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基金的设立应该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某些人或某些方向的特殊资助，或是对某些特殊人才的锦上添花，或是对某些项目的雪中送炭，而不是为了解决研究部门或高校的日常开支和人员的生活津贴。但在中国，几项主要的基金，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教育部的“二一一”“九八五”项目，都是在正常的科研与教育经费极少、科研和教学人员工资极低的条件下设立和运行的。近年来科研和教育经费虽有增加，科研和教学人员的待遇虽有提高，但这些提高部分往往都与基金或项目经费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到今天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离开了各种基金和项目经费，研究部门和高校的正常维持都成问题，相关人员除了依然不高的基本工资以外就得不到任何津贴。记得十多年前，中科院某研究所的朋友告诉我，由于使用办公室必须从自己的经费中付费，他们没有项目的人已经没有立足之地，每次只能提着包在走廊里转一圈就回家，也进不了收费更高的实验室或机房。某高校一度设立“终身教授”，但他们的待遇取决于手里有多少经费，否则就与退休人员没有什么区别。一句话，对科研人员来说，申请不到基金就意味着失业下岗，或者只能依靠单位的怜悯和别人的救济生存。
不仅如此，获得经费的多少和相关基金的等级，已经成为对单位和个人进行评估、晋升最重要的指标。当然获奖更重要，但毕竟数量有限，多数人是得不到的。在任何评估中，经费多少是不可或缺的指标，而国家级与省部级的基金，照例可以获得加权指数。至少获得一项省部级以上的基金，往往是晋升职称的必须条件。即使个人清心寡欲，或者他从事的研究并不需要额外经费，单位也会尽全力促使甚至逼迫他申报。于是地方政府、上级部门、所在单位纷纷出台配套措施——至少按一比一配套，还有名目繁多的优惠。甚至只要参与申请，即使一无所获，也能得到若干经费的鼓励。对基金会人员和评委的公关也双管齐下，单位会全力以赴，比个人还积极主动。除了在基金设立之初已经功成名就的人以外，现在的院士、博导、教授，有几个不是一项项基金或项目申请下来的？在这样的体制下，单位或个人都欲罢不能，欲退不能。我曾经因为某项基金在评审中的不公正做法而决定不再申报，但当时我作为所长，还得促使同人努力申报，还得为他们争取。我有一个申请到的项目，由于情况变化，我发现已无法按原计划完成，于是申请退回全部经费，希望予以撤销。但各方面都不希望在统计中出现这一类型，至今尚未得到批准。而我现在之所以能超脱于基金，是因为我已不再担任所长，卸下了统计评估的负担。也因为学校不再每年对我考核，而我手里还有几个大的项目，足于做到退休。要是我还等待晋升，还主管一个科研单位，还在等米下锅，我敢吗？
尽管国家与省部级的基金都在大幅度增长，但在这种体制下，本来根本不需要或没有资格申报的人无不加入申报者行列。特别是随着高校教师和地方科研人员的不断扩大，一窝蜂地要办“研究型大学”，争“世界一流”，申报者越来越庞大，使基金永远处于粥少僧多的状态。加上基金评审本身存在的缺陷和社会普遍的腐败作风，种种怪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所以，要使中国的教授勇于献身科研和教学，而不仅仅表现为“申请基金很勇敢”，除了教授本身的自律外，关键还是要在体制上进行改革。首先，要大幅度提高国家正常的科研和教育经费，使之与基金保持合理的比例，使基金的功能回归本位，改变“全民申报”的局面。其次，在各种评估指标中，要将科研和教学的实际成果放在首位，而不是看有多少项目和多少钱。再次，必须将个人的收入与基金的多少脱钩。改善科研人员和教师的待遇应该通过增加工资和津贴，对优秀的科研人员可以发给奖金，而不能通过科研经费提成。
2009年3月29日
有感于杨振宁在扬州大学做讲座的报道
在新浪网上看到《扬子晚报》题为《杨振宁称中国科学家二十年内必拿诺贝尔奖》的报道，对此我毫无新鲜感，因为杨先生在其他场合已讲过不止一次。国人自然希望杨氏的预言早日实现，但在这一天来到之前，任何评论都没有意义。
令我感叹的倒是报道中提到的其他两点。
