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18天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始终不表态。
她唯一的遗憾，是没能看到中共中央给刘少奇摘掉那三顶“帽子”。
陈大姐之所以在中央全会上敢投反对票，是由她的党性以及她独特的个性所决定的。
当人们说起刘少奇冤案时，胡耀邦曾激动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1968年11月1日，寒冷的北风袭击着京城。全城的广播喇叭里都播着同一个声音：“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0月31日在北京胜利闭幕。”
随着萧瑟的寒风，人们断断续续可以听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刘少奇……叛徒……一致决议，……永远开除……
一切职务……”
第二天，套红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大报，都刊登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
就在全国的宣传机器宣传“一致通过”的时候，就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有一位像农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战士，用手中的拐杖敲着地，对来探望她的老同志说：“一致个屁，我就没有举手！”
她就是当时已经66岁高龄，1928年入党的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
陈少敏是带着病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肾脏严重下垂，腿脚已经很不利落。按照医生的“判决”，她已是病入膏肓了。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使她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一刻不停地为人民工作着。
应该说，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是这届全会的“高潮”。那时，很少使用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也没有当今的电子计算机显示计票，通常采用的是鼓掌通过或举手表决。当代表们举起森林般的胳膊时，不就是显示出统一的意志和一致的力量吗？！
播音员宣读完《审查报告》后，便是举手表决了。
“同意的请举手！”
齐刷刷的手臂先后举了起来。有人举过头顶，有人借助桌面举起，也有人不那么情愿地抬起臂膀……
“好，一致通过。”此时此刻，趴在桌上，用庄严的右手捂住左胸的陈少敏，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不知是工作人员的疏忽，还是出于对陈少敏大姐的爱护，反正没有人在会场上把这一情况讲出来。
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举了手。
当然，举手的人中，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完全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和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又另当别论了。
反正陈少敏是没有举手。
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气氛，是不容许人们有不同意见的。谁表示不同意见，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谁就要被“打翻在地”。
也许此时的陈少敏，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快70的人了，难道在党内斗争中，他们还会把自己怎么样？
也许是她“心底无私天地宽”，把一生交给了共产主义事业，来去无牵挂，所以才敢有如此举动。
也许……
所以，事后人们说：也只有她，才敢不举手。
那位戴眼镜的“康老”，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你为什么不举手？”
同康生打交道，已经是多少年的事情了。全会期间，他们也曾有过交锋。
陈少敏对身居高位的他并不惧怕。她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声音虽然不高，却足以令人震撼了。
陈少敏的态度，令不少关心她的人担心，特别是在她身边工作的同志。司机项怀玺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散会那天，他去接陈大姐，见她脸色很难看，就问：“大姐，你不舒服？”
“不是。今天开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不同意。”
批判刘少奇，项怀玺是知道的，但他没想到刘少奇会戴上那么大的三顶帽子。
“我没举手。”
项怀玺害怕，因为这是中央的全会，不能有不同的意见啊！
“你不举手，他们……”
陈少敏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权利。”
……
是的，中央委员在会上表示自己的意见，确实是她的权利。但在是非颠倒的岁月里，正当的权利会被剥夺或自我剥夺，会被视为异端，也会带来厄运。
长达18天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始终不表态，她得到的评价是：政治觉悟还不如农村老太太高按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说法，扩大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除台湾省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召开全会，解决中央的问题不正是大好时机吗？
可是，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的占总数的71％。中央委员不够半数，无法开全会。但是，后来又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就过了半数。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等，都“扩大”进来，总数达到133人，“人多议论多，热气高”，会议还能开不好吗？
陈少敏是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是会议的当然代表。然而开会的前一天，她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甚至是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她怎么能知道呢？从1967年开始，她就成了受冲击的对象。扣在她头上的帽子很多，什么“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的代理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 等等。在全总机关挨批斗，还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去“坐”“喷气式”……
这样一个“黑帮分子”，还能让她参加党的中央全会吗？这是当时造反派的逻辑。
周恩来总理想到了她。当他发现报到名单上没有陈少敏的名字后，就派中央办公厅的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去问明情况。
挂着军用车牌号的北京吉普来到复兴门外的全总大楼时，得到的答复是：陈少敏是叛徒，不能让她参加中央的会议。
中央办公厅的人说，会议马上就要开了，周总理要我们来问情况、送通知的。接待的人没有办法，只好把扣压的通知交给了陈少敏。
造反派还是不同意她去开会。但在中央办公厅的催促下，他们还是放行了。
陈少敏后来回忆说：当我拄着拐杖走进人民大会堂时，全会就要开始了。
周总理叫我的名字，我答了一声“到！”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围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展开“讨论”。名曰“讨论”，实际上是对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进行分组围攻。
