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经济发展，粮食充足，酒禁开始放宽。到唐代，统治者不但不禁止百姓饮酒，而且还把百姓饮酒看作是“政和民乐”。整个唐代，非经丧乱，粮食奇缺，从不禁酒。唐至广德二年（764年），始敕诸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大历六年（771年）又分酒店为三等征税，至建中元年（780年）作罢。建中三年（782年），开始对酒实行专卖，当时称为“榷酒”。所谓“榷酒”，也称“榷酒酤”、“酒榷”，是指汉以后历代政府所实行的酒专卖政策，又泛指一切管制酒业取得酒利的措施。
“榷酒”始于西汉天汉三年（前98年），以垄断酒的产销。始元六年（前81年）改征税。王莽时官酿酒卖，但不久取消。东汉至唐初不甚注意酒利。北周末曾一度置酒坊收利。唐建中二年实行“榷酒”时，所采取的措施有：①政府设酒店专卖。②卖曲（酒母）。③榷酒钱，即对酤户及酤肆征酒税。④将榷酒钱匀配于青苗钱上按亩征收。⑤每斛收直三千，米虽贱不得少于二千，委州县综领，唯京畿免榷。贞元二年（786年），京师长安也推行榷酒，每斗榷酒钱百五十文，然也有榷曲而不榷酒的地方。
3.青苗钱及地头钱。唐中叶田赋的附加税，因在所种粮食未成熟前征收，故名。广德二年（764年），百司俸料不给，初令诸州征青苗钱，每亩十文。大历三年（768年）又加五文。此外又有地头钱。大历五年（770年），两项合征，每亩共三十五文。大历八年（773年），京师照诸州例，每亩只征青苗钱十五文。两税法实行后，青苗钱并未废除，至贞元八年（792年），京师每亩又增收三文。
4.借商钱。在唐以前即有，北齐时期曾科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唐肃宗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特遣御史分赴江淮、蜀汉，籍豪商富户家资，所有财货畜产，十收其二，称为“率贷”。建中三年（782年），两河用兵，支出浩大，每月花费计百余万缗，府库所存仅能支数目。当时韦都宾等建议，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令富商出钱万缗，并借其余以供军。朝廷采纳这一建议，试行于京师地区，约罢兵后以政府公钱还。唐后来还有仿此者，如乾符五年（878年）在太原借商人助军钱五万贯文。
5.屋间架税及除陌钱。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因军费不足，判度支户部侍郎赵赞奏设两种杂税：①屋间架税，大致类似于后世的住房税。按其规定，两屋谓之一间，屋又分三等：上等每间出钱二千，中一千，下五百。隐匿一间者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取于犯家。②除陌钱，大致类似于现代的印花税。早在东晋时，买卖牛马、田宅、有文券者率一万输值四百，无文券者约收百分之四，当时称之为散估。唐德宗建中四年规定，凡公私支付和买卖，每缗（一千钱）官留二（或作三）十文，后增至五十文；如物物交换则折钱计税。由官给牙商印纸，使其登记收税；不经牙商的交易另给私簿报税或自行报缴。偷逃税款一百文的没收缗钱，二千文的还要受刑杖六十。检举者给赏。税法实行后，牙商专横，勒索中饱，民怨沸腾。后泾原变兵即是以废除这些苛杂为号召，朝廷被迫废除。
安史之乱后，课税的项目增加了很多，但政府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官从中贪污所致。当时，对新增加的税种没有严格的制度加以约束，地方官收税以后，假公款以为进奉，有所谓的日进、月进等，进奉于皇帝本人的愈多，上交给国库的就愈少。当时的节度使非常富有，但节度使并不能耕织，一定是剥削百姓得来的。他们把征到的税，拿出十分之二三，上交给皇帝，皇帝见到后往往大喜，那十分之七八就不再过问了。换句话说，这种做法实际是放开让地方官去贪污，以致吏治腐败，财政不理，民生益困。节度使如此，节度使以下的其他官吏便可想而知。官吏如此，土豪、富户对农民的剥削必当是很重的。
七推行两税法
均田制瓦解，农民大量逃亡，唐财政所依赖的租庸调剥削便愈来愈难以维持。安史之乱以后，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不断出台很多新的税收项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造成了“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24]的局面。为了整顿这种混乱局面，保证中央政府获取足够的税收，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实行了两税法。两税法是在先前地税和户税基础上的一次税制改革，具体做法是，废止已陷入困境中的租庸调制，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征税，每年分夏秋两次交纳，因称两税法。当时杨炎对两税法的内容阐述如下：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25]
