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她的身影出现在豫南地区，后又向鄂中挺进，与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组建了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为豫鄂边区的创建和发展呕心沥血。
日本投降以后，她又和李先念、郑位三组织了中原地区反内战的斗争。蒋介石调集30万部队，包围我中原军区，企图消灭这里的革命力量。这时陈少敏迈着大脚出现在突围的队伍中。
她组织团以上干部和伤病员及家属、孩子的撤退工作，是最后一批撤离宣化店的人员……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她和她的战友们终于从敌人手中夺取了政权。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任的纺织工会主席。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跑天津，到上海，下青岛。哪里有工人，哪里就有陈大姐的笑声。
那时候，人们都知道郝建秀工作法，殊不知，正是陈少敏发现了她，认真总结了她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并且安排郝建秀到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毕业后又到华东纺织工学院深造。郝建秀学成后，有人想安排她当领导干部，陈少敏不同意，坚持让郝建秀回到青岛纺织厂，从工段长干起，一级一级地实践。后来的情况证明，陈少敏的决策，无论对工作，还是对郝建秀本人都是有好处的。
陈少敏长期在工会工作，十分注意倾听工人的呼声，维护工人的利益。她敢说敢讲，敢为工人说话。有一次她到青岛的一个纺织厂，见到厂长和工人的生活悬殊很大。她对厂长说：“你住那么漂亮的小洋楼，看着女工在厂门口给孩子喂奶，风吹雨打的，你心里好受吗？你要主动地为工人办点实事。”在陈少敏的批评和提醒下，这个厂长搬出了小洋楼，办起了托儿所。
在头脑发热的1958年，纺织工业战线上也放起了“卫星”，陈少敏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到郑州的一个纺织厂视察，厂里的有关人员兴高采烈地向她介绍创高产的情况，想得到她的表扬，她听完汇报，说：“到车间看看。”
细纱车间，机器隆隆转动，花毛纷飞，断头率很高，工人大汗直流，纺出来的纱还是不合格。陈少敏指着引她进来的干部，很是气愤地说：“你们不要想蒙我，一听你们的数字，我就知道有假。你们这样搞大跃进？这是胡闹！农民种棉花，工人纺纱有多么辛苦？你们就是这样领导生产的？生产出这么低捻度的纱，织出的布一穿就破，你们对得起谁？”
厂领导被她骂得抬不起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对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她更是毫不留情。有些问题能解决的她一定解决，不能解决的，她就出面去找人，有时直接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解放初期，一些纱厂还有童工，工资低，待遇差，问题拖了好久，不能解决。她很是气愤地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说：“有3000余10来岁的童工，每天站在车边上，扯9个钟头的热茧，所得工资是一升二合小米，除饭钱外，仅余300元（人民币3元），连买鞋袜都不够！资本家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孩子怎么不去做童工？！”
她对政府迟迟不能公布劳动保险条例更是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工人们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不断地捐献，义务劳动、劳军、救灾，政府也应该照顾工人的生活，使工人从切身生活中感到政府是自己的。但我们的政府则爱把粉擦在屁股上，费了一年工夫，起草一个劳动保险条例，人民眼巴巴等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但至今不见公布。”
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去年一年中，我们卖了很多狗皮膏药（指浮夸风），狗皮膏药被我们卖完了。如再不解决此问题，只好卖西北风（这个不要成本）……”
好在那时毛泽东还听得进这些话，对她的这些过激的话，毛泽东也没有怪罪她。
这就是陈少敏的个性。
了解了她的个性，也就不难理解她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表现了。
陈少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举动，大大触怒了林彪、康生等人。此后她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文件停发，该参加的会议不让参加，就连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园票，也没有了这位老革命家的份儿。
