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清实录·德宗实录》的记载，光绪二十年秋七月乙亥日，也就是1894年8月1日，光绪对内阁下发一道上谕，原文如下：
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近十数年来，该国时多内乱，朝廷字小为怀，叠次派兵前往戡定，并派员驻扎该国都城，随时保护。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该国请兵援剿，情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强令革政之理。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
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着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
这道上谕等同于对日宣战书。上谕中提到的日军“伤我运船”一事，指的是“高升号”商船遇袭之事。
“高升号”（Kowshung）是一艘英国船。根据美国加州首府萨克拉曼多《联合报》（The Record-Union）在1894年7月28日刊登的一篇报道，这艘船隶属于英国伦敦的休·马瑟逊公司（Hugh Mattheison）。“清朝政府租用这艘船运送士兵去朝鲜”，7月24日，在运兵朝鲜的途中，这艘商船遭到日本巡洋舰的袭击。
这起事件引起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英国意外地被卷入了中日之间的军事冲突之中。而英国的反应则进一步说明了日本的朝鲜战略的高明。
7月31日出版的《旧金山早报》刊登了一组电讯，报道华盛顿和伦敦外交圈对“高升号”事件的看法。
华盛顿的外交官们的观点是，在击沉“高升号”这件事情上，日本人犯下了一个大错。“‘高升号’被击沉的时候悬挂的是英国国旗。虽然它载中国兵去朝鲜，但是，这里的外交官认为，它这么做没有违反国际法律。当时中日并未宣战，两国也没有公开承认战争已经开始。因此，‘高升号’的运输是合法的”。华盛顿的外交官们认为，日本可能要承担“因道歉带来的羞辱”，并且可能支付巨额赔偿。
至于伦敦外交圈的看法，《旧金山早报》的电讯稿着重提到，中国驻伦敦公使馆对英国的“高升号”被击沉的消息感到“非常满意”。电讯稿还写道，“高升号”的副舰长是艾塞克斯郡的一位牧师的大儿子。这位牧师的小儿子已经死在发生在艾克塞特剧场的一场大火中。这起事件让英国人十分愤怒。
8月1日出版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至少有两个欧洲大国——俄国和英国——一直在用“阿尔戈斯之眼”（Argus，阿尔戈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寻找干涉东亚事务的借口，而“高升号”事件正好可以给英国提供这样一个借口，“英国有能力最为迅速而有效地进行干预。这件事所导致的国内压力也呼吁政府立即采取积极行动。这种要求对英国政府将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仍待观察”。
但是，事件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像华盛顿的外交官们所预想的那样，更没有什么可以让中国驻伦敦使馆的外交官们感到满意的。
根据《盐湖城先驱报》刊登于8月2日的电讯，日本驻伦敦大使在8月1日将日本对中国宣战的消息知会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伯爵（Earl Kimberly）的同时，向大不列颠人道了歉。而英国政府的反应却是，于同日宣布“大不列颠保持中立，但英国政府将立即采取措施保护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同日，英国海军部还命令海军中将弗里曼特尔爵士阻止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帮助中国或日本运送士兵、武器或军火。换句话说，英国政府以中立的方式支持着日本。
日本的朝鲜策略无疑是它赢得英国等西方国家支持的重要原因，而它本身在制度改革方面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带来的相对优势，也使它博得西方国家更多的同情。正如7月27日发自华盛顿的一篇电讯所言，“日本政府比清朝政府更为进步”，而且“正在快速进步”，“它是唯一采取西方文明生活方式的东方国家”。
而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制度改革带来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故而也得到西方国家的理解。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后，西方人一直在关注着日本自19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的“明治维新”所带来的变化。其中，一篇对东京大学教授克拉克（E。W。Clark of Rockford III）的专访文章，尤其引起了西方人的极大兴趣。这篇文章首先刊登在《芝加哥论坛报》上，而后被《夏威夷公报》等西方媒体广泛转载。
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克拉克教授已经在日本生活了四年，对日本的改革有很深的感触。他如此说道：
除了日本，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制定并实施了如此多的根本改革。从我到达日本后开始，这里已经发生的变化只能被概括为从14世纪跃入到19世纪。这种变化以一种异常的方式开始——废将军，立天皇为国家真正的统治者。
……
在政治制度改革之后进行的，是对军事系统、封建制度、社会和经济制度，甚至是教育制度进行的根本改革。世袭制度被废除，财产权被确立，信仰被打乱，人们的穿着和语言也被改变。日本渴望从一个中世纪的农业国家变成在艺术、军事、文明以及学术上处于前列的国家。电报机和铁路已遍布其土地，众多军舰频繁进出其港口。
现在，就像所有那些发展太快的运动，日本引入的大量改革也有反对力量。保守党（The Conservative Party）已经强大到可以建议天皇完全撤换他的幕僚，解散议会。即便是在学术机构，19世纪开始在国内任教的外国教授已经被弃用，本土学者得到任用。确实，反对力量已经达到威胁政府稳定的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拿破仑的权宜之计，天皇别无他法。
克拉克教授说，日本对当前这场战争的关注，就像法国对普法战争的关注。拿破仑三世一直在寻找与德国打仗的理由，他把打仗作为结束国内冲突的策略。“在当时，法国内部纠纷已进入‘急性期’，与外国打仗成为团结法国人的唯一途径。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和意图，日本天皇就朝鲜问题正在全力推动与中国的战争。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传统而根深蒂固的仇恨已经被调动起来，以解决日本国内最危险的运动”。
克拉克教授的分析是十分准确的。就在中日两国宣战之前，日本驻美特使建野乡三曾对美国国务卿格雷萨姆说：“我们的国内形势很严峻，与中国交战可改善此形势，因为它将激发日本人民的爱国情绪，更能将民众团结在政府周围。”而建野乡三所说的“国内形势严峻”，并非仅指日本国内复杂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失衡，更包括公众对西化的政府部门的不信任。
建野乡三显然希望博得美国的同情。而对英美等西方国家来说，既然不能允许日本回到保守的老路上去，就只能支持日本通过战争以延续其改革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