两税法的实施标志着实行了四百余年的租庸调制的终结，是我国赋税制度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
首先，租庸调制是“以丁身为本”。也就是说，政府征收租调，主要是依据成丁的男子，而两税法则主要是依据土地或资产征税。舍人税地税资产，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依附有所减弱。这样，农民自身的自由增多了，从而给其生产积极性增加了活力。
其次，按租庸调制规定，富人和穷人、官员和百姓所负担的赋税是一样的，这显然是非常不合理的。但两税法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26]。也就是说，富户、地主要多交税，少地的农民就少交税，没有土地而租种别人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这样做是比较合理的。
再次，租庸调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受田的流亡户，因不编入户籍，也就不去纳税。而两税法是“唯以资产为宗”，也就是说，每个人只要有资产就必须纳税。这样，所有的人，无论是主户、客户，无论是官僚、富商、地主都得纳税，从而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旧唐书·杨炎传》载：两税法实行后，“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也就是说，两税法实行以后，政府管辖的人口、土地、赋税都得到了增加，对人民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官吏贪污的情况也得到了遏制。就人口而言，两税法实施以前，唐中央控制一百二十万户。两税法实行当年，唐朝廷曾派使臣到各道按比户口，得土户一百八十余万，客户一百三十余万，检括出隐户近二百万户。国家控制的人口多了，收入自然也就增加了。以税钱为例，推行两税法之前，唐财政收入为一千二百万贯，其中还包括一半的盐利。而两税法实施后，“赋入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27]。也就是说，财政收入较前增加了一倍以上，这样，唐中央的经济收入大大增加了。
不过，也应该看到，两税法的实施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弊端。
1.唐后期战争频仍，政局动荡，军费支出浩大。在这种状况下，两税法中的“量出制入”便成为统治者加重剥削进行搜括的借口。如两税法实施后不久，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请在本道两税钱中每千加二百。对此，唐德宗不仅准奏，而且还通敕各道都加税二百文。后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奏请加税十分之二，也得到唐德宗的允准。此外，当时各道用权宜名义加的税，事毕并不取消，实际成了永加。各地所谓的“月进”、“税外方圆”、“用度羡余”等，都是一种非正式加税。
2.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对此，唐还规定了考核地方官的四条标准：增加户口、开辟田野、增长税钱、先期缴纳。这样，地方官为了取得政绩，想方设法诱邻境百姓逃入本境，以示人口增加，政治良好，流民复业。如是人口减少，也要保持虚数，即将税额摊派给土著户，严厉催促，表面上保持人口和赋税数额，只能增加，不容短少。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往往被逼得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3.两税法规定，“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也就是说，税率以贫富定等级，资产多的税多，资产少的税少。仅就规定而言，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但实际情况是，贵重的资产藏起来，别人看不见，农民的田地和田地上的收获物却无处可藏。同样是田地，有权有势人的田地，官吏未必敢实查，也就是说能逃税的，一般百姓的田地很难做假，是不可能逃税的。
