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开始后，班里推举代表，自己几次荣幸入选，但总在“文革领导小组”的政审中被刷下，原因自然还是立场问题和家庭问题，虽心怒而不敢言。以后运动浪潮愈演愈烈，“文革领导小组”也垮了，学校成了“无政府”状态，自己和几位要好的同学觉得能走出去看世界，机会难得，立即组成一个“主沉浮”战斗队徒步出行，接受革命锻炼。那年月全国到处都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到哪都有吃有住，红卫兵串联造反无人敢管。我等虽无胆量造反，却也吃住无忧。我们平生第一次走进了太原，住了一月，看遍了省城的造反闹事，游遍了省城的大街小巷，又新奇又懒散，心里却是一片迷茫和混乱……
而后，我们又决定到革命圣地延安去“朝圣”。延安是革命根据地，伟大领袖和他的战友们在1935年10月带领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跋山涉水到达陕北，1937年1月入驻延安。那时数以万千计的志士仁人奔向延安，胸怀救国的理想聚集在宝塔山下，以青春和热血汇入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毛泽东思想在此形成体系。国共两党在这个时期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民族敌人，从而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篇章。我们一行虔诚的热血青年以革命前辈为榜样，决定徒步“长征”奔赴延安。我们专门沿着红色道路行进。从省城出发经晋祠、清徐、交城，奔赴文水云周西村，缅怀了刘胡兰烈士，在烈士塑像前庄严地宣了誓、照了相，有一种洗礼般的神圣感觉。但到了烈士家中，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串联的学生们贴了很多大字报，上面写：舍得一身剐，敢把胡文秀拉下马。胡文秀据说是烈士的继母，有人指控她有出卖烈士之嫌。那时我看到胡妈妈还在强装笑脸接待来访的人们，而烈士的父亲刘景谦蹲在角落一脸茫然，这使我们好生困惑。后来得知，胡妈妈是一位非常贤惠且思想进步的英雄母亲，现在回想起当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疯狂举动是多么的荒唐！我们又沿着吕梁英雄们的足迹奔赴汾阳县唐兴庄祭奠了抗日英雄蒋三烈士，和蒋妈妈握了手，到陵园烈士安葬处看到的是一座破败不堪的荒冢，墓碑上英雄的名字残缺不清，心中充满了愤然，心想顶天立地的抗战英雄为啥身后事竟如此苍凉！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当时还没有来得及重修陵园。我怀着对烈士无比崇敬的心情，在红卫兵联名书写的条幅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铭志学习先烈继承遗志，以为是完成了一件神圣的使命。
我们原来准备沿着毛主席东渡黄河的线路进入陕西，从临县川口西渡。由于到了汾阳离临县较远，于是选择了走孝义、交口、隰县，从永和关西渡的路线。这条路十分艰险，可谓是千峰横空，万壑纵地，正处初冬时节，河镇雪飞，山幽云雾多，我们艰难地行进在崇山峻岭中，体验了“虽饥寒交迫却激情万丈”的壮举，心中充满了豪迈！有一次我掉了队，一个人在山中跋涉，忽听到有人呼叫，抬头一望，只见一位老农在悬崖边撑着一头一蹄踩空的驮炭毛驴大声呼救，我来不及细想，直奔前去施救，和老人家共同撑住毛驴以脱险境，但终因山高坡陡立不住脚，负重毛驴轰然从身边滑下，炭块迎面砸下，好在我们躲闪及时，没有受伤，只是惊出一身冷汗。毛驴也在半山腰被树木挡住捡了一条命，老农连叫万幸，把驴拴好后还要下山腰捡炭，并告诉我这地方在旧社会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山中寺庙旗杆上常挂有人头，听了让人毛骨悚然。那时社会虽乱治安却好，过一会儿全当故事了，这也是我的第一次“见义勇为”。
大山里没有接待条件，有时就和老乡们同吃一锅饭，同睡一盘炕。“战友们”风餐露宿，终于到达了永和关黄河渡口，黄河水流湍急，十多里外就能听到波涛汹涌声。走近河边，只见两山夹河，河水咆哮，渡河用的是一条陈旧的大木船，能挤50多人，船两边各有四人划桨，船尾一人掌舵。我们是生平第一次看到大河，上船时战战兢兢，有些害怕，船工们给我们鼓劲，大家也就放下了悬着的心。船工们齐声呼着号子，渡船在惊涛骇浪中顺流而下。本来两岸相隔一公里多，由于水流冲击，漂流到对岸可能是好几公里了。过河后就是陕北延川、延长地区，离“革命圣地”不远了。陕北的老乡们说，延安可繁华了，我们心中想的就是要到这繁华的“圣地”接受“革命洗礼”，大家心潮澎湃不已。
