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崇拜是人类天性中本来就潜藏着的一种古老的情结。美国学者戴维·利明等人曾在《神话学》中指出：“英雄崇拜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悠久。甚至原始人就已意识到，他只所以能够在异己的和经常是敌对的世界中生存下来，全靠其杰出首领的英勇和足谋多智。”[13]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英雄崇拜的历史渊源。崇尚强势、渴求超然是人类永不陈旧的论证话题，无论是西方人所崇拜的盗火的普罗米休斯，还是东方人称道的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这些都表达了人们对英雄的讴歌与赞美。从上古神话传说，到历史英雄故事，到今天的武侠、科幻，这种情结从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元杂剧也不例外。元杂剧中的英雄形象类型有别，性格迥异，各有其鲜明的特征，但元杂剧的作家们在对他们进行刻画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是以一种充满崇敬的心理去塑造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这既是作品写作的需要，又是人类“英雄崇拜”情结的外在体现。
“英雄崇拜”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原始氏族社会。在《国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
再如：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韩非子。五蠹》）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始崇拜中的英雄总是首先通过许多非常具体的途径解民于倒悬、赐福于人类的优秀分子，他们或“法施于民”，或“以死勤事”，或“以劳定国”，或“能御大灾、捍大患”，不是发明家，就是劳动能手，不是战斗英雄，就是治水专家，等等，他们都是些对本氏族有突出贡献的人。
五帝时代最后一位氏族领袖大禹就是这样一个最突出的人物。当华夏民族面临黄河疯狂泛滥而命运岌岌可危时，大禹──这位由民众推举出来的氏族领袖，毅然率领全体氏族成员，劈波斩浪，因势利导，与滔滔的洪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大禹这位民众的领袖时时站在民众之中，走在治水队伍的最前列，“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跋，颈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韩非子·五蠹》）为了社会的公益和民众的福祉，他确实称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那么，人类为什么会产生对英雄的崇拜？
可以肯定地说是因为氏族社会的民众需要英雄的神话。先民们的崇拜不是主观想要崇拜什么，而是为了客观生活的需要。“求我幸福”是人类的最原始的目标，也是评价人类行为方向的最原始、最可靠的准则，人类组成社会的目的就在于求生存、求幸福，从原始意义上讲，这种崇敬心理是人类的一种天然情感，是一种对同类高尚德行、健康心态和超凡力量所产生的发自内心的真诚认同、钦佩和崇敬。
原始先民的知识和生产水平极为低下，他们完全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危险和灾难的包围之中，所以对于这苦难的恐惧成了他们思维的基础。原始先民认为世界任何事物都是由神秘力量所控制，自己的命运也完全取决于这些神秘力量的意志。春秋时鲁国大夫展禽曾说：“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国语·鲁语上》）。可见，在那个时代，造神以及对神的崇拜，是原始文化时代把人们从无边黑暗中解救出来的重要途径。当他们还不可能认识到英雄那超人的意志和力量本该是自己的属性时，就必然渴望一个能够体现自己意志和力量的英雄横空出世，然后跪拜在他的面前，以便换取他们所最需要的安全感，这是“英雄崇拜情结”产生的最主要的社会根源。“华夏英雄崇拜的核心标准是凌驾于智能、勇力之上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为此，中国古代战争小说判别英雄的标准遵奉的是道德唯上的原则，简言之就是为君者要以‘民为邦本’，为臣者须‘忠君报国’。”
在这种“求我幸福”观念的影响下，元杂剧作家们塑造了一系列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形象。如水浒戏中的李逵、花荣、宋江；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伍员吹萧中的浣纱女和渔翁等，无一不是“求我幸福”的曲折表现。这些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英雄故事，恰恰是对久远的英雄主义精神的遥远眷恋。
元杂剧中的传奇英雄形象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作者所倾力歌颂、由衷肯定与赞扬的，作者不但以浓墨重彩的笔法刻画出了他们的超人才能和过人的神勇，而且更以一种喜爱与欣赏的笔调写出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英雄形象。元杂剧中英雄形象突出的外观印象是其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刘备、关羽、张飞、赵云等众多英雄形象，几乎都是一些悲歌慷慨、震撼人心的英雄志士，关羽单刀赴江东，赵云血战长坂坡、张飞威振虎牢关等一系列英雄剧，折射出的是一种豪迈磅礴的英雄伟男气魄。其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无不体现了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都以“英雄”的风姿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组组鲜明而难忘的英雄群雕，成为后世人们景仰、崇拜的对象。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假如没有了英雄，没有了英雄崇拜，往往也就没有了生机与活力。因此那些塑造了英雄形象的文艺作品，往往倍受大众的欢迎。英国人文主义者卡莱尔曾经指出，“英雄崇拜永远存在，到处存在，它从神圣的顶礼膜拜延及到最低的实际生活领域”，因为它是文明的体现和人类信仰的表现。在他看来，“社会是建立在英雄崇拜之上的”；“只要有人存在，英雄崇拜就永远存在”。这不仅能够解释人类的语言文化大都从英雄传说中开篇，同样也可以说明，在中外文学史上，表现英雄人物的作品为什么总是绵延不绝。
2、传奇英雄的神化过程