一是杨先生批评顾颉刚：“自己曾经在北京保利博物馆看到一件三千多年前西周时期的铜器，表面铭文上有‘国王禹治水，施行德政’的文字。”“这些文字既说明了中国古代的‘德文化’，还批驳了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一个说法。作为历史学权威的顾颉刚认为，中国古代历史有很多是不可靠的，大禹治水就是个民间传说，根本就没有禹这个人。而这件铜器，就可以佐证顾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件铜器既然属西周时期，距今至多三千余年，而大禹治水的事（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发生在四千余年前，一千年后有这样的记载，怎么就能肯定实有其事呢？这件铜器上的铭文至多能证明，在大禹后一千年已经有了这样的传说。按照杨先生的逻辑，今人对公元11世纪的记载如能传到后世，就都可以作为当时确有其事的证据了。即使顾颉刚的说法完全错误，杨先生的论据也说明不了问题。
一是有关杨夫人翁帆的报道，无疑已喧宾夺主。据称：“想一睹杨博士及其夫人风采的大学生和市民太多”，“原本设置上千个座位的礼堂‘挤’进了近两千人，走道里站满了‘粉丝’”。从后面的报道内容看，显然，大学生与市民想睹的还是杨夫人的风采，“粉丝”中自然也以杨夫人的居多。果然：“昨天上午9：50，杨振宁和翁帆下车后，手拉手走向演讲礼堂，翁帆一头短发，一袭黑衣，显得清爽干练。行走时翁帆和杨振宁十指紧扣，大大的眼睛透含着笑意，风度优雅，不时引起大学生的惊呼。演讲前，主持人介绍起翁帆时，听众爆发出的掌声‘长’过了主角杨振宁。”堂堂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科学家完全成了太太的配角，只要隐去杨振宁的名字，这段文字完全可以用之于当红明星出场。而大学生惊呼的是翁帆“好年轻，好有气质”，却不是杨先生的老当益壮或科学家的风采。
这也难怪年轻学子如此疯狂，翁帆再年轻（三十三岁，至少大于绝大多数大学生），再有风度和气质，也是因为旁边有了杨先生。但在这样的场合，杨先生既没有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应有的礼仪，也显示不了西方社会的绅士风度，有的只是与翁帆“十指紧扣”的老夫少妻公开表演，想象力再丰富的年轻人也联系不到科学与传统文化，只能当作明星出场。
不过这样一来，杨先生有关中国人获诺贝尔奖的预测与对大学生的创新教导总得打些折扣了。
2009年4月28日
学术，科普，还是明星出场？
据报道，昨天有超过六千人在人民大会堂万人报告厅参加国际弦理论会议，听霍金讲述“宇宙的起源”，创下国际物理史学术讲演会听众人数之最。与此同时，另一项“之最”也产生了：当主持人丘成桐宣布霍金将要出现时，几百人手持照相机迅速冲向台前，主席台立刻被围个严严实实，瞬间一片闪光，令人眼花缭乱。丘成桐用英文叫大家不要拍照，不要用闪光灯。劝说了约有三分钟，人群却丝毫没有减少。他又改用中文大喊：“请你们赶快离开，闪光灯会给霍金教授带来不适！”这样持续数分钟仍不起作用，丘成桐大怒，喊道：“香港的媒体记者比你们要礼貌得多！请你们赶快回到座位，不然我们要请出保安了！”这样，人群才逐渐散去。（《东方早报》6月20日，A7版）
我不禁想起1998年7月15日傍晚我在剑桥邂逅霍金时的情景。这是他每天的“散步”时间，剑河边的小道上繁忙而宁静，这是一年、一天中最好的时光。他坐的电动轮椅车在自动缓慢移动，照料他的老护士也不靠近他的轮椅，只是默默相随。无论相识还是不相识，路人都按自己的速度和方向行进，游客们也没有任何异样，至多只是投去一个崇敬友善的目光，尽管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霍金。我的手曾下意识地摸住照相机，但始终没有拿出来的勇气，看着他从我身边经过，又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剑河边。
这几百人都是记者吗？如果是，他们供职的媒体都与霍金、物理学、弦理论有关吗？他们的读者或受众都对学术感兴趣吗？莫非他们将霍金的报告当成王菲产女，当成“超女”出场？莫非他们都成了“狗仔队”，并且都不懂得记者起码的职业道德，都不懂得应该尊重一位享誉国际的科学家、一位罕见的高度残障者，以至连对他必要的保护都顾不得了！这些拍照者中都是记者吗？有没有以听报告为名的好事之徒，所谓的“发烧友”“粉丝”？丘成桐的愤怒可以理解，但会议的组织者事先就没有相应的准备？例如对录像拍照作出限制？从有些报道的正面描述看，莫非这正是会议主办者希望出现的空前盛况？
