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约翰·泰勒和乔治·吉格教授为首的众多斯坦福经济学家，乐意用其智慧揭开美国政府刺激政策的面具，他们向世人道出了一个甚为中立的自由主义观点，让我们看清了斯坦福经济学家们作为自由者的真实观点。这比单纯盯住美国的干预手段或者看笑话要更加有意义。
第一节 我们都是梅纳德·凯恩斯的选民？
保罗·萨缪尔森去世前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说：“现在，每个人都明白了相反的观点，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得不到解决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凯恩斯的观点，财政政策以及赤字性支出，在引导市场经济时担任了重要的引导性角色，再一次得到了认同。我希望弗里德曼依然活着，这样他就能够见证他自己观念中的极端主义是如何导致自身失败的。”
经济学界总是有太多争吵，不过这类争吵总诞生一些马克思所谓的辩证观点的组合。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既是朋友，又是言辞激烈的论敌，凯恩斯和熊彼特在观点上的互相拆台几乎是历史上少见的，不过也正是凯恩斯将熊彼特弄进美国的主流大学的。在20世纪后半叶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中，很难找到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这样彼此针锋相对却又高度相像的经济代表人物。
“如果魔鬼用一个精彩的理论来交换你的灵魂，这笔交易你做不做？”弗里德曼说，“我不会做，如果换的是非均衡理论，我倒可以考虑”。
这是萨缪尔森讲的一个笑话，萨缪尔森承认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弗里德曼和他的观点总是相左。在20世纪30年代，出生于芝加哥大学的两人因为大萧条的不同机遇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萨缪尔森去了哈佛大学，一直辗转于学术界的各主要大学，成为凯恩斯主义的顶梁柱；弗里德曼则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一度在罗斯福的新政中担任小职员，反对凯恩斯主义，并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结盟。为了说清楚这个奇怪的现象，我们下面虚拟了一个经济学家总统选举的场景。
如果说经济学家们也要选出一位总统的话，在20世纪后半叶，他们也要按照各自的观点分成两派。其中的一派上书“干预党”，信奉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的有效性，认为财政政策要比货币政策有利，总统候选人的最大热门就是保罗·萨缪尔森；另一派上书“自由党”，信奉自由主义，认为国家除了国防和法律之外，财政政策是无效的，货币政策要比财政政策好些，总统候选人就是弗里德曼。
在金融危机的话题下，假设这两位已经仙逝的人物还在世，他们的竞选班子也必然是阵容强大、相当给力的。
现任联储主席伯南克和白宫经济委员会前主席萨默斯等人，无疑是萨缪尔森的选举团成员。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几乎完全可以并入弗里德曼的选举团，并且在人数上，选举团的顾问里活着的后辈们基本上也是弗里德曼一团占优势。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情况看，弗里德曼的亲传弟子多达5～15人，私淑弟子可能更多，而萨缪尔森就没有这么多。因此就人数上的较量说，无须竞选演说，毫无疑问，选民数量的优势应该在弗里德曼一边。
但问题有时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不过这时候可能下面的选民已经等不及要对对手的观点进行批驳了。比如经济学家巴罗会说：“凯恩斯主义者们的刺激计划是垃圾。”“这或许是最差的提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和吉格可能干脆指责说：“萨缪尔森是在胡说八道，包括他去世前的那一段话。”总之，政府干预是在帮倒忙。泰勒还认为，“应该重新思考这一观点：经常性而且大规模的政府行动及干预，是应对我们当下这些经济问题的唯一答案”。
萨缪尔森应该为此道歉，这大概是所有弗里德曼的支持者的心声—因为弗里德曼现在无法发声了。但一切还只是个开始，萨缪尔森并非表面上的处于劣势，在我们虚拟的这个场景里，有这么多的反对派—指责萨缪尔森的观点本身竟然需要如此多的人。美国人的意识往往是：被所有人反对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天才。
看来萨缪尔森是后者。即使我们不是百分之百的凯恩斯主义的支持者，也至少有一部分是他的实际选民。所以，我们很难说就可以驳倒看上去不断“撒谎”的萨缪尔森。
