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福泽谕吉的《与亚细亚诸国之和战无关我荣辱之说》，《东京日日新闻》于1875年11月28日发表《决不可轻侮支那》见《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第257—260页。从谋略、对策论的角度，提出不可轻侮中国。其中写道：“我国人与支那人同为东洋同文之人种，性质风俗也有所类似。如问其交情如何，不仅工商界不仇视，而且自欧洲人而言也相互有亲密的表现。但是在上等社会之间，往往不免睚眦必报之情。盖东洋自尊之风，而自然产生出各自相轻以保全其体面的思维定势。自元朝忽必烈企图来袭，仇视支那人的萌芽已经出现在邦人的胸中；因为明代的倭寇和征伐朝鲜，忌惮日本人之念亦在支那人的头脑中生根。而到去年的北京谈判1874年9—10月日本方面派遣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与中国就出兵台湾问题的谈判。更加使支那人兴起了怀想宿怨之情。特别是我国人锐意进取而赴开明之端绪，颇为博得欧美人的喝彩，因此遽然轻侮支那人，以至敢视之为不足为虞。于此彼不能不更加怀恨在心。如此善邻之方法，岂可谓得策？”该文认为，为了保持日本的国势，不可轻侮中国，因为轻侮将会使中国奋发图强；而且强调也不能以“衰态”来概括中国的整体。文章写道：苟欲为日本成就百年之计，与其使二三个大国对峙立于东洋，宁可让数十小国割据大陆。若再以扬子江为界，而建设两个独立国家，事情更为有利。这样与大国为邻，只顾快于轻侮，而使其发奋起之志，于保国势之权衡决非良法。我邦人评论支那之近况，常常注目于其人情政务逐渐萎靡之衰态，而引以为自快自尊之谈资，然而其所言尚未通观支那之全局。齐一变至于鲁，若其达于我邦之进度，不敢言为望外之事。若再一变，自他孰能至于道乎？吾曹论及此，无奈不能保证未然。欲将其萎靡不振之现状径直视为全局之定数，毋宁说不是太大方了吗？
我邦人以东洋之先进而颇为自满，轻侮东洋诸州，支那人气愤于让日本人着了先鞭而渐显奋发之状。轻侮与奋发孰为保全独立之良策，不待智者而明。吾曹切望我邦人尽早放弃轻侮邻邦之恶念，以期至百年之后亦与支那所许争开明之先进。宜戒满盈之志即在今日。若不幸而见支那炮舰之不整肃而愈益养成轻侮之念，而使彼亦愈益勉励奋发之志，胡军十万蔽海来袭之旧举，于将来再起此念，未必其无也。而以轻侮可以使弘安之美名再次生辉吗？有识之士如果反省，必有所悟。该文预测，日本下层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也会受到上层社会的影响，指出：“不出数年，我邦人普遍地兴起轻侮、仇视支那人之念，而至不能除去之。”担心“有谁能够匡正此上层社会的风气，使之捐弃轻侮之弊害？”福泽谕吉以“开化的独立国”作为日本发展的目标，该文对此强调：产生这种“轻侮”之念，“无论有怎样明确的解释，都不能说是独立人民之美德”。
进而，杉山繁1878年1月12日在《邮便报知新闻》发表《清国不可轻视论》见《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第260—262页。与福泽谕吉的对中国不屑一顾的轻蔑相比，指出对日本威胁最大的是中国。他强调：“余辈欲对具有轻视清人这种先入之见的邦人说明，交际各国中最为可怕的乃是清国。我国慷慨悲歌之士，大言清国政治之败坏，高唱清人之惰弱，动辄口吐狂言进行骂詈。尽管如此，其轻视之念头全然出自不了解清国之实势。世人知道清国之富有如何乎？抑或知道其兵力如何乎？清国之广大，其地方所含之富有不易知晓。且夫国土之大，年年丰凶之差异出现在各地之间，仅就其凶饥之处暗算的话，其疲敝确实不可名状；然而另一方面，眺望其极为丰沃之地，则不啻为黄金世界。唯因其缺乏财货运输流通而不能维持各地之平衡。”杉山繁之所以认为中国不可轻视，是因为他透过当时中国的进步之迟缓和与西方列强的战争失败的这些表面现象，看到中国当时内在的实力依然具有巨大的威慑力量。他说：或曰：清政之因循为风而不能驰骋于文明之进路，且其国步迟缓而不熟悉运用文明器物，将何足惧？如此正为余辈寒心之处，余辈之最惧于清国者唯在此点。盖我国早已进入改进之路，迅速输入文明器物，以电线铁路为首，模拟诸种诸般西洋之物而将其布置于国内，具备了开明之美观，此乃不得已时势所促成而得以急进者，决非是具备了可以与外表之开明相对应的内部实力。为此驱使国内之财货而搬运到洋外万里之国土，仅存余膏之内地亦不免常供外人之吞蚀。这样，国之进于开明如同开辟了将富有驱逐去外邦之路，成于急进之美观徒然成了内贫之装饰。清国国步之迟缓、政务因循，如果不改进，一方面虽然难免没有缺点，而在其富有保存于内地、隐然含蓄实力这一点上，我觉得反而补偿其损失而有余地。我认为国步之迟缓为东洋诸邦对西洋强国而保全内富的唯一政策。这就是清国之富有没有滥出西洋而留在其国内的原因。本来富有之所在即实力之所存，岂敢轻视哉。