我还有想不明白的地方。弦理论不是谁都能懂的知识，也不是迫切需要向公众普及的内容。霍金的个人魅力虽然很强，但他的探索属高深的科学前沿，风险很大，质疑颇多，并非科普的最佳内容。如果仅仅是为了让公众瞻仰一下霍金的形象，或者为了满足科普活动的需要，完全不必动劳他和大批随员浩浩荡荡作长途旅行。无论是为了科学进步，还是为了爱护霍金，都不应该如此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这是霍金一次私人旅行，那完全可以让他在一种轻松的气氛中低调进行。或许这是霍金自愿的商业活动，那就要看价值如何。这类学术会议不可能获得什么商业赞助，却非要摆那么大的排场，搞成那么大的规模干吗？还不是政府拨款，纳税人付钱？但结果是什么呢？证明中国已是物理或弦理论大国、强国？证明中国已拥有霍金理论最多的支持者？证明中国的科学水准从此提高了一步？
2006年6月20日
高校乱收费，源头在哪里？
最近，发改会查出几所学校数以千万计的乱收费，教育部长披露，已有近八百名校长因乱收费而被撤职，但舆论认为，已经被揭露或查处的乱收费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既然政府主管部门已经三令五申，并且采取了严厉措施，为什么学校乱收费非但没有制止住，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难道这些已被撤职或将要被撤职的校长都心甘情愿吗？难道他们都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贪赃枉法吗？再说，乱收费的标准是什么？校长规定的收费属乱收费，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或物价部门在教育部规定以外增加的收费就不属乱收费吗？对义务教育阶段“合法”收取的各种费用算不算乱收费？如果这些都算，恐怕全国没有一所学校未曾乱收费过！
我认为，乱收费的根本原因，包括各级政府往往会默许甚至怂恿一些乱收费行为，还是政府投入的不足，而整个社会对教育的期望值又大大高于政府的计划和目标。教育部长周济指出，近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是建国以来最快的。我国原来的教育经费就不足，照理应该有大幅度的增加，才能与高速发展相称。但实际上，2004年在教育上的财政投入还不足GDP的3%，比国家确定的目标少四分之一。另一方面，财政以外的投入，如民企资金和学生家庭的投入又缺乏合理有效的途径。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学校除了向银行借钱和“乱收费”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周部长说“钱不够也不许乱收费”，坚定的决心令人敬佩，但也得告诉校长们该怎么办，减招、裁员、降薪？还是停课、放假？山东几所大学不是因为付不起取暖费而延长寒假吗？这样做行吗？师生、家长和社会各方面答应吗？
当然，周部长将“三管齐下”的第一项措施列为加大教育投入，使我们看到了希望。但加大投入有一个过程，不能指望从GDP的3%立即增加到4%。何况根据我国近年的发展规模，本来应该比4%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严格规范收费是不够的，还应该坚决实行“收支两条线”，即学校的全部收费应该上缴，而学校的正常开支应该由政府财政规划。打个比方，当警察的收的罚款可以用于本单位改善条件或发奖金时，乱罚款是绝对禁不住的。同样，当教师工资外的津贴与学校的创收能力挂钩，或主要来自学校的收费时，当学校的建设和维持部分依赖于计划外招生、扩招、自费或创收时，乱收费是不可避免的。而现在这是全国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的普遍现象，否则，何至于教师来自工资以外的收入会有如此大的差距？何至于同样等级的学校之间在办学条件方面会有如此明显的不同？
如果这样做了后政府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就应量力而行，将发展教育的速度放慢些，目标调低些，也让全社会的教育热降些温。历史的经验早已证明，离开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仅凭良好的愿望和豪迈的气概，解决不了实际困难，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同时应该为政府以外的投入开方便之门，以满足一部分人自费享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服务的愿望。但这又得考虑社会的平衡和和谐，特别是要让处于比较弱势的群体能理解和接受。
总之，不从源头加以治理，教育乱收费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