4.两税法规定，“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在“郡县税三十之一”。也就是说，商贾资产三十税一应该说是较轻的，与种田农民相比，谈不上什么负担均等。再说商贾往往流动做生意，贵重的商品很容易藏起来，这样，很难如实征收他们的资产税。
5.按两税法规定，所交赋税都是要用钱计算的。也就是说，农民所产的是粟帛，而官府收的是钱。这样，农民必须把粟帛换成钱。两税法实施初期，物重钱轻，但后来物价跌落，农民实际纳物就要增加。如初定两税时，一万钱三匹绢，到后来发展为一万钱六匹绢，纳税人所交的钱数不变，但用以换钱的绢却增加了一倍，实际上纳税人所纳的税增加了。此外，当时官府还有很多巧取于民的方法，如和市、宣索、进奉、折纳等。其中宣索就是皇帝派宦官到某地索某物；折纳就是官府以物品恶劣为由，压低缴来的物价。总之，当时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想着办法巧取豪夺老百姓的财物。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的负担不断增加。
6.两税法规定，“丁额不废”，“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也就是朝廷为了保证税收规定了一个田和丁的基数，使征收额不能少于此。这样，怎么才能做到呢？就史实而言，其实就是摊派。《新唐书·食货志》中说：“税取于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也就是说，有一户逃亡，官府就将逃亡户的税摊派给四邻，四邻因负担加重也只好逃亡。于是使政府所控制的人口日益减少。逃亡的人在社会上游荡，成为一种不安定的因素。
7.两税法规定，实行两税法后，其他赋税科目全部废除，敢在两税外多加一文，以枉法论。对此，前文已经说过，两税法制定后，加税不断，所谓不多加一文之说，不过是空话而已。
还应注意的是，唐后期藩镇割据，这些割据的藩镇所收来的赋税是不入于朝廷的，而朝廷所控制的州县，其所收来的赋税又分为上供（交于朝廷者）、送使（送节度观察使者）和留州（留本州支使者）三个部分。这种情况下，唐朝廷要供自己享乐，又要养活大批军队，支付众多官员的俸禄，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是必然的。
总之，实行两税法后，人民的负担仍然很重。对此，白居易在《重赋》一诗中说：“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民），厥初防其淫（加税），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由此不难看出，两税法实行以后，官吏仍然肆意搜刮老百姓，老百姓的负担仍然非常沉重。
再应提及的是，唐代已经有对入境外商的征税，《新唐书·西域传下》称：“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轮台”，一作仑头，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由海路来者，我国现存史书中没有记载，但据阿拉伯人所传，当时唐地方政府收外国输入货物的十分之二，取之厚而不必都归公。这样，到东南沿海一带做官的人大都非常富有，原因就在于此。
八隋唐五代时期的钱币
魏晋南北朝时期币制紊乱，数量不足。隋统一全国以后，统一和增铸货币就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隋书·食货志》称：“高祖即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这种钱很快推行天下，使钱币得以统一。但不久，又诏汉王谅在并州立五炉铸钱，晋王广在江南置十炉铸钱，蜀王秀在益州置五炉铸钱。一时民间也纷纷私铸，钱币陷入了混乱之中。鉴于这种情况，朝廷下令整顿，并对私铸者施以重刑。几年后，私铸止息。隋炀帝即位以后不久，天下大乱，私铸又起，钱币再次陷入混乱，直至隋朝灭亡。
唐朝建立以后，主要是沿用隋朝的五铢钱。武德四年（621年），废五铢钱，推行开元通宝钱，并于洛、并、幽、益等州置钱监，秦王世民、齐王元吉各赐三炉铸钱，裴寂赐一炉铸钱。同时，严刑禁私铸。第二年，又于桂州置监铸钱。新钱大小轻重适宜，民以为便，但不久，盗铸又起，钱又陷入混乱之中，朝廷屡禁不绝。唐乾封元年（666年），又造乾封泉宝钱，与旧钱并行，周年之后废旧钱。当时，新钱一文，当旧钱十文，这样引起米帛增价，商贾不行。之后，朝廷多次整顿钱币，也没有什么好转。玄宗天宝初，长安、洛阳地区用钱稍好，米价丰贱。但不久，钱币又陷于混乱。随着安史兵兴，钱币更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