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胡服就带着中原局机关向东进发，很快就到了安徽省的定远。
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掰着手指头给人说“六大宝”……
早在刘少奇没有来这里之前，新四军就建立了江北指挥部。那是1939年的5月3日，叶挺军长来到皖中庐江县的东汤池。在庄严的会场上，他用洪亮的声音宣布：“全体立正！我宣布，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正式成立。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第四支队、第五支队、江北游击纵队先后完成了向皖中、皖东等敌后实施战略展开……
但由于这里的情况复杂，队伍内部也存在不少问题，急需解决，中央在任命刘少奇当中原局书记的时候，就要求他对“江北、津浦路西”的党军工作统一指挥。而这次到中原来，主要是要打开江北的局面，因此刘少奇在竹沟稍事停留以后，很快就来到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在这里，他进一步贯彻中央的精神，同时也有了自己的创见。
在皖东北，人们都记得他在中原局会议上有过一个很生动的讲话——那次会议上有一张很大的地图，地图不是印刷的，而是手工绘制的。刘少奇指着地图对人们说，同志们看见了吧，我们豫皖苏边和皖东北地区，都是面向日军、背靠顽军，如果我们向西发展，国民党的第一战区、第五战区都会和我们发生冲突，就是不发生冲突，也要受他们的限制。那些中间派也会对我们产生怀疑，政治上对我们很不利……
他指着地图侃侃而谈，同志们，你们看，这苏北一带就大不一样了，它地域辽阔，是真正的敌后，敌人的力量也薄弱……
他说：“我们全力向东发展，既有理也有利，解决了苏北问题后，我军即可背靠山东，凭江据海，依托水网，开展华中抗战。”
他很有理论依据地指出，如果日军继续向我进攻，如果国民党敢公开投降，我军就可以由东而西，配合八路军发展中原，坚持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会后同志们都说，胡服同志这意见是经过反复思考的，讲得很有水平。实际上是做出了发展苏北的战略决策。
这个会后，刘少奇很快给中央发了电报。向中央建议发展苏北，建议中央派八路军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
中共中央很快给在皖南的项英和东南局发了电报，要他们坚定不移地执行向北发展的方针。
刘少奇不仅抓军队工作，还特别强调根据地的建设。在1940年的严寒里，他又召集了第二次中原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的讲话更加引人注目。
这次，他不单在讲道理，还很不客气地批评了一些人。
他说：“前些时候，这一带有这么个口号，叫‘帮助国民党第一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这是给国民党抬轿子，这是很危险的。我们不发展自己的力量是什么结果？还不是被人家赶出来了。我们湖南有个俗话叫‘木匠打枷——枷自家’，我看我们有的同志也是这么干了的，也是做了蠢事。”
刘少奇还引用了一个成语：徙宅忘妻。“有屠某一个人，很是健忘，搬家时把自己的妻子也忘掉了。我们有的同志呢，比这个人还严重，不光把妻子忘掉了，连他自己也给忘掉了。我们为什么不去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而去帮助人家建立根据地？”
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演讲才能，那也是个不称职的政治家。刘少奇演说起来，还是很有演说家的魅力的。他说：“打鬼子是要有枪的，光有枪还不够，还要有个家呀，这个家就是我们的抗日民主政权。有同志说了，我们建立政权人家不承认，人家不批准。我们共产党建立的政权为什么还要人家批准？”
他还针对有的同志的错误说法，认为我们的活动是招兵买马。他说得更理直气壮：“我看招兵买马就不错，革命的兵为什么不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买？
发展革命的武装是多多益善。”他伸出自己的手，说：“我们有六大宝——第一就是抓武装，第二就是要抓政权，第三就是要抓发动群众，第四就是要抓财政经济，第五就是要抓发展党，第六就是要抓培养干部。”他做了一个很有力的手势，说：“这六大宝的总体思想，就是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
他的这些讲话很快变成了这一带军民的行动。部队也很快发展起来，3个月的时间，新四军五支队就发展到了一万多人。
这也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这里刮目相看了。
对于共产党部队的发展，国民党顽固派当然是恨之入骨了，他们纠集了大批力量，向皖东北发动了大举进攻。面对这种情况，刘少奇的头脑很是清醒，他对有关干部说：“同志们，摩擦是非反不可，否则就犯了原则错误。而且如果不在反摩擦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敌后就没有我们的地位，就没有我们的根据地，抗日统一战线也就统不起来了。”
刘少奇的这些话可不是无的放矢，他正是针对有些人的糊涂观念才这么说的。
他还对请示工作的谭友林等人说：“军队嘛就要打仗，人家来打你，你也要去打人家。有的人不是这样想，等人家打上门来了就把部队拉出去打游击，这就是被动的挨打观点。能够搞几个根据地，脚踏实地地发展，不比打游击好吗？
一旦国民党投降，摩擦起来，我们没有根据地，力量比他们小，不能克服投降派，也就谈不上抗日了，那还有什么游击可打？”
他决定，敌人进攻我们，我们就可以进攻敌人。当敌人来犯时，他命令十四团打定远县城。
谭友林不无疑虑地问：“我们要是把定远县长吴子党打跑了，国民党会有好的县长派来吗？”
“我们自己派嘛！不要说县长，就是省长我们也能派出来。我们有一个县，就派县长；有几个县，就派专员。”
“人家承认吗？”
“我们要谁承认？党承认你，人民承认你。”刘少奇说这话的时候是斩钉截铁的。
