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荣耀
从1926年的4月起，几乎整个维也纳的花店都在忙碌一件事儿：接受预定在5月6日送花到维也纳市区波杰瑟大街19号——那是弗洛伊德的住所及诊所。而到了5月6日那天，整个欧洲的报纸上的主要位置都刊登出一条同样内容的新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70大寿。鲜花像潮水一样从市区的各个花店涌向弗洛伊德家，而贺电、贺信、贺卡则没那么含蓄，直接把波杰瑟大街19号淹没——对于这点当地邮局功不可没。维也纳邮政局长亲自下令为“弗洛伊德生日邮件”派专车。弗洛伊德的学生、朋友、患者、仰慕者、崇拜者也蜂拥而至，当然，还有记者。
不过这次小规模庆典的核心人物却对此没表现得很激动或者需要感谢谁。相反，他请求人们不要过于热情，同时表示：请原谅一个老人对自己生日的淡漠，因为生日对年迈的老人来说并非喜悦，而是更老。
与这种热忱相反的是弗洛伊德的母校——维也纳大学的态度却是沉默，同时保持这种默契的还有奥地利医学院和奥地利科学院。也许有读者没反应过来，认为那是学术偏见所造成的。在这里我要善意地提醒一下读者朋友们，不是那个原因，而是另有原因。
如果你还记得本章第一节“那些年”中所提到的“……19世纪中后期，由东欧沙俄所掀起的反犹太浪潮又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并一直持续到‘二战’爆发……”想必你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是的，就是那个原因：当时欧洲的排犹浪潮。
不过，学术歧视也好，种族歧视也罢，这些都不能阻挡弗洛伊德先生继续获得更多的殊荣。
在1930年，弗洛伊德被授予了歌德文学奖——这几乎是与诺贝尔齐名的文学界最高奖项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身体原因，这个奖项是由他的女儿安娜代领的。而弗洛伊德本人当时则在接受另一次植皮手术——弥补下腭的皮肤溃烂。
1931年，在弗洛伊德75岁的那天，他的出生地弗莱堡正式改名为普利堡。改名后不久，市政议会决定：专门把弗洛伊德出生的那栋房子腾出来，并且加上一块醒目的说明大铜牌，以此激励人们，并且引以为荣。由于这件事儿是当地市政议会的决定，所以弗洛伊德也不好反对，他依旧对外展示出了一贯的沉默，只是私下表现出了片刻惊奇后挠了挠头说：“我……很荣幸能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但愿人们不会在看到那块牌子的时候以为我早已升天了。”
1933年的2月，对欧洲近代史了解多的读者一定知道这代表着什么——阿道夫·希特勒成为了德国总理。几年后，弗洛伊德因为这个原因而被迫离开了祖国奥地利。
1935年，奥地利皇家医学会正式吸收弗洛伊德为名誉会员。
在弗洛伊德的再三请求下，1936年的5月6日媒体没再大肆地报道这位老人80岁的生日庆典，但是维也纳花店依旧没能清闲下来。当然，贺电、贺信、贺卡再次把波杰瑟大街19号淹没。
在所有的那些贺信中，有两封分量极重。
其中一封是爱因斯坦发来的贺信。信中除了应有的寒暄以及祝贺外，爱因斯坦也第一次表示出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有所感悟，并且在后面附加了一小段事件记录，以及自己通过那个事件而对“压抑理论”的认同。在最后他说道：“……当一个美丽且伟大的梦想被证实的时候，那的确是令人愉快的。”
相比之下，另一封信的分量则更重。
那么，究竟有什么能比一个伟人的贺信更有分量呢？
答案是：一群伟人的贺信。
在另一封信的末尾处约有200多位当代艺术家、文学家、心理学家、科学家的签名，其中还有几位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如果有人对这份名单的分量还是比较模糊的话，那么我随便挑出几个人名来，想必读者会意识到这是一份多么珍贵的殊荣：毕加索、王尔德、罗曼·罗兰、达利。
弗洛伊德当然也因此而高兴，他面带惊奇地挠了挠头：“这实在是太荣幸了……”
在接到这份足以让任何人妒忌的荣誉两年后（1938年），纳粹德国进军奥地利并占领了维也纳。他们闯进了弗洛伊德家中进行了所谓的“清查”——这也使得我们的天才对纳粹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
在两个月后，通过多方人士的努力，弗洛伊德终于被获准离开维也纳，途经法国辗转前往英国（必须一提为此而做出努力的名单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希腊王妃、德国皇室成员、美国当时驻欧洲的部分大使、欧洲各界社会名流，甚至还有希特勒的“亲密战友”墨索里尼）。而这位老人那饱受病痛折磨的身体，恐怕也只能经得起这最后一次“旅行”了。
当弗洛伊德正在旅途中颠簸，还未到达英国的时候，整个英国就已经为此而沸腾。