“崇拜”是宗教术语，从一开始就伴有宗教的色彩。人类远古时期的先民们，由于自身条件和生产力的局限，对变幻莫测的天地世界总是怀有一种崇敬的心理。在他们的观念中，人与自然混沌相融，物我一体，难以区分。在崇拜某一事物时，先民们总是崇拜它背后的某种与人们休戚相关的事物，人们在对大自然中的万物表示崇拜的时侯，并不单是崇拜作为个体的天、地、山，而是崇拜象征化了的天、地、山。“人总是把人类的美德联系到他们的关于神的观念上”这种伴有宗教的因素的原始崇拜，并不单纯是抽象理念表述中的意识形态，它体现的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中国古代常常以人的本性赋予茫茫宇宙、世界万物以神的灵性，使之主宰人，使人对它崇拜。而在将自然界神化之后，又反过来将自然界人格化，从而赋予其完满的人性，这正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属性的认识和渴望达到这些属性的愿望。在中国民间的传统观念中，所有的伟大人物，往往具有“星”或“精”的前身，而且死后英灵不散，受人拜祭就会显灵，这种观念在民间传说中和古典通俗小说中屡见不鲜。这样，圣贤就被神格化了。当人们以神的灵性关注世界万物时，那些能生人，能保护人，或者在部族之间征战杀伐的过程中为本部落做出杰出贡献和为人类发展做出超凡业绩的人物，就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敬天法祖、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君权神授等原始社会中就形成的观念也就成了普遍的道德要求，而使现世人与神（自然和社会的总和）的关系就变成了祖先或英雄与神的关系。这种关注的视角也就使那些为人类社会做出超凡业绩的优秀分子，在社会道德观念上确立了最终的地位，从而成为富有神性的精神核心，成为整个人类社会本质的抽象化和神格化。
我们知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处在以“天下为公”这种特殊社会环境中的英雄人物，几乎无一例外的来自民众，但多数情况下，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几乎从来只是模糊的历史背景，很少在史册中留下自己活动的轨迹，也很少有人把自己的名字留在历史的画卷中。而真正跃动在历史舞台上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英雄好汉的身影，永垂史册的也大多是那些各类英雄的名字。甚至到了很久以后的明代，人们仍然习惯地认为：“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明史》卷一百三十九《钱唐传》）这些被历史记住的英雄，常常是社会革命的先躯，民众意志的代表，先进文化的象征；是正义的旗帜，勇敢的楷模，智能的化身，是人类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在人类渴望进步，社会需要改革，历史需要转折，文化需要更新的年代，在国家陷入灾难，民族面临危亡的关头，那些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敢为天下先的人，那些把准了历史航向的人，那些解决了社会重大难题，为人类、为民族、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往往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自然便会受到人们的拥戴，成为人民崇拜的对象。
然而，当人们在对英雄的业绩表示景仰的同时，常常在传诵英雄业绩的过程中把英雄的业绩以及英雄本人的形象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夸张了，严重地扭曲了，以此来表达对他的爱戴和景仰之情。似乎所有的功劳都是凭借英雄人物个人的能力才实现的。在人们陶醉于对英雄的欢呼和膜拜的狂热气氛之际，英雄的神话就产生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似乎可以缩小为可有可无的陪衬，而英雄却成了一个民族的救世主。大禹治水的传说后来出现了“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的神话故事，治水的成功被说成是大禹具有指挥应龙的超自然的神力。借助于神话，从此大禹便从民众之中脱离出来，逐渐成为一个万民仰视的民族之神。
同样，元杂剧中的传奇英雄形象也有这种被神化的倾向，且不说流传于民间的传奇英雄，即使是有确切记载的历史人物，也同样被放大、被夸张，甚至被神化。《三国志·关羽传》载刘备与关羽“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刘备）周旋，不避艰险”。记载了刘备与关羽比较亲密的君臣关系，而在元杂剧中被演义为精彩的“桃园结义”情节。对于历史上的关羽与张飞的性情与地位，陈寿写的很简略：“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是陈寿作为史学家对历史真实的客观态度，而文学艺术的规律却是要背其道而行之。为了满足历代文化文学接受者的心理需求，元杂剧作者对笔下的传奇英雄进行了创造性虚构叙事，那些英雄形象已经不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而成为了一种文学形象了。
元杂剧中的英雄人物其实也是在崇拜的原始内涵下塑造出来的文学形象。剧作家们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渲染和夸张，来突出英雄人物的传奇色彩。如智能卓绝，忠君爱民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不仅极具仙风道骨，而且能够“识气色善变风云”，“画八卦安天地”（《博望烧屯》）。具有神的特质。再如对张飞的刚强勇猛的夸张描写：“瞅一瞅漫天尘土桥先断，喝一声拍岸惊涛水倒流”；（《单刀会》）他大喝一声，“一声有九牛之力”，（《三战吕布》）完全是神化了的历史人物，不仅有悖于历史记载，而且突破了现实生活的可能性。而忠义化身的关羽，在其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千里独行、单刀劈四寇等事迹中表现出的刚烈神勇，更是在英雄崇拜情结下被极度夸张渲染乃至神化了的艺术典型。
3、各类英雄的传奇经历
在中国人的身上，历来有一种猎奇的心理，如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唐朝时的传奇，以及宋元时的话本等等，都是在故事情节中追求一种奇的效果，这样不仅能使故事本身具有传奇性，也能唤起读者或观众的兴趣。即使是在正统的史传作品中，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如《三国志·蜀书》中对关羽的记载：“羽望见（颜）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如“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如”；如“羽率众攻曹仁于樊……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陕、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锋”，等等。又如《新唐书》记载，古稀之年的薛仁贵，以其威名吓退二十万突厥大军，其传奇性不亚于文学家们铺排衍化出来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