陕北农村生活比较艰苦。招待我们的三餐大都是掺着豆子的一碗小米稀饭外加玉米窝头，菜蔬很少，窝头像小砖头一样，我们戏称为“金砖”。在山路中接待站少，我们每天带点金砖窝头作干粮，有时我们带点给老乡，他们十分喜欢。我就在那时由于在寒风中啃窝头得了胃病，造成了终身疾患。
经过一个月的征程，我们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延安，看到了巍巍宝塔山。山下是延河，伙伴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住进了延安大学的窑洞。革命领袖们在延安坚守战斗了13年，我们相约进驻13天以接受“熏陶”。
我们按照自己的日程抓紧时间瞻仰了领袖们住过的窑洞、中共“七大”会址、革命纪念馆、延安大礼堂、延安“四八”烈士陵园等“圣景”。
1946年4月8日，出席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王若飞、秦邦宪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机回延安的还有刚被营救出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回国的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及著名爱国教育家黄齐生先生等九人，因飞机失事，不幸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难。坐落在延安市的“四八”烈士陵园，是为了纪念他们而专门修建的陵园。领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祭奠过的张思德，其墓也位于陵园一角，成了大家崇敬的地方。
我们还到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领袖们活动过的地方进行“朝拜”，聆听革命教诲。又专门到悼念张思德烧炭牺牲的旧址重温了《为人民服务》。那天正好拍新闻纪录片，我虔诚地和人们大声朗读经典文章，翘首企盼能在那时候经常放映的新闻纪录片中看到自己，一直盼了好长时间最后还是终归失望。
我们还荣幸地登上了延安著名的宝塔。坐落在宝塔山上的九层砖塔是唐代宗大历年间始建的，塔高44米，塔底层两个拱门门额上分别刻有“高超碧落”和“俯视红尘”的楹联。明延安知府顾延寿有诗曰：“嘉岭叠叠倚晴空，景色都归西照中。塔影例分深树绿，花枝低映碧流红。幽僧栖迹烟霞坞，野鸟飞归锦绣丛。”可见宝塔自古是福地。宝塔是延安的标志和象征，宝塔历经风雨侵蚀和战火洗礼，但始终巍然屹立，印证着“圣地之祥”。登塔顾望，整个延安城尽收眼底，延河穿城而过，四望群山环绕，窑洞从山脚一直修到山上，傍晚点点星火从地面接到天上，印证着“天地合一”。宝塔后边建有一个亭子，亭里悬挂一口明代大钟，击之响彻全城。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曾以此钟报时报警。想到抗战的精英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宝塔山下，打出一片天地，心中更是升华了一种崇圣激情。
在结束了难忘的延安之行后，想到伟大领袖在北京十次接见红卫兵我们没有赶上，心中不免产生了一种缺憾，于是伙伴们相约到北京接受“革命气氛洗礼”。再次启程的路上，我们想方设法搭乘到西安的卡车，徒步串联的豪情荡然无存。伙伴们先把生胃病的我安排先行，他们随后赶上。西安火车站挤满了各式各样的“战斗队”，我们拼着小命挤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车厢挤得密不透风，过道里、座椅下，甚至行李架上都是人。我在座椅下整整憋屈了20多个小时才到了伟大的首都。我们被安排住在了“和平里”，我们错过了伟大领袖的接见，每天只是到天安门广场看看大字报，收集一些传单小报，回想到在路上“耽搁”了两个多月，没有见到革命领袖，没有到井冈山、韶山、遵义……没有到更多的地方去，这时已经有了“就地闹革命”的传闻，大家心中不免泛起了阵阵惆怅。时逢腊冬，寒意袭来，于是产生了回家的念头，相约明年再外出，但这却是“大串联”的终结。
过年后，串联停止了，可我和几个伙伴们按捺不住心中的躁动，又扒火车到了北京。一路吃了好多苦头，混在上访的人群中在京城浪迹了几天，最后借路费回了家。现在回忆起来，虽无趣，也有味，也算人生阅历。
接下来的“文革”运动进入了更加疯狂的日子，派系斗争愈演愈烈，以至发生流血事件，文斗变成了武斗，这些日子自己很惶然，大多是畏缩在圈子之外以保平安。