她的心情越来越坏，身体也越来越不好。林彪又发布了所谓“一号命令”，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对老干部、老同志实行紧急疏散。陈少敏当然在疏散之列。
此时，她的心脏病、关节炎及肾脏的疾病都相当严重，已卧床不起，不能行走了。亲属及关心她的同志怎样恳求也无济于事，她硬是被几个人抬着上了火车。
陈少敏来到河南罗山后，心脏病和关节炎越发严重，又缺医少药，很快就瘫痪了——她被彻底“打倒”了。没有人扶，她坐都坐不起来。
林彪、康生等人往死里整她，人民群众却无限热爱这位“陈大姐”。河南罗山是当年豫鄂边区的根据地。“陈大脚回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老游击战士，农会、妇女会的干部争着来看望她。无奈她是受“监护”的，不准同她接触。
当地的群众想尽一切办法，说服“监护”陈少敏的人，照顾她的生活。
一个年老的女会长，捧出小米、红枣和花生，对陈少敏说：“大姐，他们不要你，我们要你，我们像当年一样养活你！”
陈少敏感动得热泪纵横。
还有一位老奶奶，看陈少敏脚上的布鞋旧了，特意摸摸她那双大脚，回家和女儿一起给她赶做了一双棉鞋。陈少敏收下了棉鞋，却不肯穿，把它带回了北京。
……
她是在林彪摔死后回北京的。情况稍有好转，但心头的阴云依然不散。她看到“四人帮”等人的形象在电视上出现，就用手敲床头柜。她只能用这样的办法来发泄心头的义愤了。
1976年元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在这举国悲痛的日子里，这位老共产党员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再去看周总理一眼。然而，这点愿望也根本无法实现。她气得把床头柜拍得咚咚直响。恰巧有一位老同志来看她，她怒火冲天地说：“向总理遗体告别，还要资格。凭什么资格？我凭共产党员的资格！”
她还说：“总理是被他们气死的。早晚要跟他们算这笔账！”
周总理尸骨未寒，江青反革命集团就磨刀霍霍，上海出现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消息传到陈少敏耳朵里，她气不打一处来，高声说：“我不赞成，不投票！”“他要当了总理，我们国家就完了！”
一些老同志问她：“如果选总理，大姐准备投谁的票？”
她提高了嗓门，说：“我选毛主席说的那个‘人才难得’的人的票。”
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陈少敏又说：“党和国家的大权，一定要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手里，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陈少敏有幸看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那时她兴奋得像个孩子，挥动着能动的右手，叫道：“拿茅台来！干杯！”
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她还想和人民群众一道干共产主义事业。然而，她被迫害的躯体已经再也不能站起来了。1977年12月14日，她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她唯一的遗憾，是没能看到中共中央给刘少奇摘掉那三顶“帽子”。
附：铁军“活佛”刘少奇如果说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就对这场战争有了一套战略思想，那不是事实，毛泽东自己也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
应该说，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进程是有一系列思考的，他的战略思想也是一步一步形成的。
而他的思想、路线是要靠人来实践的。这一点在新四军的发展史上表现得很明显。
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发展也有他自己的主张，而当时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项英并不很同意他的想法。
项英有自己的主张而且我行我素。
因而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决定起用另外一个人，他要用这个人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下去，打开中原的局面。
这个人就是多次出现在当时的书报、文件中的“胡服同志”。
新四军的老人会告诉你，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对新四军的发展起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他们还会告诉你，当年人们说胡服是“活佛”。
自然也会有人说，胡服就是胡服。
其实，这个胡服就是中青年朋友们熟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下级变成了上级，刘少奇给徐海东当“秘书”
说来好像是故弄玄虚，刘少奇怎么会给徐海东当秘书？生活中刘少奇的的确确是给徐海东当过“秘书”的。
