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5日
地图应有更广泛的应用
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长期领先于世界，1986年在天水放马滩古墓中发现的七块绘在松木板上的地图，大致制作于公元前4世纪，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地图实物。而世界上已发现的具有严格意义的最古地图——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时代托勒密《地理学》一书上的地图，即使不考虑是否是原书原来的附图，也比放马滩地图晚了近五个世纪。
至迟到战国时代，中国地图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但由于地图的测绘和制作都相当困难，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作用又非常重要，并且在政治上是土地拥有的象征，所以被蒙上了神秘的外衣，由官方所垄断。在专制集权时代，私人拥有地图可以被看成企图谋反作乱的证据。古代将一个政权的疆域称之为“版图”，版是指户籍，图就是地图，可见地图的重要。当一位君主或一座城市的统治者向敌方投降时，必备的物品就是象征权力的印玺、记录人口的户籍和标明地域范围的地图。
清代康熙皇帝任用西方传教士测绘中国地图时，最终成果《皇舆全览图》在中国还是皇家秘藏，只有少数大臣才能偶然看到，一般民众根本无法知道这些地图的存在。乾隆年间，学者齐召南著有《水道提纲》，人们都惊叹他对河流的描述竟如何精确，其实是因为齐召南有机会查阅《皇舆全览图》的缘故。而参与测绘的法国传教士回国后就将此地图献给国王，并很快印刷出版，在西方广泛流传，成为了解中国地理状况的工具书。以后此地图被日本人利用，修订改编为军用地图，用之于侵华战争。但在清朝，此地图直到晚清时才由胡林翼改编为《大清一统舆图》，原图则直到民国时才出版。
19世纪后，西方一些“探险家”深入中国腹地和边疆，测绘了一批大比例尺的地图。20世纪前期，美国军队还通过航测航拍制作了大批高精度的中国地图。这些地图早已公开，但这块土地的主人却很少有人见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测绘事业已取得巨大进步，掌握了最新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广泛利用了卫星遥感遥测信息，研制成大批高精度、大比例尺的纸质地图和数字地图。但在扩大地图的运用、充分发挥地图的社会功能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
有些规定显然已不合时宜。对一些涉及国家机密区域的地图实行保密，是完全必要的，但范围不能太大，并且应根据实际的必要性进行调整。现在，Google earth 及各种遥感卫星照片早已成为可以随意购买的商品，一般都已达到相当高的分辨率，远远超过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图。此时再对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图保密还有什么意义？何况有的地图早已陈旧，时过境迁，本来就已没有什么作用了。又如，公开发行的地图上不许画等高线，连小范围的旅游图上也不许画。一方面，随着GPS（全球定位系统）的普及，实测高度已方便到连举手之劳都不必要，等高线有什么保密的必要？另一方面，学生在地理课上学了等高线的概念，却从来没有机会看标有等高线的实际地图，所以学过后往往毫无感觉。
还有很多本来可以通过地图普及的历史、地理、政治概念和知识，至今尚未实现。如位于外蒙古与俄罗斯之间的唐努乌梁海本是中国领土，外蒙古“独立”后成了中国的飞地[1]，以后被苏联吞并，改称图瓦共和国。但今天除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还看得到这个地名和它的范围外，其他地图上都找不到了，以至见到普京去图瓦过生日的报道，绝大多数人不知道那里本是清朝和民国的一部分。又如，印度侵占着我国西藏的达旺地区，并擅自设置“阿鲁纳恰尔邦”，这块面积达九万多平方千米的土地在地图上也看不到。再如，我国的南海诸岛中有不少岛礁实际被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占据，但在地图上我们只能看到一块标有九段不连续线的插图，却看不到显示南海诸岛实际态势的详细地图，使人对我国究竟应该有多大的海疆，目前的形势究竟如何，很难形成准确的概念。
其实，无论是历史地图还是现状地图，都可以承载更大的任务，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2009年5月20日