在“中苏”关系特别恶化的时期，伟大领袖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我和我的同学们整整打了四个月的地洞，每天钻入距地面7米深的地下，刨挖运土，足似炼狱。最惊险的一幕终生难忘：有一天我们刚下洞，同时下洞的还有接受教育的原学校党支部书记苑成宝老师。正当我们走入洞内近十多米远的时候，洞口边一尺多厚的冻土顶层轰然在身后坍塌，近在咫尺的我们一脸茫然，不知所措。在尘土稍散之后，大家又心无旁骛地继续去挖洞。几天后在县城旧广场挖洞中塌方死了人，大家才觉得那时的情景多么可怕，冥冥之中似有神力佑护，命不该绝，现在回想起还心惊肉跳。
在“文革”进入白热化的时期，山头林立，派系横行，今天反“左”，明天批“右”，反潮流、反回潮、反复辟、反翻案的政治浪潮此起彼伏，喧闹不已，人人满腔热血，人人不知所措。小小的县城也成了斗争的“漩涡”。自己因天性胆怯，只好以“逍遥”度日。虽是这样，但还是受派系影响，曾被发配到废弃的军垦农场荒滩烧砖，去20里外的一处地方看护果园，虽苦虽孤单，但依然认真履职，自认躲过了是非地方，心中倒也自得其乐。
再就是几年的学校工作经历也是我人生中一段快乐时光，常以我的校园春秋自我陶醉，每每有同学称呼自己老师之时，心中觉得既快乐又舒坦。我在学校工作的年代，正是知识分子被诬蔑为“臭老九”的日子，不少人不安心学校工作，我心平静，一心固守，尽心尽责，从不懈怠。即使对于那时受批的老师们我也尽可能给以帮助。负责后勤时，自己怀着极大的热情开展工作，和大家相处十分融洽。那时候物资匮乏，我组织人员开荒种菜，自养肉猪，较好地改善了师生们的生活。为了解决老师们的住宿条件，在校委会上，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筹划修建教师住房的任务。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把早已停产的校办工厂生产的滞销药瓶从垃圾和灰烬中拣出来，背着样品到药厂去推销，多少次被拒碰壁，多少天风餐露宿，终于赚回了近万元资金，开始了兴工修建的前期准备工作。问题很快接踵而来，资金少如何安排？设计图纸也没有着落……为此，我设想了多套方案，最后敲定用泥墩砌墙，青砖碹顶修建窑洞，这样做比较经济。我观摩考察了多处建筑式样，专门购买了建筑工程方面的书籍，自己设计了施工图纸，计算了拱顶可能达到的最佳弧度，以求窑洞顶部平缓、室内敞亮，计算了框架可以承受的张力和压力以求确保安全，这也是我最心悬的地方，生怕在结构方面出问题，造成安全隐患。我拜访了老技工，参考了有关书籍资料，但心中始终踏实不了，自己毕竟没有系统学过专业知识，生怕万一出事把好事办坏。
为了不浪费材料，我煞费苦心地计算了砖料、木料、水泥和泥墩的用量。后来房屋建成证明和自己计算的基本相差无几。条件简陋，困难很多，单是诸如借模具、施工用水、工人食宿、材料供应等杂务就把我忙得晕头转向。学校没人手，只好硬顶着。在打圈梁、碹窑顶的关键环节，自己通宵达旦地守在工地上，连工人师傅们都受了感动，表示一定保证质量做好工程。那时建筑材料奇缺，学校又是不被人重视的地方，木材、钢材、水泥全得求人。有几件事说来可笑，为给学校批点木料，我编造“理由”说谎，还被“查”了几回。为给学校搞点钢材，竟相约在隔壁商机厂工作的老同学“偷”厂内原料；到县焦化厂“乞讨”废旧管材。现在想来，虽显“龌龊”，但痴心可见。不知跑了多少人情路，学校的“系列”工程才得以完工，但我心满足、痛快……看到学校建起了四排整洁的教工宿舍、师生饮水房、学校新建的铁大门，还有学生宿舍……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甜蜜和透彻心底的畅然。我所设计的“土图纸”还被另一所学校拿去借用。直到今天，40多年过去了，窑洞仍然“健在”，老师们仍在居住。每到此处，我都会产生一种眷恋的情感。
在教育战线的时间不长，我却感慨良多，我深深体会到学府的圣洁，老师们的崇高，不管社会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教育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希望。现在，尽管有些阴霾的东西也或多或少飘进了校园，但瑕不掩瑜，校园永远是普天下人最神往的地方，它寄托了一代又一代父母们对儿女未来的憧憬和希冀，同时又肩负着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神圣使命！
重教育，家运久，国运昌。这是古今颠扑不破的真谛至理。时下听到故乡山阴的贤人们为振兴教育奔走呼号，我发自肺腑拥戴此举。我先后为家乡建校筹款30多万元，尽了绵薄之力，自己以为是平生做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自己常常感慨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深感为终身憾事，但情有独钟热爱教育的情结永驻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