那时候，抗日战争已经到了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正在推行“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他们设法控制延安向新四军派干部。而刘少奇又必须到中原去，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所以他就不得不化名胡服。
而徐海东也正要到新四军去，他们正好一同前往。徐海东的公开身份是第十八集团军军事检察官。
他要受刘少奇的领导，但在表面上刘少奇又是他的秘书。他们就这样上路了。
离开了延安，他们先到的是西安。
由于徐海东是八路军的高级检察官，他一到西安就有很多的应酬。这个要请客，那个要吃饭，忙得不亦乐乎。刘少奇更忙，没人的时候，他要告诉徐海东，哪些人该见，哪些人不该见；见什么人的时候，说什么样的话。在正式场合，他却时时要像个秘书的样子。
一天，有个形迹可疑的人，总在他们周围转。这时，徐海东摘下帽子，刘少奇赶忙接过来，很像侍从副官，徐海东本来就有些不适应，但此时的他只好昂首挺胸，很像个大官的样子。
回到驻地，徐海东说：“少奇同志，今天差一点露了馅，我哪用过你这样的秘书呀。”
刘少奇笑笑说：“你这个人哪，没在白区干过，有时候就是要像演戏一样，没有演员的功夫还真不行呐！”
有一天，徐海东从衣袋里摸出几块钱，说是要请大家一顿。于是带着“秘书”进了一家西餐馆。落座之后，老板拿来菜谱，请他们点菜。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知该怎么点，徐海东只好对刘少奇说：“你这位秘书点就行了。”
刘少奇见多识广，马上点好了菜。服务员拿来了刀叉，又送来了奶油、面包。
徐海东用刀子抹抹奶油说：“娘的，什么东餐西餐，闹半天都是娃娃吃的玩艺儿！”
大家都笑起来。这时，一个同志看看没有外人，就说：“哎，听说到了共产主义，一天三顿都吃这玩艺儿……”
“这东西吃多了还不腻呀？”
“那也不一定，我看到了那时候，中国人还是要吃中国饭……”刘少奇还没说完，服务员就来上菜了。
……
他们从西安到了洛阳，很快就遇到了麻烦。
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夫人去世，不能宴请徐海东一行；就让他的参谋长郭寄峤代请，正在吃饭时，刘少奇走进屋来。郭寄峤突然站了起来，说：“刘先生驾到，失礼失礼！”
徐海东一惊，生怕有什么闪失，刘少奇很是镇定，说：“我不过是路过此地，不想打扰。”
他们坐下来，像老熟人一样攀谈。分手时，郭请他们方便的时候去赴宴。
徐海东一时不知是答应好还是不答应好，刘少奇却说：“感谢郭先生盛情，我们一定登门拜访。”
送走了郭寄峤，徐海东说：“少奇同志，这不暴露了你的身份吗，要是传出去可怎么好？”
刘少奇却不这么看，他说：“我看问题不大，我们正好借此机会宣传我们的抗日主张。”
他们去了，席间，刘少奇慷慨陈词，向郭寄峤和在座的人宣传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批驳了恶意的攻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天，他们又出发了。刘少奇是秘书的身份，自然只能坐大汽车，谁知车开出不久，就被一群国民党宪兵围住了，说是要把东西全部检查。
徐海东坐了小车子追上来，大吼一声：“你们要干什么？”
那些国民党宪兵一看来了个少将，赶忙给他敬礼，说明情况。徐海东训斥道：“多此一举！”
后来刘少奇笑笑说：“看来你的官阶还真有用处呢！”……
胡服二进竹沟，“小延安”有了主心骨 胡服一行终于在初秋的一个下午来到了河南确山县的竹沟镇。
不要小看这个只有1000多人口的很平常的镇子，当时可是很有名气的。号称中原“小延安”——这里是中原局所在地，刘少奇在几个月前曾经来过这里组建中原局。那次他的主要任务是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定要不断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合法运动的错误。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重申了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在这个会上还作出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决议，并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原来的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这是后话。
上次他在这里的时间很短，这次他是身负重任而来，就是要把中央的精神落到实处。
他见到了坚持在这里的朱理治和陈少敏、曹荻秋等同志。
“同志们辛苦了！”刘少奇用他那有力的大手，和这些坚持在华中的同志们“我们在等着胡服同志带来的中央的声音呢！”
“我们在等着‘活佛’呢！”素有陈大脚之称的陈少敏快言快语。
“中央的声音就是：东进东进再东进，一直走到海边去，建立我们的根据地，建立抗日的政权。”刘少奇的确是开门见山。
他们很快坐了下来，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怎样把中原的局面彻底打开……
当时，这里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除了有日本军队的扫荡外，还有顽固势力的威胁。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中原局机关向皖东北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