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日支交际常常为人所关注，在其两国结盟之初专门着眼于贸易商贾之事，在西洋之外又于近处开辟交通之区域，双方共享其利，各地皆开始着手于其业务之际，不幸逢台湾之事变，继而自琉球废藩之举以来，交际之谈通商之利害已在其次，隐然如政治上权理之相争。”《支那人の挙動益怪しむ可し》（1883年5月12日），《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655页。从贸易上的商贾之利到政治上的权理之争，这一发展线索应该说是历史事实。并且他认为这种权理之争很可能发展为战争，他预示“日支之间或不可保证无蹈水火之日。即便只为此事态所迫，除了扩张我陆海军、使我民心调和一致，先夺支那人之胆，使其知道日本可怕、不可敌、轻易开争端对自家不利，从而使其国人的舆论自行断念于此，此外没有什么方略了。”《支那人の挙動益怪しむ可し》（1883年5月12日），《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658页。在《脱亚论》发表之前，福泽谕吉一方面有“支那的国力不足于我十分之一”的自大之言，或者有“日本国的现状不仅已经不劣于支那，而且在今后文明的竞争中我也不认为会输其一步”《日本は支那の為に蔽はれざるを期すべし》（1884年3月5日《时事新报》），《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第414页。的自信，但是主要还是谨慎地看待中国的实力，觉得中国在一个巨大的威胁。如在经济上，他说：“我国邻国的支那人，仅限于本国的市场其广大就不下于日本的二三十倍。因此其社会之富实，为日本人民之所不及，已经如同天下之定论。所以我日本人民要大力推进富实文明，支那人不用说，为了与欧美人民相比也毫无愧色，必须努力扩大贸易，在全世界的市场中寻求富足。”《日本亦富国たるを得べし》（1883年3月7日），《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569页。军事上，如前所述其《兵论》中已有详细说明。关键的是他感觉到中国的舆论是“敌视日本的”，如他说“李鸿章怨恨日本已久”，“且不说李氏一人，我相信，觉悟到支那的舆论是敌视日本的，这或许更接近事实”。《支那との交際に所するの法如何》（1883年9月5日），《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第159、160页。而且，福泽看到中国人有对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有所“不恭”，他表示极大愤慨：如其前钦差大臣何如璋在其日本纪行的诗文中，竟然将我日本的两陛下称为“日本王及其妃”，豚尾汉的本性暴露无遗，可谓粗暴之极。自己作为国家的驻扎钦差大臣还正在其朝廷工作，刊行这样的文书，不觉得冒失、无礼吗？真是太让人吃惊了。支那人之习癖，经常如此。《つがもない》（1883年1月26日），《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523页。福泽谕吉自觉到作为一个学者的责任，作为一个学者，他表示“唯愿以学者之本色来对付支那人、诱导朝鲜人”，他认为：“斥攘支那之腐儒论而使其绝迹于朝鲜，决非难事。不仅可使朝鲜之独立坚固，尚可及于支那本国，解其顽陋，醒其迷梦，征伐周公孔子之子孙而使其心事一变，共与文明之赐而改变东洋整个面貌，此乃我之素志，也不是前途无望。人们常常谈耀国威于海外，多只是解释为兵马之远略，国威之光耀，不可单单依赖兵力政略，以学问上之力而制其人心之内，亦甚重要。可谓之学问之文权。我辈之素志在扩展文权耀文威于海外。”《牛場卓造君朝鮮に行く》（1883年1月13日），《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505—506页。其对中国之口诛笔伐，都是出自其文章报国之“本分”。
④ 福泽谕吉明确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以支那为敌”。
