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谈判，4月18日签订了天津条约（据《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 上》）《中日天津条约》，由此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同等的朝鲜半岛出兵权。日本在对朝军事及外交中以使朝鲜“自主”独立为诱饵，竭力切断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频频得手之后，1890年山县有朋在《外交政略论》中明确将朝鲜作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对外观》，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岩波书店，1988年，第82页。而甲午战争之后，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方面事实上已经将朝鲜看成自己的“主权范围”，而主张将“利益范围一定程度延伸到满洲”。《日露講和条件に関する小村外務大臣意見》（1904年），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上），原书房，1965年，第229页。福泽谕吉为日益扩张的日本大陆政策在思想意识层面和舆论宣传领域充当了摇旗呐喊的吹鼓手的角色。
对于1880年之后福泽谕吉的中国观，宋成有认为：“以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和朝鲜半岛的局势动荡为分界线，改变了福泽的中国观。在1844年之前，福泽视中国为值得日本重视和交往的强大竞争对手，在其中国观中敬畏心与蔑视感兼而有之。1884年之后，敌视、蔑视乃至侵略等观念成为其中国观的主要内容。”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福泽的中国观，以敌视、蔑视、侵略中国为基调，并伴随其走过人生。”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7—208、210页。这样说大体上也许未尝不可，但实际上，问题要远比这复杂得多。因为他的认识不仅与日本的对外政策有关，也与当时国际形势、各种历史事件以及日本国内情势有关。其复杂性中有一种统一不变的因素，比如到1898年1月12、13日，福泽谕吉发表《十四年前的支那分割论》、《支那分割如今不足为奇》（收入《福泽谕吉全集》第16卷），对自己在1884年发表的《东洋的波兰》（10月15、16日）及所载的预计于1899年出现的“支那帝国分割案”几乎都得到印证而感慨不已。就是说他认为中国之被分割的命运是必然的，即：“支那帝国在现今世界简直就是以东洋之古风对抗西洋之文明。随着一方的进步而另一方不得不倒退，此乃大势所命，不足为奇。”《支那分割今更驚くに足らず》（1898年1月13日），《福泽谕吉全集》第16卷，岩波书店，1961年，第208页。这种文明史观是一贯的。但是，其中也根据具体形势的需要，对中国表现出某种同情甚至鼓励中国人不要失望。他说：“支那之外形虽似衰败，然其体格肥大且内部之营养充分一事，为其可大属望之处。”“支那版图广大，同时内部资源富足，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虽说外国人割去其海岸之要地，然由版图全体观之，不过九牛一毛。”由此他指出：“支那人如果于眼下之困难汲取教训，而自奋发，开其富源，大养国力，则不只版图之维持不难，或许恢复既失之土地，保全面目，亦非无望。总之，支那无疑是富于实力的，与朝鲜等贫弱国不可同日而语。今后之前途，决不可失望；如此看来，方今之困难，作为必经之顺序，唯可自慰。如身为支那人，见日本今日之状，虽大可羡慕，然日本也是经过了如支那今日之困境而达到现在的地位。支那人亦不可不期待早日经过眼下之困难而至于日本今日之境地。我辈作为日本人特别予以同情，希望其时机尽早到来。”《支那人失望す可らず》（1898年4月16日），《福泽谕吉全集》第16卷，第305—306页。而这种同情，并不影响到他支持日本加入西方列强阵营而参与分割分割中国土地的盛宴，在他看来，这“毕竟是列国间为了保持均势，并没有分割全国而支配的野心”。同上书，第305页。
这里我们将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以后的中国认识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归纳。
1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论及其改革的必要
如前所述，在《文明论之概略》中福泽谕吉就论及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行专制政治，“虽然经过多次改朝换代，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说“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对这一点，他在1883年6月12、13日发表的《支那人民的前途堪忧》《支那人民の前途甚だ多事なり》，《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岩波书店，1960年，第23—26、26—28页。一文中有明确的论述。首先，他肯定：“支那为古圣人之国，自有一种固有的文明。如春秋战国，稍有文献可征者以来，已有长达二千余年的岁月。”期间经历过多次“革命之乱”，虽然有改朝换代、盛衰兴亡交替，“政治的主义、社会的组织等多少应该有些变化，但实际上决非如此”。他形象地总结说：两千余年的古法持续到两千余年的末世，年年岁岁，人变而法不变，依然是古圣人之国。观察支那本身的国情，可以比作一池死水。既没有新注入的水，因而也没有流出的水。有风吹拂水面，全池的水暂时因此变得浑浊，但是时过风止，其清净又足可鉴人。