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庄为宗室、王公贵族的庄田。按照等级给受，“大庄每所地一百三十晌，半庄每所地六十五晌，园每所地三十晌”[107]。这只是个规定数额，实际情况差别较大。此外，王公贵族还可按占有的壮丁分得土地。
官员庄田为八旗官员、将领的庄田。凡有封爵、官职的八旗人员按等级分给土地，至少为六十亩。八旗将领还可按占有的壮丁而占有土地，“将不下十壮丁，大将则壮丁数十，连田数顷”[108]。又“官属兵丁，俱计丁授田，富厚有力之家，得田每至数百晌”[109]。
清代的庄田主要是在圈地的基础上建立的。此外，还有“投充人”带来的土地。为了增加奴仆数量，清初实行逼民“投充”的政策，而后来竟发展到“不论贫富，相率投充”的地步。其主要原因是害怕土地被圈，或为了逃避赋役。当时有人写了首《投人谣》，其中曰：“一人投身数姓地，人免丁徭地免税”[110]。
八旗士兵只有少量奴仆，一般二三人或四五人，所得土地主要靠自己或这些奴仆耕种。若八旗士兵出征，奴仆需随行，这样就使耕地旷废。为此，清政府后来又下令，凡只有四名以下奴仆的出征旗兵可将土地退出，另发给粮饷。
清初圈占的土地，有的仍由原主耕种而向旗人地主交租，大致保持了自明代以来的封建租佃制，而前述庄屯的组织生产形式是封建农奴制。满族王公贵族所役使的奴婢和农奴有这样几种来源：一是战争中的俘虏。二是买卖人口。清入关前就有人口买卖，入关后，人口买卖的现象仍然存在。清朝法律也是允许人口买卖的。三是没罪犯及其家属为奴。四是投充的奴婢。奴仆遭受非人的待遇，逃亡的很多，“逃人”也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清政府制定了严禁奴仆逃亡的“逃人法”，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而是“究治愈力，逃者愈多”。在这种情况下，皇庄、官庄不得不改变经营方式，向租佃制过渡，逃人问题也因此逐步得到解决。清廷限制贩卖奴婢，再三下令不得虐待奴婢，如果殴打奴婢致死，家主要治罪。这未必能真正贯彻，但逃人问题却日趋缓和了。
十三清农业政策及租赋制度
清初虽然取消“三饷加派”，采取了“蠲免赋税”、“奖励垦荒”等积极措施，但收效不大。加上清初二十多年战事不断，使很多地区人稀地荒。
康熙即位以后，收复台湾，平定三藩，社会相对稳定下来。康熙本人对恢复农业生产、增加国库收入、巩固统治政权也十分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清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
首先是“蠲免赋税”，水旱灾害照例“全免”。此外，“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111]。后来又有所谓“轮蠲”，即将全国各省分为三批，每三年轮免一次。当时蠲免额相当可观，不过主要是对地主阶级有利，因为他们占有土地多，受益自然大。在实际推行中，他们还总结了一些地区的经验：“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永著为例”[112]。就是说在制度上也有利于地主阶级。
其次是“奖励垦荒”。清初以来虽鼓励垦荒，但收效不大。其原因有三：“一则科差太急，而富民以有田为累；一则招徕无资，而贫民以受田为苦；一则考成太宽，而有司不以垦田为职。”[113]鉴于此，康熙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康熙十年（1671年）规定：“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试其文义通者，以县丞用；不能通晓者；以百总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114]对地方官也是“有田功者升，无田功者黜”。此外，清修改了顺治年间的“垦荒定例”，将原来的最高限六年起科，改变为一律十年起科。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垦荒大见成效。
再次是实行“更名田”。从康熙八年（1669年）开始，清政府下令把明藩王土地，“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115]。如“更名地内，有废藩自置之田，给民佃种者，输粮此外，又纳租银，重为民累”，“令与民田一例输粮，免纳租银”[116]。这样，不仅使农民占有“藩产”，土地合法化，成为自耕农，而且也免遭“变价”和“重租”的剥削。
清朝的赋役以“田赋”和“丁役”为主。清前期的田赋，银、钱、粮三者并征，但主要是征银。“丁役”各省有别，也主要是征银，其办法沿袭明制而杂乱。清初对“田赋”和“丁徭”还采取分征的办法，即“丁自为丁，地自为地，本不相涉”[117]。
当时，“正赋”数额并不高，但“附加税”却很多，往往是“正赋”的三到五倍。有“耗羡”，即对所征散碎银子加工成银锭的损耗及解运费用。还有交纳粮食的损耗，如“雀耗”、“鼠耗”等。清允许官吏在征收“正赋”时，可附加一定数量的银子，称“养廉银”，有的数额高达“正赋”的百分之十以上。此外，还有所谓“浮收”、“杂徭”等。不仅如此，清地方官员还假借种种名义，任意“私派”，以至发展到妄称欠户，辱及妇女或指诈里役，害遍鸡豚，实际成为公开抢劫了。