陈少敏一言不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她由不了解情况、想跟上“伟大战略部署”，到怀疑、抵触甚至反对，经历了痛苦的思想历程。上一次（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传达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她才明白这场运动要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少敏很愤懑。她从理智上到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她用特殊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开会休息时，她有意坐在刘少奇身边，同他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想以此安慰少奇同志。刘少奇很理解这种心情，对陈少敏和其他表示同情的同志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
十一中全会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同志到陈少敏家中，想请她谈谈十一中全会的“内部情况”。她告诉同志们，少奇挨批是真的。说着说着，眼泪顺着饱经风霜的脸直往下流。她想不通，她有意见，她甚至说：“只要林彪一个，别的都不要了……”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去，“她是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这一帽子，又有了新的材料。
不管怎么批判和围攻，陈少敏拒不写揭发刘少奇的任何材料，对来要材料的造反派说：“刘少奇同志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
对于所谓的“二月逆流”，陈少敏无疑是站在谭震林、陈毅等老同志一边的。她用沉默来对待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围攻，始终不肯发言。
那位以整人起家的康生，见陈少敏缄口不言，就点她的名：“陈少敏同志，你谈一谈嘛。”
“我身体不舒服。”陈少敏说完，用拐杖敲敲地毯。
“不舒服也要表示态度嘛！”
陈少敏依旧不发言。
康生恼羞成怒，说：“身体不舒服，你可以请假出去！”
陈少敏不屑一顾。
康生也拿她没有办法。
后来，看了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的三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行材料”，以及江青、林彪等人的批语，陈少敏简直怒不可遏了。
江青批示，称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局代表”。林彪批：“完全同意。”并且肉麻地写道，“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这哪里是什么正常的党内斗争，完全是要把人置于死地！
在10月23日的小组会上，讨论《审查报告》时，陈少敏作了一个“检查”。与其说是检查，不如说是给刘少奇澄清所谓的罪行。这必然招来严厉的批评。
有人说她“根本没有同刘少奇划清界限”，有人说她“思想上不通，和中央的精神有抵触”。
随他们怎样说，陈少敏还是不明确表态。24日，继续开会。陈少敏成了江青、康生一伙的重点攻击目标。
“陈少敏，对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这是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刘少奇的罪行，你应该清楚，你和他在一起工作过那么长时间！”
陈少敏抬抬眼皮，回答一句：“少奇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嘛！”
她居然称叛徒、内奸、工贼是同志！这不能不把戴眼镜的康生激怒。康生站起来，恶狠狠地说：“这就是你的态度？！你要考虑后果！”
后果，陈少敏早就考虑到了。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她是不敢这样说的。
“你这个人，连乡下老太婆的觉悟都没有哩！农村老太婆的觉悟都比你高！”
这是同一小组的一位人士对她的评价。这句评价印在了当时的简报上。
这时，陈少敏已经下了决心，要在开会时不投赞成票。于是，就有了本文稿开头的那一幕。
陈大姐之所以在中央全会上敢投反对票，是由她的党性以及她独特的个性所决定的在“文化大革命”最紧张的岁月，陈少敏为什么敢讲真话，敢于同江青、康生等人唱“对台戏”？
有人认为，陈少敏敢讲真话，是因为她资格老，没有人敢惹她。
有人则认为，她没有家庭、没有儿女，一切都无所谓……
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够全面。熟悉她的人都说，她之所以那么做，是由她的责任感、她的党性以及她的独特的个性决定的。只要了解了她的历史，就会觉得她那么做是很自然的。
搞党史的人都知道，陈少敏是我们党内长期负责一个地区全面工作的女领导干部之一（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属凤毛麟角）。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仅有三位女委员，她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位是邓颖超和蔡畅。因此有人说，她是和邓颖超齐名的女共产主义战士。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她的知名度远没有邓颖超高。
在豫南、鄂中等地，人们不叫她的大名，而称她为“陈大脚”。那一带的传说更是耸人听闻：红军中有一女将，脚有一尺长，走起路来一阵风，日行千里，骑一匹千里马，手使双枪，左右开弓。日本鬼子听说“陈大脚”来了，闻风丧胆……她被描绘成一个“巾帼英雄”。而在革命队伍中，则传说她爱骂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陈大脚来谈话”……
要想在很短的篇幅内，写出陈少敏的形象是困难的。这里，我们只能简略地进行一番叙述。
陈少敏1902年出生在山东省寿光县范于村。她原名孙肇修，参加革命后才改名叫陈少敏。
在村里，她的父亲是个有“反骨”的汉子，是全村第一个剪辫子的人。他具有反抗意识的个性，影响了陈少敏，使她成为全村第一个反对缠脚裹足的大脚闺女。这在前清的遗老遗少眼里，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她的父母却容忍和支持了她。
后来，21岁的陈少敏又外出求学，寻找为穷人翻身解放而奋斗的“穷人党”。在文美女子中学，她参加了马列主义演讲小组，第一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罢课，抗议校方的反动行为，被学校开除。
离校后陈少敏回到寿光县，担任共青团县委妇女部长。1928年，她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不久，她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去了。
这里有必要写一段陈少敏的私事。有人说陈少敏一生不嫁，是个花木兰式的人物，这其实是误传。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爱人的照片挂在卧室内。同别人说起爱人来，更是很动感情：“他呀，任国桢，任国桢！鲁迅的爱徒！他写的《苏俄文艺论战》一书，就是鲁迅先生给写的序！”
任国桢是我党早期的革命领袖之一，是1925年中共奉天市第一个支部的书记。当过哈尔滨的县委书记，满洲省委委员、临时常委，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等职务。
陈少敏同他组织过一个假的家庭，他们扮为夫妻在青岛展开工作。那时上级同陈少敏谈这个问题时，她还有点发怵呢！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结成了革命的伴侣，组织批准他们结了婚，并且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任国桢牺牲在山西，陈少敏非常悲痛，像生了一场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