又曰：英清交战中清国之败绩为世人所知，其国势亦可知之。此败绩即为余辈所寒心之处，余辈畏惧清国亦唯在此败绩。其天津之败、城下之盟指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及由此清政府与英法所签订的《北京条约》。使清人对国是大大怀有共同之心，使立国之志气各自奋发，与我国人民对国是无关痛痒大异其趣。清国之富强只是隐伏离散而不现于眼前，仅仅是不将其集合配置而表现于外。若其集合配置表现到外部，其势力如何可想而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感觉到中日关系前途难测，那么当务之急他强调的就是“冀望充分知悉其国情如何，而不至于漫怀轻侮反而误事”。从经济、军事、人文、地理等各方面展开对中国国情的实地调查侦探，日本政府及军方，可谓不遗余力。这些都可以说是出于对华谋略和利害关系的打算。日本各种势力深入中国内地，与后来福泽谕吉的劝诱鼓动也不无关系。他1883年7月20日在《时事新报》发表文章指出：“支那为世界之大国，随着对其内地的深入，一定有我邦人未曾闻见的富源。在我邦为寻常之物产，也有在彼而大可赏玩者。可得助力之事业、可以收拾之遗利，决非鲜少。我邦有为之士，若扩大其眼界，拂袖而去支那，于内则可以避免不成体统的为了眼前利益而兄弟斗墙，上下产业可以一同自由地从事其运动；于外可以扩展经营事业之地而密切与邻国的关系，无疑大则扩张国权，小则可为一身荣达之一助。我们特别渴望我邦有为的壮年之士，现在计划去支那。”《支那行を奨励すべし》，《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第94页。日本人到中国旅游、调查侦探，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涉及对当时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记录，如井上陈政的《禹域通纂》（大藏省，1888年）、金子弥兵卫的《支那总说》（中近堂，1883年）、曾根俊虎的《清国各港便览》（海军军务局，1882年）、三岛鹿之助的《支那海陆兵势》（弘道书院，1885年）、农商务省编《日清物产略志》（1885年序）、岸田吟香的《清国地志》（1882年）、河井源藏编《清国里程明鉴》（有则轩，1885年）、日清贸易研究所编纂《清国通商综览》（第1—2编，1892年）等等。这些历史文献为日本军、政及商业方面熟悉中国的国情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当时中国的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里只限于对当时日本中国认识的一般性思想史考察，希望今后能够对其在中国社会历史各个领域的具体认识进行专门研究，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二福泽谕吉的中国认识（上）：《文明论之概略》以前的中国认识对于福泽谕吉的思想及其中国认识，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一般而言，一方面充分肯定他作为启蒙思想家，“在唤醒日本国民砸碎旧的封建制度枷锁和向欧美资本主义学习方面确实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同时，也注意到他逐渐形成了“脱亚”思想，“对中国、朝鲜等邻近国家由同情、蔑视转向鼓吹侵略，无形中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臧世俊：《福泽谕吉的中国观》，《日本学刊》1995年第1期。福泽谕吉等洋学家以宣扬和“贩卖”西洋文明为己任，力图将日本近代社会纳入西方文明的发展轨道，而日本近代最终确立的却是绝对主义的天皇制和以侵略周边国家而膨胀起来的帝国主义。无论是为了宣扬西洋文明，还是为了维护日本的“国权”，以日本自身的“独立”和“发展”为宗旨，同情、利用、批评或贬斥“中国”是其思想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