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的某一版教材里甚至断言：“苏联的模式至少也是可以取得经济上的繁荣的，这至少说明这种经济形势很有效。”后来苏联和东欧都出现了各种问题，于是在20年前的某一天，弗里德曼很高兴地沿着“有效性经济国家”游走了一圈—这是他第一回合的胜利。不久前爆发的金融危机，弗里德曼无缘见识，显然他高兴得有点早，干预主义的经济模式如今居然在自由主义的崩溃时刻没有丝毫影响。从印度到中国，甚至几年前还被称为失败国家的拉美国家，现在都在看着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冷笑。巴西总统卢拉和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居然开始揶揄美国和英国。
萨缪尔森在理论上的解释力肯定不会因为他的预测而失败，因为他的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只关注短期经济现象，一旦长期的后果不支持弗里德曼的长期宏观理论，弗里德曼的选举团尽管人数众多，还是免不了心虚。选民们现在是在为短期的任期考虑选出总统，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利于弗里德曼，他们的利益动向，不管嘴里说什么，实际倒可能都倒向梅纳德·凯恩斯的口号一边。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方面弗里德曼的软肋太多了。首先，弗里德曼自己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实际选民，尽管他的竞选演说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但是在罗斯福新政期间，他却是凯恩斯主义的忠实执行者，不但参与了数据统计，还对此提出大量的建议。如果这个底子被揭出来，似乎就是一场政坛丑闻。弗里德曼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全部证据，也是来自他的凯恩斯主义实践，这听上去很滑稽，作为客观性的论辩，这可能有损弗里德曼研究的公正性。如果案子到了最高法院，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之类的老迈大法官估计会因此判定弗里德曼败诉。其次，弗里德曼并不是百分之百和凯恩斯主义没关系。“凯恩斯主义党”，像美国的联邦党一样，本来是通过老一辈的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的一封介绍信引入美国的。凯恩斯是个文字有些不通的英国老头儿，所以，汉森的介绍信多少有点语焉不详。哈佛教授们只看懂了财政政策那部分，其他的不太想知道，并且从此自奉为凯恩斯主义的正宗。而芝加哥却对语焉不详的货币政策看得很细，因为芝加哥人的文法比较好。
弗里德曼的成功在于，他重新发现了货币政策的功效，只不过他因为这一贡献反对偏执的哈佛派而已。弗里德曼认为，萨缪尔森单单根据财政政策就支持财政政策是不正确的。根据自己的货币研究，自由主义才是正确的。但不管怎么说，凯恩斯是正反两方面意见的祖师。萨缪尔森很可能宣布弗里德曼背叛老师，是个极端主义者，所以所有的结论无效。这就是开头他那段话的真正含义。
第二节 讲规则的人为什么选择“逆风而行”
在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中，据说能够靠做投机买卖致富的只有3个人。
第一个是大卫·李嘉图，他本来就是个投机商，被父亲赶出家门后，不到25岁就靠从事公债买卖成为伦敦富豪。
第二个是卡尔·马克思，这个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写出《资本论》断言市场和资本主义终结的人，他自述说：“医生不许我从事紧张的和长时间的脑力劳动，所以我—这会使你大吃一惊—就做起投机生意来了。一部分是做美国国家有息证券的投机，但主要是做英国的股票投机。当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又给投机活动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我又开始搞起来了。搞这种事情占去的时间不多，而且只要冒一点风险就可以从自己的对手那里把钱夺过来。”这个本来一贫如洗的大手大脚的人，居然还能留下250英镑的资产。
第三个人大概就是梅纳德·凯恩斯了，凯恩斯没有正式的教职，他终生都没有被称为剑桥大学甚至任何一所大学的教师，不过他是个投机的行家。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同样在美国和英国的投机活动中谋利。