飞地：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
更改地名之忧
中国古代最爱更改地名的要数王莽，在他当政期间，几乎把全国能改的地名统统都改了，以符合他“托古改制”的梦想。例如，长安改名常安，河南郡改称保忠信卿，雒（洛）阳改名义阳，无锡改名有锡。将全国的地名改一次已经够麻烦了，王莽却乐此不疲，差不多每年都改，有的郡名前后改了五次，最终又改回了原来的名称。不仅老百姓记不住，就是地方官也弄不明白，公文中都要加注新旧地名对照。《汉书·王莽传》中还保留着一个样本：
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译文：诏书命令陈留大尹和太尉：将益岁以南的地方划给新平。新平即原来的淮阳。将雍丘以东的地方划给陈定。陈定即原来的梁郡。将封丘以东的地方划给治亭。治亭即原来的东郡。将陈留以西的地方
划给祈燧。祈隧即原来的荥阳。）
这段六十一字的公文，其中注解地名就占了二十个字。这些地名都只注了一次，即只注了现地名之前一次。如果要将以往三五次的地名都注上，那注文肯定会超过正文。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地名不可能一直不变。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地名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即使用字不变，其含义（如所指地点、范围等）也已不同。有的改名的确必要，有的实属无事生非。但这些改变都是局部的、分散的，像王莽那样全面、频繁、反复地改地名是绝无仅有的。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出现过全国普遍改地名的“革命行动”。此事起源于“红卫兵小将”的“破四旧”，当《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北京红卫兵将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名反修路，将大批“封资修”的路牌店招砸烂烧毁，贴上“东方红”“井冈山”“反帝”“造反”“立新”等新名称。消息传出，各地纷纷响应，上海一天之间“旧貌变新颜”。来不及拆下或一时砸不了的路标招牌，一律用红纸写上新名字加以覆盖。我工作的古田中学这个名称也成为红卫兵的冲击对象，质问我们为什么用“古”字作为校名？为什么校牌还不砸掉？我赶紧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抄下有关“古田会议”的内容贴在门前，才使他们明白这本来就是与伟大领袖有关的革命地名。由于变起仓促，“东方红”等名字到处都是，有的马路同时被改成多个新的革命名称，有的想改又不敢改（像复旦大学等名称都曾由毛主席题写）。几天后逐渐稳定，明显不合时宜的都正式改了，如和平电影院“和平”改名“战斗”，广慈医院“广慈”改名“瑞金”。文革结束，“和平”又被恢复，“瑞金”则沿用至今。
应该承认，有些地名的确应该改，建国后都陆续改了。如迪化、绥远等名称都含有对当地少数民族的蔑视，并宣扬汉族的优越感，采用当地民族的原名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无疑更能体现民族平等。将镇南关改名睦南关，安东改名丹东，自然有利于睦邻友好。把一些生僻难认的地名改为通用文字也无不可，在全国范围内消除县级以上政区的同名更属必要。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地名在采用汉字译名时往往只注意读音，不顾及意义，如西藏的穷结县。后来改为琼结县，给人的印象就好多了。
但近一二十年来一些地方的改名大多并无必要，甚至莫名其妙，有的还反复改了几次。
一是盲目复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少地方恢复了此前的名称。即使有的名称显得陈旧，或含义不甚妥当，不过当地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此后有的地方一味复古，非要采用最早的地名，以显示本地的历史悠久，却不顾这个地名与今天行政区划间的明显差异，实际影响了对当地历史的正确理解。
一是为了争夺历史上的名人、名山、名水、名物，抢先改名，形成既成事实，甚至以假乱真。上级政府或者不认真核实，或者同样出于地方利益或特殊利益，居然予以批准，客观上介入了地方之间的利益之争，破坏了地名管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一是为了开发旅游业，将辖境内某一著名旅游点的名称取代整个行政区域，造成矛盾和混乱，徒添麻烦。如外地游客想游黄山，购买了到黄山的火车票、汽车票，到达后却发现是在“黄山市”政府的驻地屯溪。但在当地要去“黄山”（指屯溪），却往往被送到了真正的黄山。
