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初户籍和赋役制度的建立
经历了元末长期的战乱，人口大量死亡，户口版籍散失。因此，明朝建立以后，必须建立一套适合于当时情况的户籍和赋役制度。
明洪武元年（1368年），政府制定了名曰均工夫的役民法。《明史·食货志》载其做法云：“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寻编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图册。每岁农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归。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亩资米二升五合。”均工夫的特点不是按丁派役，而是按田计算，并主要施行于江南地区。
洪武三年（1370年），明又推行户帖制度，命户部“籍天下户，置户籍户帖”，具体做法是：“各书户之乡贯、丁口、名、岁，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钤记”；“男女田宅牛畜备载”；“籍藏于部，帖给之民。仍令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为了保证推行，又严“令有司各户比对，不合者遣戍，隐匿者斩”[1]。
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又在户帖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黄册制度，以户为单位，登载各户的籍贯、丁口、姓名、年龄、田宅、资产，又按职业分人户为民、军、匠三大类。民籍包括一般应役户及儒、医、阴阳等户。军籍包括一般应军役的军户及校尉、力士、弓、铺兵等。匠籍为手工业户及厨役、裁缝、马船等。此外，还有灶籍，为制盐户。各户籍不能随意变更，违者治罪。黄册十年一更造，共四份，一份上送户部，其他布政司、府、县各存一份。送户部的册面为黄纸，故名“黄册”，也称“户口黄册”。黄册是当时征收赋役的依据，所以又叫“赋役黄册”。黄册严禁隐瞒作弊，犯者可处以死罪。黄册的编造奠定了明朝的户籍制度，体现着对户口的严密控制。
在编造黄册制度的同时，明朝还规定了里甲制度，即“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后则各以丁粮多寡为次，每里编为一册（黄册），册之首总为一图。其里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一百一十户此外”[2]。里甲民户要相互了解，相互作保。里甲制度是明推行黄册制度的组织保证，也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单位。
户帖和黄册所登录的占田数额，虽严禁隐瞒，但隐瞒的情况仍实际存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以一个粮区为单位，载明田亩方圆、四周界至、土地沃瘠和户主姓名等内容，并绘制成图。因所绘的田亩形状像鱼鳞，名为《鱼鳞图册》。
黄册、里甲、鱼鳞图册等制度，虽有因袭前代的地方，但较前代更为周密，是一套比较详备的户籍和赋役管理制度。通过这套管理制度，明政府把人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从而实现其赋税和徭役的剥削。
明代的赋税主要沿袭唐宋以来的两税制，田赋分“夏税”和“秋粮”两次缴纳。“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税物“大略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次之”，也就是以“米麦”为“本色”，以丝绢与钞折缴的称“折色”。洪武年间规定：“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江南、苏、松、嘉、湖等原张士诚占领地区，朱元璋因怒当地百姓曾坚守抗拒，“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亩税有二三石者”[3]。直到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这些地区才被准民田起科。
明代徭役分“正役”和“杂役”两大类。以里甲为单位所服的徭役为正役，到官府去应役的叫做“杂役”。杂役中又有“常役”，如粮长、解户、马船头、馆夫、祗侯、皂隶、弓兵等。又有“因事编佥，岁有增益”，如砍柴、运料、修仓、修河等。杂役中有很多是根据需要因地而设的。男子不满十六岁称“未成丁”，十六岁以上称“成丁”，当时规定“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徭役分力役（力差）、雇役（银差），其中又以力役为主。
徭役根据人户、丁口和产业的多少征调。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规定：全国府、州、县官都要以“民户上中下三等为赋役册贮于厅事，凡遇徭役，发册验其轻重而役之”[4]。当时上等人户称“上丁”，大体为：人三丁以上，田粮十石以上；或虽只一二丁，又种田不多，但别有生计，衣食丰裕，仆马出入者。“中丁”为：人三丁以上，种田五石上下，躬耕足食者。“下丁”为：有一二丁，种田不多，力耕衣食不缺，或人只单丁，勤于生计，亦够衣食者。这仅是明初徭役制度的一般规定，后来也曾有过调整。再说在实际执行时，官府往往“放富差贫”，负担落在农民头上。
明初规定，田赋由州县官吏直接征收，纳粮人家要亲赴州县所在交纳，这样给地方亲民之官提供了侵渔百姓的机会。有的粮户往往不亲自去州县，而委托别人代纳，事后付一定的报酬，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揽纳户”。揽纳户往往勾结州县吏胥从中舞弊，政府禁而不止。揽纳户在宋、金时期就有，应与田赋征收实物及运输困难有关。可能是受揽纳户的启发，明洪武四年（1317年）实行了粮长制度，目的是“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5]。
粮长负责对田赋催征、经收和解运三个方面，其中又以解运最为繁重。为了使粮长能每岁运纳田粮，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明“诏松江、苏州等府，于旧定粮长下（每名）各设知数一人、斗级二十人，送粮夫千人”[6]。所经收税粮，有“存留”和“起运”两种，前者为留在本地的；后者为运交外地的。其中又包括“京运”和“对拨”两种情况。“京运”是运纳京师，责任重要，由粮长亲自押运。“对拨”是拨运到外地军卫充官军的俸粮。除此，粮长还要参加编制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等。明初粮长制主要施行于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和福建等地，占全国秋粮税额的一半以上。
明对粮长待遇优厚，有时甚至可能得到皇帝的赏赐和召见，也有升任朝廷官员的。设粮长本想是禁绝贪污，但贪污事并不鲜见。
二明初恢复经济的措施
明朝建立之初，社会经济残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严重。对此，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看得比较清楚，认为“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7]。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组织生产的措施，并蠲免一些地区的赋税徭役，勉励地方官员劝课农桑。在各项措施中，以奖励开荒、实行屯田和兴修水利最为重要。
