明确的。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他攻击那些同意不设国家主席的人说：“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胜利以后这20年，特别是‘文化革命’这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作用。”
“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
粟裕听了林彪的这个讲话以后，也像许多来开会的同志一样，以为这是林彪代表中央作的开幕词，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但他隐约感到这里面有点什么潜台词。
第二天，就有人开始串联了，吴法宪要求全会听林彪的讲话录音，还有人说，有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等等。
到了8月24日的下午，陈伯达、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和西北组发言，支持林彪的讲话，不点名地攻击张春桥等人。
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粟裕也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但他不跟“风”，而是凭着自己多年的政治经验和对党的忠诚来判断是非。这时候，他已经预感到这里面有名堂，是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而对这两个集团，粟裕都有自己的看法。对林彪、江青的所作所为，他是怀有高度警惕的。
由于林彪集团的主要力量在军队，也就有人来找粟裕，要他“赶快表态吧”，“到了该表态的时候了”。粟裕听了，没有说话，没有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