在所有的投机活动中，获利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逆向操作。你们肯定注意到这个例子中提到了资本主义的预言家马克思，这听上去是件很令人震惊的事情。事实上，如果了解斯坦福的话，必须说明，卡尔·马克思的现代美国继承者现今已经和一批计算机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合流，他们创办的语言和信息研究所可能是斯坦福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本营，因为技术协作的理念，这个研究所对于数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和计算机研究者都具有强大的影响。这当中也包括卡尔·马克思“当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又给投机活动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我又开始搞起来了……要冒一点风险就可以从自己的对手那里把钱夺过来”的策略。
这种策略事实上首先是被凯恩斯引申到自己的理论中。随后，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发明了一套说辞，这套说辞主要讲的是如何在一个经济周期中主动进行国家干预。按照他们的说法，自由市场经济总是不能够每时每刻达到均衡，实现平稳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家收支均衡的经济目标。为此，必须处处干预经济出现任何和四个目标不一致的波动，增长过热，需要主动降温，失业率太高，国家必须刺激就业，物价不稳，必须反对通胀或者通缩，国际收支长期顺差或者逆差，必须在进出口和国际投资上进行相应操作。总之，这就是一套专门逆向操作的经济技术，凯恩斯主义称为“逆经济风向政策”。
但是这只是就具体的经济策略内容说的，既然新古典综合派可以如此利用逆向思维，货币主义的另一方，特别是斯坦福商学院中弗里德曼教义的追随者也不是外行，他们比新古典学派做得更加巧妙，更加了无痕迹，而且还有更加新鲜的创新。这种创新就是经济学观点中的“逆风而行”。这并不是说这些人就是专门和凯恩斯主义者唱反调的，也并不是人们通常误解的那样，因为门户之见的狭隘，一派人对于另一派人的观点发出的无意义反对，而是容纳凯恩斯主义观点后的一种逆向理论。
首先，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所有的经济干预手法都是缺乏一套标准规则的，总的来说，就是绝对地和波动对着干，凯恩斯主义称之为熨平经济波动的手段，颇有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味道，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其前提是经济周期，所以，又大有预测和未雨绸缪的外衣，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就是个让资本主义摆脱周期的外科医生的手段。
事实上，像泰勒和吉格这样的教授很清楚这一点，不过他们反对的并不是干预本身，他们主要不满的是这个前提是错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谁能准确地预测到任何一场经济周期，这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是经济系统的不可抗力，在这种状态下，泰勒等人认为这种匪夷所思的推测法是毫无根据的。既然乱动容易惹麻烦，不如干脆不动，保持一种规则反倒更加有效。
其次，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总是通过一个政府而非市场的力量实施。财政政策的实质就是政府替私人花钱而已。斯坦福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的手段不见得比市场的手段高明，市场失灵的问题往往是由于政府失灵，比如此次金融危机正是联邦政府不适当地干预次贷市场才导致利率信号失灵，最后将泡沫越推越大的。凯恩斯主义的干预逻辑本来是说，市场失败了，所以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是政府干预，但是货币主义学者认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是因为时间太短，人们被表面现象所掩盖，长期市场的效率和手段仍然是有效的。甚至他们还提出，按照凯恩斯的逻辑，政府停止活动自由过程中大家都失败后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最后，凯恩斯主义的所有理论衍生形式都被货币主义的研究者全部借鉴并推广。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提出人们对于货币有财富的需求，这其实是从凯恩斯扩张货币需求概念中引申出来的，凯恩斯也谈货币流通率，结果弗里德曼最先从中下手。凯恩斯提出的收入理论，弗里德曼则以此为基础提出永久收入假说。正是因为凯恩斯主义者不断地向外扩张理论的边界范围，弗里德曼也全盘借鉴其结构，把货币主义的核心观点改头换面，完全依照对手的形式推广，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因此，芝加哥学派才得以人才济济，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