一是撤区建市、撤县建市时，非要同时改名，有的称某州市，有的是当地人也不熟悉的、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名称。像当初仙桃市出现时，很多人不知道它是哪个省的，却原来就是从元朝起就沿续下来的沔阳。
一是随意改变国家的命名原则。如从镇江至扬州的长江大桥，按规定应称为镇扬大桥，实际却被命名为润扬大桥，采用了镇江历史上用过的名称——润州。扬州人或许高兴了，但查阅这一带地图的人，又如何知道其中的奥妙呢？如果今后其他大桥命名时也各行其是，国家的规定还要不要呢？
当然这样改来改去，对拉动内需特别是促进地方经济，还是不无贡献的。且不说要办成改市这件事要花多少钱，一个县名一改，哪怕是动一个字，多少公章需要重刻？多少信笺信封、公文袋、档案袋、登记表、介绍信需要重印？多少机构、单位的牌子需要重制？多少人的证件需要更换或重制？
改地名对我这个专业有好处。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曾以一篇《新莽职方考》（考证王莽时的行政区划）著名。要是地名一直不改，今后如何能写新的《职方考》？
2008年11月9日
地名就是地名
地名——一个特定的、有明确范围的空间的名称，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一个地方或一个地域范围的代表或识别标志，因而应该尽可能保持稳定。这本来是一种常识，也是地名使用的惯例，但近年来却刮起了一股改名风，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地名并非不能改。比如由于中国领土辽阔，地名众多，在命名的过程中免不了出现同名，如果全国出现同名县，一省出现同名城镇，一市出现同名道路，一县出现同名乡，必定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因此对已出现的同名要更改。又如，少数以往延续下来的地名含有对少数民族或邻国的侮谩蔑视，有的地名是帝国主义侵略殖民的产物，有的直接显示了反动的政治内容，当然需要清除替代。但近年来有些地方的改地名却是出于其他原因。
一是行政区划的改变。有些地方行政区划变化频繁，县改为市，市又改为区，还不时调整辖境。本来，政区的通名（县、市、区等）改了，前面的专名不必改，辖区的主体不变，专名也可以不变，但一些地方热衷于改名，非用一个新地名不可，以致当地居民刚适应一个地名，又得用另一个新地名了。有的一味复古，却不考虑这个古地名与今天的辖境已完全不同。有人说，改地名可以拉动内需。的确，改一个县级地名必须新刻很多公章，制作很多新招牌和标志，印许多新文件袋、信笺信封、办公材料，重制很多证件，重编很多电脑程序，或许还能增加多少个就业岗位，甚至养肥多少贪官和承包商。这与劳民伤财何异！
一是用辖境内某一旅游景点的名称取代原来的地名，如徽州改名黄山，灌县改名都江堰，大庸改名张家界，中甸改名香格里拉，等等。这样做唯一的理由是为了发展旅游，据说直接打景点的牌就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其实，一个著名景点，特别是全国闻名的景点，绝不会被所在地名所掩盖，除非游客是文盲又没有起码的地理知识，才会不知道这个景点在哪里，或者到了当地还不知道有这个景点。相反，用景点的名称取代当地地名，反而增加了外来游客的不便。如黄山市的驻地在屯溪，离真正的黄山还有数十千米。于是无数外地游客走错了地方，而本地人却继续沿用原来的地名。交通部门怕引起纠纷，只能在列车或航班的到达地点“黄山”后括注“屯溪”，比不改还麻烦。而且有些地方的景点不止一个，总不能同时用两个或几个景点名吧！像原灌县境内既有都江堰也有青城山，如果按照改名者的逻辑，都江堰的名固然扬了，青城山岂不是被冷落了吗？
被改掉的地名大多已有数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连接着无数历史事实、人物、典故、文艺作品、民间传说，随着这些地名的消失，其中很多内容已经不为当地人所知，或者虽然知道这些内容却不知道就发生在当地。如徽州始置于宋宣和三年（1121年），一直是当地的州、路、府的名称，有八百多年的历史。灌县设置于明朝初年，此前还有过灌州，存在了六百多年。徽州、灌县的消失，意味着与这两个地名有关的文献和史料将越来越鲜为人知。
某些策划专家声称改地名促进了旅游发展，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实际并无根据。从表面看，有些地方在改名后游客的确增加了，旅游收入的确提高了，但这是旅游产业本身发展的结果，并不能说明究竟有多少效益是来自改名，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份有说服力的分析报告。相反，并不乏改了名后旅游并无起色的例子，却被这些专家刻意回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