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西方媒体对维新派的命运一直十分关注。
1898年9月25日，“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四天，《泰晤士报》驻北京和上海的记者发布了一条消息：
张荫桓——李鸿章的敌人——被指控窝藏了康有为，已经被捕，现正在刑部接受审问。他将被褫夺所有公职，他的下马意味着李鸿章权力的增加。
官员们普遍欢迎慈禧太后重新掌权，老百姓则对此漠不关心。康有为被指控阴谋反对慈禧，已经被通缉。
康有为抵达上海吴淞口之后，很开就被安全地送上了“巴拉瑞特号”轮船（Ballarat），这艘船第二天就要驶往香港。在昨天（9月24日）的采访中，他对我说，他周二（9月20日，变法失败的前一天）离开的北京。他的离开是遵照皇帝给他的秘密旨意。皇帝警告他处于危险之中，敦促他去请求那些关心这个国家福祉的人的帮助。康有为还说，变法的失败完全因为以慈禧太后和总督荣禄为首、包括所有高级满族官员的满洲党（The Manchu Party）对皇帝倾向于维新派十分不满，因而决定让太后重新摄政。
康有为确信，如果没有英国的帮助，维新派就不可能压倒对手……英国现在有插手此事并重新让皇帝亲政的机会。
光绪帝帮助康有为逃生一事颇值回味。根据《清实录·德宗实录》的记载，9月17日，光绪帝在给内阁一道上谕：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念时艰，思得通远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不难从这份上谕中得出两个判断：其一，康有为是奉旨前赴上海；其二，如果这道上谕意在帮助康有为逃生，那么，最迟在9月17日，光绪帝已经知道维新改革的大势已去。
1898年11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引述香港的《中国邮报》（The China Mail）的报道说，光绪帝给了康有为两道密旨，其中一道说：“事态紧急，皇位恐难保。因此，你必须与你的朋友们仔细商议，想办法救我们脱困。我们彼此心照。我会耐心等待你们的帮助。”其内容与《泰晤士报》的报道基本相同。如果康有为所言属实，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皇帝是以“明诏”助其开道，以“密旨”命其逃生。但是，康有为将皇帝授予其“密旨”一事通过西方媒体公诸天下，显然违背了皇帝的本意。不难想象，康有为此举在自抬身份——无论是否有意——的同时，使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光绪帝陷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如果光绪帝是在9月17日知道大势已去，那么，他有可能是在向慈禧太后问安的过程中得到这个判断的。根据《清实录·德宗实录》的记载，9月16日，“上诣颐和园乐寿堂问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安。至甲申（9月18日）皆如之”。
9月16日，在向慈禧太后问安之后，光绪帝立即提拔了袁世凯。他在给内阁的上谕中说：“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众所周知，袁世凯在关键的时候倒向了慈禧太后那一边。
康有为抵达上海之时，处境已十分危险。9月21日，慈禧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康有为“工部候补主事”一职革去，并命步军统领衙门查拿康有为之弟康广仁“交刑部按律治罪”。9月23日的《华盛顿晚报》（The Evening Times）援引一条发自上海的电讯说，上海道台已悬赏2000美元捉拿康有为。
康有为最终得以逃脱。他先是逃往日本，而后又去了欧美等国。他的得意弟子、维新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梁启超也逃往日本，流亡海外。谭嗣同、康广仁、杨锐、刘光第等6名变法领袖则被斩首于菜市口，张荫桓则被流放新疆。
谭嗣同等变法志士的惨死引起日本人的极大关注。《纽约时报》刊登的一条报道写道，日本抗议中国和朝鲜近期处斩政治改革家们的野蛮做法。日本众多报刊都报道说，“仅仅因为那些杰出人物的政治观点，中国和朝鲜就将他们野蛮地处死了。作为东方唯一文明的种族，日本人必须带头停止这些不人道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