报纸不计版面地大幅刊登弗洛伊德的生平介绍、学术说明以及从各种途经弄来的照片。还有无数协会和组织宣布打算邀请弗洛伊德为终身名誉会员或嘉宾、教授。而社论和批评家们也罕见地达成一致，对弗洛伊德的学术成就毫不吝惜、花样翻新地推出溢美之词。而以严肃、严谨著称的英国老牌医学杂志《柳叶刀》（至今在全球医学刊物中仍是权威）甚至放下架子，一反常态、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赞文，并且把弗洛伊德与达尔文相提并论……至于其他学术杂志则几乎成了精神分析专刊，甚至出现加页、增刊来报道或摘抄弗洛伊德学术理论的现象。
而当弗洛伊德到达伦敦火车站的那一刻，他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皇家礼遇……具体场面就不在这里形容了，而我要说的事儿比这还大。
假如，把弗洛伊德在伦敦火车站所获得的皇家礼遇说成是一种象征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荣誉则不再是象征，而是真正的加冕。
在伦敦安顿下来仅一周的弗洛伊德还没来得及调养好旅途的疲惫，就迎来了几位特殊身份的客人——英国皇家学会秘书处的秘书。
解释：英国皇家学会是什么？
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于16世纪中叶，全称是“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学会的保护人永远固定：英女王（或英王）。会员除了部分皇室成员外，例如牛顿、达尔文，都是协会成员（霍金也是会员之一）。至于英国皇家学会秘书所带来的那本签名册，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圣书。
这几位皇家学会的秘书没过多地寒暄，只是简单地表达了下对弗洛伊德的敬意后，隆重地拿出那本厚重的圣书请弗洛伊德在上面签名，并且向他说明，签名之后，他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了。
弗洛伊德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压制住情绪的激动，郑重地在圣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在他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起，同时也创造了一个纪录——在弗洛伊德之前，只有英王及指定继承王位的王储，才会在英国皇家学会以外的地方见到这本沉重的签名册（不是形容，是真的沉重），当年牛顿、达尔文都是自己前往学会所在地签名的。而弗洛伊德是第一个以平民身份获得此殊荣的人——也就是说，他所得到的是皇族待遇。
这一切来得不算太迟，毕竟，我们的天才在有生之年终于得以宽慰了。
说到这里，关于弗洛伊德为什么没获得诺贝尔奖项的问题，请读者参考当时瑞典与纳粹德国的关系，再联系到弗洛伊德的种族，并且查阅纳粹当权后诺贝尔奖中有没有犹太人即可得到正确答案，我就不啰嗦了（另有一说是：爱因斯坦在早年曾阻止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授予弗洛伊德诺贝尔奖。不否认很可能是我资料查阅得不够全，也不排除有那么个事儿，但是我的确没查到相关记载及资料，所以本文对此说法仅仅是在括号内提示下，而不作为正式资料采纳）。
1939年年初，弗洛伊德的口腔癌再度恶化，而此时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再也承受不起任何手术，只能默默等待死亡的来临。也是在这时候，弗洛伊德才停止了研究与写作，闲时站在窗前看看花园，或者眺望着远方陷入沉思。
半年后——1939年的9月22日，被病痛折磨了一夜的弗洛伊德在接受了一剂吗啡后安静地睡着了。
一天后，那个曾因尿床而被父亲责骂的孩子——那个虽然获得免考却依然刻苦的学生——那个大学期间就已绽露出才华的年轻人——那个孜孜不倦而勤于钻研的诊所医生——那个坚持自己信念并忍受挚友离去的疯子——那个艰辛创建自己学说又因它分裂而痛苦的学者——那个名满天下却生活困穷的丈夫、父亲——那个忍受病痛依旧坚持不懈的探索者——那个终于获得了前所未有殊荣终于得以宽慰的老人，走完了他这坎坷却荣耀的一生。
他从未放弃过，也从未低头过，他默默地面对着打击、叛离，以及赞誉，他坚持自己的理想，直到最后。
他的学说和思想，至今还在被译成各种语言，至今还在各个大学被当作教材，至今还在被无数人研究并且使用，至今还在治愈许多那让人头疼的精神问题，也至今还在被争议。
1939年9月26日上午，按照这位伟大天才的遗愿，他的遗体在哥德尔花园火化。
前来参加吊唁的数千人当中，有被他治愈的患者，有他的学生，有他的崇拜者，也有他的反对者。
弗洛伊德为我们留下一笔不可估量的遗产后离去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依旧为此而争论不休着，每一天。
如果让我只用一个词来描述弗洛伊德的这一生，我会选择：无悔。
如果再让我选一个词来描述弗洛伊德为人类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为我们所开创的那一切，我想，只有那两个字才可以表达：不朽。
仅以此章纪念伟大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