首先，福泽谕吉对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其前途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现在支那还没有作自守的准备，忽而遇上欧洲列国外征之势头。单单从今日与法国之纷争来看，或许只是失去数千万之金，或是失去台湾一岛，虽然此事一时了结，但支那之忧决不会以今日之纷争而告终。欧洲列国中除了法国之外，不乏英吉利、日耳曼、俄罗斯等强大的国家。今日法国去了，明日英国来了、日耳曼来了、俄罗斯来了。更有甚者，如蕞尔小邦葡萄牙也狐假虎威而欲济其欲。我辈窃而诊断支那之命脉，相信其到底不能支持长久。”《脈既に上れり》（1884年8月15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19页。甚至他在1883年中法战争期间为清朝政府的将来把脉，说“我们为满清政府卜算未来，今后还能够有十年的运势的话，就已经是格外的侥幸了吧。”《支那人民の前途甚だ多事なり》（1883年6月13日《时事新报》），《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第28页。如他在《东洋的波兰》中所言：“狼群相继而来逞吞噬之势，无避之之术者，终究只有成为俎上之肉。”《東洋の波蘭》（1884年10月16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80页。那么面对中国这块肥大的俎上之肉，福泽谕吉最为垂涎欲滴的是什么呢？他一点也不客气，直言不讳地表示：日本在地理上与支那接近，在欧洲诸强国达于今日幸运之际，不仅十数年来朝着共同的方向大用其力，且常常作为东道之主人给予许多便利，今占领台湾全岛与福建省的一半诚然为当然之分。特别是福建浙江沿海之地，在支那前代大明之末叶，一时为日本兵所侵略，在历史上也是明确的事实，因此这次于其故地上飘扬日本的日章旗，日本人也会感到满足了吧。《東洋の波蘭》（1884年10月16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78页。其次，同日本相比，中国落后的症结究竟何在？对这个问题，福泽谕吉多有论述，他找到一个“近因”，那就是西洋文明进入中国和日本的“入门之路径不同”。具体而言，即所谓“西洋文明进入日本是从国人之上流而入，而支那则是自下流而入”。他认为中国人接触西方人，只在商业贸易之事，“外来者亦为利而来，内应者亦为利而应，交际之元素，除了利益别无他物。外来的西洋人中固然没有学者士君子，即便有，支那之群民也没有学问之思想，或者其群民中虽有能解洋语者，唯止于日常之语，而不能成为知识传达之媒介。其实例由百年来支那说洋语者甚多，而其国之输入品中西洋书籍甚少可见一斑。其中特别是关于事物之真理原则的科学著作几乎可以说全无，因为支那贸易之商民没有读书之必要。因此在上流人看来，西洋人只是被视为唯利是图的贱丈夫而不足挂齿，其偶有船舶器械之巧者，也只是被视为夷狄之奇巧而已，而没有会为此动心者。不为他物所动心则尊信于其本国之旧主义则亦决不足为怪。舔食周公孔子之糟粕而尊信虚礼虚饰，迷信阴阳五行、虚诞妄说，恬然不知自省，许多地方都令人吃惊。”与之相反，他认为在日本“政治上之开国虽然只有三十年，而西洋文明的出现远在百余年之前，且其入门之道不是自下等之商民，而是自上流之人士”。他将日本“百年来出现一种兰学社会”归结为日本“社会中之高尚部分而不可轻侮者”，正是因为日本的上层社会“醉心于其真理原则”，所以日本一开国，就能“摆脱数千年来的传统而向往新文明”。由此他得出了一个非常接近于《脱亚论》的结论，那就是：“终究不可指望现在的支那人开化。人民若不开化，以之为敌也无足惧，以之为友，于精神上亦无所利。既然知道其无利，那么要紧的就是努力远离它以防止同流合污之灾，将双方之交际仅限于商业而断绝一切智识之交，不采用其国之教义，不仿效其风俗，以至于衣服器物把玩之物，无论其实用如何，如果有取而代之者先摈弃支那之物。我日本现在正为日新之国，恐怕以邻国之弊风而玷污我们的文明。”《支那風擯斥す可し》（1884年9月27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49—52页。这可以说是“脱亚论”的前奏。
最后，福泽谕吉明确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以支那为敌”，并且大肆宣传如果与中国开战，日本有必胜之算，由此彻底地扫除了“脱亚”的后顾之忧。1884年12月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对金玉均给予厚望的福泽谕吉指出政变的“教唆者、操纵者实际上是支那兵”《軍費支辨の用意大早計ならず》（1884年12月26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155页。对此，他的态度非常强硬。他说：“我日本要对支那朝鲜两国兴师问罪吗？