清初，赋役转嫁、赋役不均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如江苏吴县，明末的“花分诡寄”弊端，清初依然存在。又清初“直隶各省州县卫所，编审花户人丁，俱沿袭旧数。壮不加丁，老不除籍，差役偏枯不均”[118]等等，弊端不一而足。当时社会的普遍情况是：“人已亡而不肯除册，人初生而责其当差。沟中之瘠，犹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已入追呼之籍。”[119]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赋役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明末以来战乱频仍，户口、土地册籍荡然无存，赋役征收失去根据，因此必须重新编造赋役全书。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正额为准，编成《赋役全书》，颁布天下。该书当时每州县发两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又立鱼鳞册（亦称丈量册），“详载上中下田则”；又立黄册（亦称户口册）。鱼鳞册和黄册，“与赋役全书相表里”。实际征收时，采用明“一条鞭法”，即“以府、州、县，一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额，通为一条，总征而均支之”[120]。为了防止各级地方官吏“私派”，向“花户”（即纳税户）颁发“易知由单”（即通知单），大致如今天的凭证或收据。此外，还制作“印簿”、“粮册”、“序册”、“循环簿”、“奏销册”、“赤历册”等，作为辅助。尽管如此，仍还有弊端发生。
清朝颁布了很多法令，实施了种种改革，并不能制止营私舞弊和赋役不均的状况。再说，每户的地亩、人丁状况是经常变动的，很难有一个准确、稳定的实数。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人口的增长，新的赋役改革势在必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也就是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人丁户口数字为准，之后达到成丁年龄的，不再承担丁役。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只是把丁税负担的总额固定下来，但没有解决长期以来赋役不均的状况。一些较有眼光的官吏要求进一步改革，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御史董之燧提出了“统计丁粮，按亩均派”的建议，但因户“部议不便更张而止”。后来，经康熙默许，该法在广东、四川两省推行，情况是“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卖买，公私称便”[121]。雍正即位后，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建议，正式在全国颁发诏令，推行“摊丁入亩”政策。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这一赋役制度的改革，但有个别地区到了嘉庆年间才进行改革的。
清代赋役制度的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汉代口赋、算赋、更赋、户赋都是不同形式的人头税。唐代的租庸调，一部分是土地税，而“庸”是人头税。两税法更多地照顾纳税户的负担能力，而以土地税为突出。宋、元、明时期，人口税仍很重要。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国家征税，实行的是土地、人丁的双轨制，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租佃关系的普遍，人口的增长及逃亡，人民的反抗斗争，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农民已很难被束缚在土地上，向农民直接征收人头税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按以前的办法征税势必会影响到国家的税收。所谓“摊丁入亩”，就是将丁银摊入地亩，实际上就是废除了人头税。按土地单一收税，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摊丁入亩”简化了征税手续，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不均的状况，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由于地主阶级地多丁少，地主阶级纳税自然会比原来增多，这样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尽管如此，在清廷的坚持下得到了贯彻施行。不过也应该看到，“摊丁入亩”只是名义上废除了“丁役”，封建国家往往又巧立名目，进行剥削，徭役、杂差、附加、私派，仍多如牛毛，广大人民仍处在被人宰割的状况。
十四清初经济思想概述