他又说：“在这革命高潮的时刻里，我们一定要大刀阔斧地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我们的政权。如果不把政权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打完定远县城，刘少奇果然派了魏文伯同志来当这里的县长。
刘少奇向叶飞面授机宜，要他充当一次引蛇出洞的角色。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淮北的局面进一步打开了。刘少奇又在思考新的问题了——我们的新四军要在这里有较大的发展，就必须解决所谓的摩擦问题。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也是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党内的高层也有不同的看法。
后来成了我国海军司令员的叶飞将军，当时曾经接受过少奇下达的一次特殊任务，时隔50年以后，他还能记起当时刘少奇找他谈话的情景。叶飞同志对笔者回忆说：少奇同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项英在皖南的错误；另一个是解决苏北问题，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把新四军和八路军连成一片。少奇同志说，他来到华中，就是执行这个任务的。
少奇同志指出，项英同志在东南局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对国民党顽固派一味退让妥协，不敢斗争，遵循的口号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强调新四军力量小，强调华中特殊。项英认为，江南敌后交通便利，不利于大部队活动，因此，他不敢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放手到江南、江北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只在国民党划定的范围内活动；不敢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更不敢和顽固派坚决进行反摩擦斗争。少奇同志说：“统一战线既然包含几个阶级，就必然会有摩擦，只有坚决反摩擦，统一战线才不会破裂。”他指出，项英坚持错误，抵抗中央的正确路线，已经给新四军带来了很大的危险，如果不及时改变，危险更大。少奇同志说：“现在根据地不巩固，新四军军部就在顽固派的眼皮底下，没有回旋余地，不晓得哪一天会被国民党顽固派消灭掉。项英同志的错误造成新四军现在这个危险局面，对我们很不利。中央命令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向北发展，到江北去，项英同志就是不行动，说什么长江被敌人封锁，大部队不好过。”
少奇同志为了使我了解情况，拿出了党中央与东南局项英来往电报给我看。党中央的电报除连续催促项英率部北上外，还预作警告：“在华中摩擦日益尖锐的条件下，顽方有可能利用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被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毅靠拢，再向苏北转移。”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项英同志还派袁国平同志去上饶与顾祝同谈判，屈从于顽固派要“叶、张两部南下”的无理要求。项英几次电报中央，提出“在某种情况下，叶飞部可允南调”；“坚请叶张部南调，以加强皖南力量”1940年5月4日，中央在发给东南局的指示（即第二个“五四”指示）中，针对项英同志的错误明确指出：“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少奇同志在当时就坚决反对项英同志的错误主张。他在4月24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我方如果同意叶飞部南调，还有什么理由去苏北？”
在少奇同志和我谈话之前，我只知道项英同志反对陈毅同志派我带领新四军六团以“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地区作战，但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少奇同志这么一讲，就把问题点破了，再一看电报，恍然大悟，豁然开朗。
少奇同志说：“陈毅同志不执行项英同志那一套，不照他的办，想办法向东、向北发展。陈毅同志对项英同志的错误是有斗争的，是与项英不同的。”关于陈毅同志在苏南的活动，少奇同志在1942年2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有明确的评价：“我军在苏南活动最久，且在陈毅同志领导之下，自始即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在敌后建立根据地与发展抗日武装部队的方针。因此，我军在苏南有很大的发展，并在不断地打击日寇的战斗中，在群众中建立了很好的威信；部分地改善了群众的生活，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又由下而上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少奇同志又说：“现在中央还在争取教育项英，所以对他的错误，目前还不在党内公布，争取项英同志到江北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
接着，少奇同志谈道：“当前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苏北问题，发展华中，开辟苏北，这不光是新四军的任务，而且是全党的任务。在相持阶段中，放手发展人民力量，不光是为了保证抗战的胜利，还为了抗战以后中国革命的前途。”
少奇同志指出，现在解决苏北问题比较麻烦，因为华中的情况与华北、山东的情况不同。他说：“抗战初期，华北的国民党军队逃跑一空，八路军是奉命挺进敌后作战，所以，北方局能够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