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遭遇灾害的情况下，宋政府也不减免户调，如宋孝武帝八年至九年（464年-465年），浙“东方诸郡连岁旱饥”[12]，百姓交不起户调，于是政府下令：用杂物抵当租调。也就是说，政府不因旱灾而减少剥削收入，很多人被逼而死。到了南齐时期，统治者非但不有所收敛，反而把杂物当租的办法制度化了。结果是，政府往往调高折变价格，渐变成一种强行掠夺了。如齐武帝永明四年（486年）规定，田租户调，二分取钱，一分取布。按当时布价，每匹一百余文，政府官价却规定每匹五百文。于是，农民不得不以廉价卖布，再以官价交纳户布。此外，政府收钱要求轮廓完整，但这种钱在实际流通中很少。这样，农民需用流行的古钱一千七百文去换取合乎规格的钱一千文。总之，在实际征收中，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
东晋以来贫富日益悬殊。从东晋起还定出按户等征收户调的办法，也就是先以资产多少定出户等，然后再根据户等来制定户调课征准则，当时称为“赀调”。因此，东晋“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诘评百姓家赀”[13]。这一办法到宋孝武帝时得到了进一步推广，“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14]。在这种税则下，农民畏惧提高户等，增加负担，“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衰露，不敢加泥”[15]。这种制度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南齐武帝时，仍令江南牧守“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而农民往往“斩树发屋，以充重赋”[16]。梁初仍然还是“围桑度田”以收赋税。后来，南梁取消了“赀调”，单收“丁布”，史称“始去人赀，计丁为布”[17]。
取消“赀调”，“计丁为布”，并不是说百姓赋税减轻了。据《隋书·食货志》载，梁陈时的田租、丁调云：“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丁。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女以嫁者为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为丁。”“其田，亩税米二升。”就此来看，当时的赋税主要是征收实物，因此统治阶级在实际征收时喜欢用大斗、长尺。对此，唐初人讲到时曾说：“斗则三斗当今一斗，称则三两当今一两，尺则一尺二寸当今一尺。”[18]
除上述外，南朝时期还度田收租，每亩税米二升；又征收禄绢、禄绵、禄米给刺史、守、令作为俸禄及其所部士兵的给养。后来，禄绢、禄绵、禄米全部上交中央政府，成为中央规定的一种正式税收。
在正税之外，南朝还有各种杂调：
口钱：详情已不可知，至少在480年至502年施行过，如《南齐书·豫章王嶷传》称：建元二年（480年）夏，“以谷过贱，听民以米当口钱”。又如《梁书·武帝纪》称：天监元年（502年）夏四月丙寅，诏“逋布、口钱、宿债勿复收。”
塘丁税：会稽（今江苏苏州市）一带，近海多湖泊，道路不畅，于是民间自己组织起来进行修治，当时称为塘役。南齐时因一度军事费用紧张，开始征收塘丁税，“浙东五郡，丁税一千”。由于税额过大，百姓不堪负担，致使很多人“质卖妻儿，以充此限”。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年），王敬则为会稽太守时，奏请政府把塘丁税列为正式税收。这样，“租赋之外，更生一调”[19]。塘丁税本来是用以修理海塘湖陂的，但政府收塘丁税后并不拨款修海塘湖陂，致使海塘崩芜，湖源泄散。齐东昏侯萧宝卷时（499年-500年），南齐又进一步扩大了塘丁税的征收范围，以至“扬（治今江苏南京市）、南徐（治今江苏镇江市）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20]。
酒租：南齐东昏侯永明二年（500年），曾下令“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21]。
盐赋：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年），“以国用不足，奏立煮海盐及榷酤之科”[22]。
杂调：属于一种临时的征发，如刘裕在义熙八年（412年）“台调祭卯（403年）梓材、庚子（400年）皮毛，可悉停省，别量所出”[23]。当时杂调征发很多，但大都局限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征收。
南朝力役非常苦重，如宋初规定，十三岁至十六岁为半丁，十七岁为全丁，但实际上是“役召之品，遂及稚弱”[24]，也就是妇女儿童有时也要服役的。当时法令规定：“男子岁役不得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25]但实际情况是，地方官吏摊派给农民的力役有时会达到几个月，如南齐时，由于徭役的频繁，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市）一带，“四野百县，路无男人，耕田载租，皆驱女弱”[26]。
六东晋南朝的货币
东汉末年以来，除农业以外，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衰败的景象。这样，即很少用到货币，交易往往以谷帛为主，铜钱仅作为辅币，所谓“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
东晋在江南立国后没有兴铸过钱，主要是沿用东吴孙权所铸的大钱。吴兴沈充文曾铸小钱，时称“沈郎钱”，但流通不广。后来，随着南朝商品经济发展，一时钱贵物贱，而钱又大都集中在王公妃主、世族豪强手中，这样势必加速自耕小农的破产。面对如此情况，当时政府采取了各种对策，主要是建议废除钱币，使用谷帛，但这种主张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宋元嘉时期，江南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一度呈现出东晋以来未曾有过的繁荣，这促使政府考虑向市场投放更多的钱币，于是在元嘉七年（430年）开始设立钱置，铸造四铢钱。
由于四铢钱铸造不多，其投放市场后，古钱，如汉五铢、吴大钱、沈郎钱等仍然流通。此外，民间盗铸也很多。由于新铸四铢钱轻，民间多剪凿古钱仿制。元嘉二十四年（447年）又下诏提高大钱（古钱）的价值，规定大钱一枚抵四铢二枚。这一措施对多存古钱的富人有利，而且新旧钱的比价也不匀称，所以到第二年五月就废止了。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钱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政府又铸新钱，质量仍不好，于是不得不专用古钱，从而又出现了钱贵物贱的现象。南齐永明四年（486年），南齐规定在征收租调时，二分取钱，一分取布的折纳办法。第二年又改为钱帛兼半的折纳办法，并要求上交的钱币必须个个圆大。这样，农民要得到好钱，必须“买本一千，加子七百”或“以两代一”，农民的负担更重了。
“梁初，唯京师（建康）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27]可见钱的使用范围很小。梁武帝时，铸新五铢钱与女钱，但又因与古钱轻重比价不等，再次引起币制紊乱。百姓专用古钱，梁武帝又尽罢铜钱，改用铁钱，结果导致私铸大增，一时“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28]，钱币问题显得更为严重。
入陈以后不用铁钱，代之以谷帛。陈文帝天嘉五年（564年），铸五铢钱，后又铸六铢钱，后又废六铢专行五铢。不过，这时陈的领土已小，而“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29]。所以当时钱币流通的区域不广。