明末学风尚浮夸空谈，而清初思想家则讲求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经历了明末农民大起义，他们对造成起义的原因，即官僚贵族大地主疯狂地兼并土地深有所感，认为明末“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是严重的不均，是招致农民大起义的根源。为此，他们把反对兼并作为社会改革的核心。王夫之主张，“人所自占为耕者，有力不得三百亩”[122]。黄宗羲则主张恢复井田制，提出“授民以田”，“田土均之”[123]。顾炎武则反对繁苛剥削，极力提倡“均田”和“垦田”[124]。颜元不仅揭露社会上存在的严重不均，谴责清初的圈地政策，主张恢复井田制。之后的李塨、王崑绳等不仅主张均田，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实施办法。
就总体而言，以上思想家在经济上的核心主张是“均田”。表面上看，这些思想有着浓厚的复古色彩，但实际上却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他们指出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症结及动乱的根源，反映了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呼声和要求，他们均田的主张和他们在政治上平等的参政权是一致的。不过，应指出的是，他们均田主张是要求自上而下的实现，并参照当时的军屯制度、远古的井田制度及当时的租佃关系。与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所提出的“均田”纲领相比，这些思想在阶级内容、实行手段和要实现的目的等方面都是不同的。
黄宗羲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这与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王夫之很重视富商大贾的作用，认为“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125]。清初，之所以会产生这些思想，是与明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相关的。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城市中工商业者力量、作用的增长，一些思想家也蒙眬意识到工商业者的重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希望其有所发展。不过还应指出的是，他们所说的富商，主要局限于商品流通领域，而非商品生产领域，他们所说的“富民”，也不是专指工商业者，也包括不当权的地主在内。
十五清实行摊丁入亩后的人口状况及农村的剥削形式
明代人口的最高数字是六千三百三十余万。经过长期战乱，明末人口锐减。清初人口大约有一千四百万人，之后人口缓慢增长，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全国人口达到二千四百六十万。但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六年（1741年）统计时，人口数字竟达到一亿四千万。从此以后，全国人口历年大幅度增加，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这一年，全国人口达到了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为什么乾隆以后人口会这样大幅度增加呢？其中原因之一与康熙五十一年颁布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元年的“摊丁入地”有关。法令颁布后，人丁税取消，人口没有隐匿的必要。其次是社会长期稳定，生殖率增加。不过更主要的是统计方法发生了变化。在康熙时期，人丁是纳税单位，政府关心的是人丁，统计的人口数字也为人丁，即十六至六十岁的男人，而非全部人口数字。取消丁税后，人丁统计失去意义。这样，雍正末年停止了人丁统计。到乾隆六年，为了夸耀“盛世”，又开始统计全国人口，这应该说是真正的人口统计。这时的统计人口的说法也有了变化。如据《清实录》康熙年间，是统计“人工户口”若干，乾隆年间，是“会计天下民数……大小男妇”若干。
除上述外，清代农村中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剥削形式：北方的旗地上实行农奴制，南方的某些地区实行佃仆制，其他各地还有不同类型的租佃制和雇佣制。
封建农奴制实行于满族王公贵族的旗地上，壮丁和投充户实际上是封建农奴，他们无人身自由，常遭责打凌辱，以至被虐待致死。为了防止农奴的逃亡，清还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但农奴仍不断逃亡，从而冲刷着农奴制的基础，使旗地因缺乏劳动人手而无法维持下去。许多八旗士兵不得不出卖旗地，清政府虽多次出钱回赎旗地，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这样，一些旗人地主改变经营办法，将旗地出租给农民，收取定额地租，这体现着农奴制向封建的租佃制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