鱼儿每岁生灭，苹花每年开落，十年如一日，丝毫看不到一点变化的痕迹。然今于此池上方开一线沟渠而使其他河海之水注入，此外又开一沟渠使剩余之水自然流出，池塘组织忽然为之一变，其水之清浊增减亦皆随河海之水而定，以至于河海皆浊而此池不能独清，河海皆清而此池不能独浊。支那之国情亦犹如此。安于自家固有之文明、墨守古圣人之遗法而不知变迁，闲居于东洋一小桃源之乡，任花开花落，人之生死，虽时有兄弟斗墙的小事变，毕竟皆一时之风雨，其影响不出一国之境。何况以生于两千余年前未开蒙昧之世的古圣人之言，来管束人的言行、确定万世不易的规则，所谓政治之主义、社会之组织，自有生民以来，未尝作局部之改革。亿兆生民在两千余年间之劳作，不能不说是在一路循环之长途上为几十几百遍之周行而消耗掉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的交往不断加强，对世界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在西洋文明的冲击下，“两千年来完全由儒教所培育而成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秩序，到今天可以说已经油尽灯枯、残影明灭，即便门缝里没有来风，也已经难以维持了”。福泽谕吉一方面注意到“支那人民在见闻西洋文明诸国之事、学习文明之技艺知识方面具有充分的便利”，他更加关注“已经见识、学习之后，其在社会上能产生何等影响”的问题，他分析指出：支那人民在已经探究了物理学之理，此后还会依然倾心于其阴阳五行之说吗？支那人民在已经觉悟到蒸汽电报之功用后，还会依然安于其蠢蠢虫蛆的地位吗？支那人民已经听说了自由的真理，还会依然屈服了满清战胜的压制吗？支那人民既然明白了代议政体之美，还会依然生息于其两千余年来的专制政治之下吗？这些皆为人情甚难之所在，非人力所能制止。无论支那人民如何温顺卑屈，如何怯懦惰弱，在目击世界万国人民皆沐浴文明开化之德泽中的同时，而自家独称圣人之子孙，在两千余年祖先传至今日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秩序下，能够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这毋宁说是人类所不应期待、也难以实行的。然而支那人民的怯懦卑屈是无与伦比的，无论了解多少文明的实学、见识多少文明国民的幸福，都不会想到对当今清朝的政治组织、社会秩序怀有不满吗？如果真是这样怯懦的人民，那么很快就会为外国人所征服，一天也不能维持其独立。即便说圣人的子孙愚直卑屈为其本性，当时已经见识了西洋文明国的事实的支那人民，如果明白了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么，与其屈服于外国人的支配，毋宁依然享有独立国的荣誉幸福，为此应对国内各种事务大举进行改良。因此我辈相信，今后支那帝国的内务将会日益繁忙。这里福泽谕吉列举了西洋文明中实学及政体的优越之处，并将其与中国的状况进行比较，希望中国在内政上进行“改良”，摆脱西洋的束缚而能够享受“独立国的荣誉幸福”，这种敏锐的观察是非常独到的，同时代中国的改良派思想家因为囿于难以克服的“道统”影响，很难明确地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及其严重性。
具体而言，这种停滞性，福泽谕吉至少论及如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国民没有生气与活力。他说：中国“四百余州的国土富足殷实、大清一统，维持了二百余年的政府，虽可以称为安宁的富国，而其国势之不振，为何？因为人民乏于气力也。支那之国民效仿西洋近时之文明，如欲学文，也不是没有文才；如欲修武，也不是没有资财。今不其然而受外邦侮辱，恬无耻色，不能不称之为无气力之民”《时事小言》（1881年），《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第207页。究其原因，他认为是如前所述“华夏国体”丧失所致。他进而在《时事小言》中强调：“盖今之支那非古之支那。在宋代末期一度为称为元的外国人夺取国家，其后大明一统，恢复了中国，又被今日之满洲所灭，其国家现在正是在外国人之手。本来人民的爱国心是由私心结合而成，不外是自爱而嫌他的热情。而其所以能维持其热度使其相互结合者，在共同的言语、共同的诞生之地、共同的道德教旨、共同的衣食住行风尚等各种条件，其中最为有力的是共同的怀古的口碑而喜忧荣辱与共者。然在今日之支那，一个政府之下统治着支那本部与满清两类人民，相互语言不同、风俗各异，特别是其怀旧之口碑，一方以为辱者而另一方以为荣，一方以为喜者而另一方以为忧。人心之不团结自不待言。如果今后万一出现支那的国土为日本人或西洋人所蹂躏的情况，那时全国忧苦诚然是忧苦，但是极而言之，对本部人民而言，就不能没有同样是蒙受外国人的统治，不论是满人还是日本人，没有多大的差别的情绪。而且遭此灾变之际，满人必不顾南方而守护北方，其为何弃南而守北？以为南方为客地。在同一政府之下，人民相互客视，想发展报国的气力也不可能。这终究是支那人一度将其国土交给外国人之罪过。其余殃千载万世都不能消除。”福泽谕吉《时事小言》（1881年）第六编，《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岩波书店，1959年，第207—208页。《劝学篇》第三篇中论及“国人中有主客的分别”之害。见福泽谕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第15页。其次是国土广大，反应迟钝。他说：“支那之广大，拿兽类作比的话，就像鲸或牛一样，所谓块头大而脑子不灵，政治的神经也不会传达到十八省的各个角落，即便到达，其感触也无异于刺激鲸尾或牛臀。稍有谋反之人，也不足为奇，国人视之就如同某地的流行病一样，远方没有人对其关心。不仅国内的谋反者，即便有外国人犯境，边地之事也难以传达到首都，就如同足踵上的一个蚊子一样。”《扼紧喉管［漫言］》（1882年8月2日），《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