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争之前，正如前文提到的那位日本领事所言，整个中国一直“沉睡在孔子的臂弯里”，但战败之痛唤醒了这个国家。从那以后，中国人开始在“改革”与“革命”这两条路线中选择救亡图存之策。
至于“改革”，“戊戌变法”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尝试。变法始于1898年——戊戌年——6月10日，终于同年9月21日，历时约百日，故又称“百日维新”。
根据光绪帝下发给内阁的上谕，“戊戌变法”大体要遵循的原则是：“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与实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不难看出，基本上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未脱离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框架。二者之间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洋务运动”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百日维新”是自上而下的变法，前者由地方大吏主持，后者则令出九五之尊。至于变法的具体内容，则除却政治体制及礼教根本未敢有动之外，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包。
西方媒体对此多有报道。比如，6月16日，变法开始之后的第6天，一条发自伦敦的报道将变法视为“中国正在觉醒”的信号，对清朝政府推动商业发展的措施极为赞赏。9月2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则将变法称为“中国进步”的标志，是“对现代文明的觉醒”。
对于这次变法，西方媒体早有预见。1898年3月27日，英国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在一篇题为《中国：当下与未来》的文章中写道：“中国能够并且将要进行改革。”文章说：
这里的大多数人确信，中国正在经历她命运中的一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远东的整个命运取决于她应对危机的结果……中国能够并且将进行改革。这是对中国观察最久、最深的那个人的观点。罗伯特·赫德——他63岁的生命中有44年在中国度过——对这一点毫不怀疑。在清廷效力了30年、担任同文馆校长并且对中国文学及哲学研究极有造诣的马汀博士也同样有信心。外部压力对中国有好处，但这个国家需要和平。中国人自己很清楚，他们正立于悬崖边上。
但是，众所周知，这次改革尝试最终失败了。至于失败的原因，西方媒体倾向于认为是俄国与英、日二国竞争的结果。
9月21日，变法失败当日，英国《每日邮报》驻北京记者发布一条消息说：“慈禧太后对俄国的被动、李鸿章的降级以及英国驻华大使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在李鸿章降级之后的态度十分愤怒。她已经接见俄国驻华公使巴布罗福，并与之长谈了几次。”
9月23日，美国《盐湖城先驱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突然发生的政变据说是因为慈禧太后要阻止伊藤博文成功完成其使命。这位日本政治家最近来到了北京，其目的是使中国与日本结成攻守同盟。”
9月25日，《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写道，“后党”（The Dowager Empress'Party）早已与俄国人达成了谅解。考虑到俄国的利益，俄国人支持满族人继续坐江山。“根据双方的协议，从1897年开始，在慈禧太后的懿旨下，所有满族高级官员及军官被逐步更换，这是导致慈禧与光绪帝摩擦的根源”。
需要交代的背景是，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皆被解除。但是，因为对外交事务比较了解，1896年2月，他以文华殿大学士、头等公使身份奉命出使俄国，参加28岁的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将在当年5月举行的加冕典礼。他还奉命顺道出访英、法、德、美四国，“以固邦交”。随他出访的有“熟于俄事”的副使邵友濂，以及“兵部主事于式枚等十员，副税司柯乐德等五员”。
根据《清实录·德宗实录》的记载，同年5月28日，皇帝采纳了御史张仲炘及总理衙门的建议，命李鸿章乘着出使俄国的机会，以同意俄国在东北铁路一事上的要求为条件，与俄国协商“改定税额”，以振商务。皇帝与诸大臣的考虑是，如果俄国能够答应，则树立了先例，“他国当无异议”，此事“裨益国计，良非浅鲜”。
6天之后，李鸿章与俄方签订所谓《中俄密约》，主要内容大体是中俄建立防御同盟，合力对抗日本，中国同意俄国的跨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境内，“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至于“改定税额”之事，却并未定在此《密约》之中。
自此之后，随着局势的进展，西方媒体基本认为中国朝廷分为两派，以慈禧和李鸿章等人为首的亲俄派，以光绪和张荫桓、康有为等人为首的亲英日派。
伊藤博文本人则认为中国保守势力的强大是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根据前述《盐湖城先驱报》发表的那篇文章的记录，9月21日，在变法诏书颁布之前，伊藤博文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光绪帝在9月20日以一种最诚恳的态度接见了他。“中国的皇帝说，他希望从伊藤伯爵那里得到有关改革的建议。但伊藤伯爵当时就担心，清朝官员们的懈怠与保守主义将废止改革，尽管他相信皇帝本人有改革的诚意”。
光绪帝确曾在9月20日接见伊藤博文。根据《清实录·德宗实录》的记载：“丙戌（9月20日），御勤政殿。日本国前总理大臣侯爵伊藤博文，署使臣林权助暨翻译随员等觐见”。
根据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撰写的回忆录，在威胁变法期间，康有为邀请了两名外国人担任皇帝的顾问，一名是李提摩太本人，另一名就是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抵达北京的时候，朝中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康有为正准备逃往上海。李提摩太写道：
在听到袁世凯投向了慈禧太后，太后掌握了军队的消息之后，伊藤博文说道：“太晚了。没有军队，皇帝什么也做不成。”他立即离开了北京。
伊藤博文的判断是十分正确的。9月21日，在派遣礼部尚书熙敬祭拜先师孔子之后，光绪帝向内阁下发了一道恳请慈禧太后训政的上谕。原文如下：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穆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弘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秋分，9月2 3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10月23日，美国华盛顿州特区的《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对于王公贵族和朝廷官员们来说，这些改革措施“等同于革命”，因而无法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