朝鲜固不足论，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以支那为敌，首先派一队兵与朝鲜京城之支那兵鏖战，在让朝鲜政府承诺我正当的要求的同时，我陆海军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皇帝如果推至热河，则进军热河，无论多么刚愎的支那人，也想尽办法而答应我正当的要求，而必须使其低头谢罪。然支那也是东洋之一帝国，日本兵虽说勇猛，但是为了制伏此大国，进而使之发出降伏之声，必然花费大量的金钱与劳力。法国人进攻支那尚显疲倦之色，一定有人问，日本人真的能够成此大事吗？我辈可以断言，成功无疑！”《戦争となれば必勝の算あり》（1884年12月27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159—160页。他之所以有“必胜之算”，一方面是认识到“支那军制之腐败”，海军军备“不过为纸糊的炮铳船舰，乃太平之虚饰之物而已”。另一方面，他认为日本人有尚武的传统，“如果说与支那战争，常备兵与士族兵合起来一呼而得五十万精兵决不难。给日本士族授以日本刀，编成拔刀队，而将其放入支那军中。其作用之醒目，不仅仅使支那人丧胆，全世界的人看了也都只有吃惊感叹。”这是双方力量的分析，他更将此战作为背水一战而必须拼死求胜来极力渲染这次战争胜利的意义，他说：“与支那之战如果不胜，我日本不仅自此将永远蒙受支那之凌辱，也将为世界各国轻侮侵凌，终究不能维持国家之独立；如果战胜了，我日本之国威不仅立即光耀东洋，也将远为欧美列国所敬畏，不用说撤销治外法权，作为百事同等之文明富强国，永远可被仰为东方之盟主。即为关系到日本存亡兴废之战，与法清事件之类决不可同日而语。”并且他身先士卒，表示：“如果能够达到此希望，我辈之一身已经不足爱惜，可进军赴北京讨死。我辈之财产已经不足爱惜，可举而充当军费。日本全国举国皆如此，那么这次朝鲜事变破裂，日本支那两国真要发生战争的话，我辈断言，保证日本必然胜利。”《戦争となれば必勝の算あり》（1884年12月27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160、161、162页。其热情与献身精神非同一般。而这种胜利的预言，也在10年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变成了现实。由此，他在甲午战争中的兴奋程度也可想而知。甲午战争期间福泽谕吉的思想言论，请参见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三章第四节“甲午战争的思想意义”相关内容。
从福泽谕吉一生的思想历程来看，“中国因素”是一个重要的批判对象，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催化剂。集中论述福泽谕吉的中国观的，可参见安川寿之辅的《福沢諭吉のアジア認識：日本近代史像をとらえ返す》，东京：高文研2000年出版。该书有中译本（孙卫东、徐伟桥、邱海永译、张碧清校：《福泽谕吉的亚洲观——重新认识日本近代史》，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在“可侮”与“不可侮”之间，从早年的学习福泽谕吉在自传中回忆他早年学汉籍的情况，说道：“我在白石先生处学了四五年汉籍，理解汉籍意不费任何苦心，进步之快出人意料。我在白石先生的塾中说学的汉籍都是经书，《论语》《孟子》不用说，都是致力于经义之研究。尤其先生给我们认真地讲述了他所喜好的《诗经》《书经》，我也读得很仔细。另外，我还认真听过先生讲授《蒙求》、《世说新语》、《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等书。以后我又自学，历史从《史记》开始，也读过《汉书》、《后汉书》、《晋书》、《五代史》、《元明史略》之类。特别是我对《左传》很感兴趣，一般学生只读完《左传》十五卷中的三、四卷，而我是全部通读，一共反复读过十一遍，认为精彩之处还记在心里。这样我便基本上成了一个小小的汉学家。”福泽谕吉：《新訂福翁自伝》（富田正文校订）、ワイド版岩波文庫33、1991年，第15—16页。中译本参照马斌翻译《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8页。到后来的同情、蔑视与感到威胁的复杂情感交织，以致最后公开宣布与中国为敌，他个人的思想发展历程，可以说几乎是整个日本人中国认识的缩影。其中不乏冷静的精辟的分析，但是更多的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