明初政府专门设立司农司掌中原开荒之事。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凡是有力量开垦荒地的，“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针对开垦荒地所出现的产权纠纷，明专门制定一条法令：“各处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听为己业。业主已还，有司于附近荒田拨补。”[8]这一政策，解决了农民开荒的顾虑，对恢复当时的经济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屯田是明初又一项恢复经济的措施，计有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并以军屯的成就最为突出。
军屯应始于明建立之前，当时朱元璋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民”，实行军屯。屯田将士“且耕且战”，屯田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朱元璋称帝后，继续实行军屯。军屯由卫所来管理，田地由卫所军士耕种，基本单位为“屯”。“每军种田五十亩为一分。又或百亩，或七十亩，或三十亩、二十亩不等”[9]。大致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地肥瘠，地方缓冲为差”[10]。
屯田军要向政府交纳一定的赋税，叫做“屯田籽粒”。起先没有统一规定，有的地方是“岁征其半，余存自食”；有的地方是限田五十亩，出租十五石。朱元璋死后，征收额有了统一的规定。军屯对恢复明初残破的经济有着积极的作用。
民屯主要是指移民到宽乡屯田，或招募百姓或组织罪囚进行的屯田。明初，统治者曾多次大规模组织人多地少的“狭乡”居民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去屯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当时恢复社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招募民屯种与移民屯种相仿，只是前者出于自愿，后者有一定的强制性，不过当时自愿应募的情况并不多见。徙罪囚屯田主要是去凤阳。如洪武八年（1375年），政府规定：“宥杂犯死罪以下及官犯死罪者，谪凤阳输作屯种赎罪。”[11]民屯关于每份屯地数额没有统一规定，主要是根据具体情况，“验其丁力，计亩给之”[12]。北方地区是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
民屯以屯为基层单位。一屯即一里，下分十甲，同于一般里甲制度。明政府对屯种之民往往给以牛种和农具。民屯在明代被划为官田，而“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十勺等于一合）”[13]。
商屯应属于民屯的一种特殊形式。明对食盐实行专卖制度，商人把粮运到边防的粮仓，就可向政府换取贩盐的专利执照（盐引），之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这套制度被称为“开中”法。开中法大致又分为报中、守支、市易三个步骤。报中是按规定把军需物资运到指定的地区，向政府领取盐引；守支是盐商领取盐引后，到指定盐场凭引等待支盐；市易就是盐商把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有的盐商雇人在边地屯垦，以便就地纳仓换取盐引，从而形成商屯。商屯供应了边防军粮，安定了一些流民，又开发了边疆地区，作用是积极的。
明初重视兴修水利，曾令各地方官等如有关于水利的建议，要立即呈报；反之，对不重视水利事业的官吏要加以处罚。当时政府还曾组织人民大规模兴修各地的水利工程。
明初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曾多次下令鼓励麻、棉、桑、枣及漆树的栽培。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令益种棉花，率蠲其税”[14]。第二年又下令山东、河南农民，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不论多寡，俱不起科”[15]。此外，地方官农桑方面的业绩，也成为考课的主要内容。这些政策的推行，有利于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尤其桑、棉、麻种植的扩大，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更为丝棉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初对工匠的管理，虽沿袭元代，但有所革改。如洪武十一年（1378年），“命工部凡在京工匠赴工者，月给薪米盐蔬，休工者停给，听其营生勿拘。时在京工匠凡五千余人，皆便之”[16]。手工业者由此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政府定工匠轮班制，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议定，规定每三年或二年轮班到京应役的工匠为二十三万二千八十九名，由工部管辖。在京师等地固定做工的叫坐匠户，由内府内官监管。每月上工十日，歇二十日，若工少人多，量加歇役，月粮由政府支给。如因病不能服役的还可纳钱代役，其余时间可以“自由趁作”。这样，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在商业方面与前代繁琐征课相比也有所清减，规定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17]。征税机构，在京的称宣课司，在地方的称通课司。洪武元年（1368年），“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侩姓名，时其物价。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一体兼领市司”[18]。洪武十三年（1380年），下令农具及“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19]。
货币方面，明建立之前，朱元璋就曾铸大中通宝钱。明建立后又铸洪武通宝钱，凡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余递降，当一钱重一钱。应天府置宝源局，各行省设宝泉局，以铸钱，严禁私铸。洪武四年（1371年），改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不过，由于铜钱质重价低，不便携带，商贾仍“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20]。
为了适应钱币流通的需要，洪武七年（1374年），明设宝钞提举司，第二年即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同时禁以金银物货交易。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并给犯人财产。其分六等：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又造小钞，自十文至五十文。不过应注意的是，当时所发宝钞，没有贵金属或其他物资作钞本（准备金），也不控制发行量，这样无法保持币值。此外，印刷也不精致，易于伪造，从而信用低。后来不断贬值，到洪武末年即阻滞不行，如“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21]。宝钞在明朝可谓是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