总之，南朝时期的钱币缺乏而且混乱，使江南初步发展过程中的商品经济受到影响，并停滞不前。同时，这也给自耕小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加速了他们的破产。
七世家大族经济势力的发展
就经济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值得关注的是世家大族的势力强盛。他们在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有强大的庄园经济作为基础，并有称为部曲的私人武装，其兼并性、割据性和破坏力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仅就世家大族的经济实力而言，萌发于西汉末年豪强兼并的发展，土地高度集中，奴隶被大量使用到土地上，从而造成豪强在经济上的强盛。
西汉不禁止官僚经商，而商人在汉建立以来也获得了可观的利益。汉武帝盐铁官营以后，官僚经商和商人牟利的路受到了很大限制，于是商人就通过土地兼并，把他们的财富集中于地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的世家大族是从官僚体系中派生出来的，而地方豪强中很多是从商人方面转化而来，其有着浓厚的家长色彩。由于中国国家形态比较早熟，氏族残余也长期严重遗留着，氏族成员一起定居生活，保存了他们血缘的联系。再即东汉末年的战乱更促使了世家大族和依附农民隶属关系的加强，而这种隶属关系是通过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
另一方面，王莽改汉制以后，造成币制紊乱，出现了“货币杂用布帛金粟”的状况。从东汉商品货币的规模逐渐缩小，到东汉末谷帛等实物经济代替执行货币的性质，再到了曹丕黄初二年（221年）终于废止五铢钱，致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之后，中国境内，特别是黄河流域涌现出了无数的坞垒堡壁。这些坞垒堡壁就是以世家大族或地方豪强为中心建立的，“垒主”“乡豪”的经济实力大大加强，地方实权也分散在他们手中。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纷纷拉拢世家大族壮大自己。在这种力量支持下出现的政权，不但不能立刻搜括逃户，而且还得把政府民屯下的农民赐予世家大族。这种人口分割于世家大族的现象反映在法制上，便成为两晋南朝的给客、荫客制度和隋唐奴隶、部曲为不课口的规定。这样，很多人口便逃脱了政府的赋税，并在实际上不受政府的管辖。从根本而言，世家大族的强盛是不为中央政权相容的。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央政权和世家大族的矛盾就会显现出来，中央政权就会运用权力去限制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如晋武帝践位之初便下诏禁“募客”。所谓“募客”主要是指世家大族公然招募佃客，禁“募客”即是制止世家大族招募佃客，使他们的势力不至于过分的发展。又如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年），桓温实行“土断”。所谓“土断”，就是把当时侨郡县士民作为土著，使民众向朝廷纳租税服徭役，不再让世家大族独占这些利益。无论是禁募客，还是土断，均为当时政府运用权力与世家大族争夺劳动人手的手段。
八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
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进入中原起，鲜卑族以及被他们所征服的部落，即从游牧经济生活逐渐转入农业经济生活。他们“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并“给耕牛，计口授田”。具体做法是：“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田顷亩，明立簿目”[30]，“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这就是北魏均田制的起源。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又“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授以生死为断”[31]。这样做，实际就是把以前拓跋部初至塞上分土定居后所奉行的“计口授田”制推广到整个中原地区而已。
中国古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事实与观念，在此基础上的井田制，之后的曹魏屯田、西晋占田制，都是国有土地观念的继续。北魏所推行的均田制，所有权属于国家，授权也属于国家。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受到一定的制约，均田制实施初期的休耕地也由国家来调配。这些都说明北魏在中原地区推行的均田制，也是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国有土地观念的延续和发展。
均田制之所以能够推行于中原地区，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造成的“土广人稀”有关。当时，无主荒地和拓跋族入中原后圈占的牧场，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对此，北宋时刘恕说：“后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绝户田出租税，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33]
北魏推行均田制与其所处的政治形势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即拓跋族入主中原后，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残酷的统治，激起人民不断的起义斗争，震撼着北魏的统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缓和阶级矛盾，北魏统治者不得不解决土地和农民相结合的问题。北魏之所以能够成功推行均田制，也与拓跋氏王权强大有关，如果没有这个强有力的后盾，想顺利地推行均田制也是不可能的。总之，北魏实施均田制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
北魏颁布均田令是在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魏书·食货志》载其主要内容如下：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
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
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
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
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项，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平民在接受政府的田地后，要向政府上交租调和服役。均田令在太和九年颁布后开始授田，大约到太和十四年结束。现对北魏均田有这样两种说法：一是全国土地都由政府来重新分配；二是只限在国家荒地和绝户田方面。第二种说法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