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离开伦敦之后，孙中山去了加拿大，而后去了日本，并在那里停留了两年。他在那里结识了很多日本军政界要人，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人士有过接触。1900年惠州起义之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国民的教化之中。
澳大利亚《西部邮报》将孙中山称做革命的“传教士”。1904年9月24日，这家报纸引述了一段孙中山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
我走遍了世界，教化，再教化。我每年回中国一次。哪里都有人在监视我，但我从不用同样的方式来伪装自己。我必须回去作报告，可能终有一天他们会抓到我。那又如何？我就一个人。我们的目标是共和，或至少是君主立宪。我们将绝不停止，直到我们实现目标。我们何时开始的？我们最早开始于中日战争时期。在义和团时期重新开始。我们是机会主义者，因为目标决定手段，我们会使用一切武器，论争或者武力。
是的，中国正在觉醒，我们党日益壮大。它绝不会死，它不能死，它随时都可能强大到足以成功。谁能说得准呢？
我们害怕吗？真正的中国人不知什么是害怕。我们被误传了。我们的工作得到广泛支持，但我们不求回报。我们是旧党派，也是最新的党派。我们现在正要改革我们最古老的社会。哈，我们热爱我们的土地，并为之从容赴死。没有自由的生命毫无意义！自由之路将如何实现？改革者的绞首架难道不是人类解放（Human Emancipation）的里程碑？我们深信这一点。我们知道，中国正在觉醒。
西方人对孙中山的革命勇气极为赞赏。正如《莫丘利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言：“五万块大洋，死还是活？这是清朝政府愿意为抓捕孙中山博士支付的价格。”
1904年9月，重回伦敦的孙中山在接受《每日纪事报》记者采访时，讲述了他的宣传革命之路的危险和艰辛：
我一直在清朝政府的严密监视下工作。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开展工作有多么艰难。当我经过美国华盛顿时，中国驻美公使梁诚通告在美所有华人，禁止他们与兴中会发生任何关系。如果他们响应我，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和亲属都将被逮捕入狱，并被砍头，他们的财产将被充公。
这个实例说明，一位受过教育的人（梁诚曾留学美国）原本不会做出这样一种野蛮的行为，除非他想通过谄媚清朝政府以保住其大使职位。
孙中山在与《每日纪事报》记者进行对话时，向世界宣告反清革命成功的必然：
“我无需多谈这些暴政。但认识到这点很重要，即满族人目前只有不到500万人，而汉人则有不少于4亿。”
“这么说，革命将很容易了？”
孙中山笑了。“一旦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他说，“它将是物质力量的运动，将把这群腐朽的官员清扫出这个国家。即便是对亚洲事务的认识最为浅薄的人都知道，所有麻烦的根本，是满洲政府的虚弱和腐败。”
通过18世纪和19世纪西方媒体的报道，西方人早已对清政府的腐败有着深刻的印象。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印象因为英国海军少将、议员查尔斯·贝里斯福德勋爵的中国之行而进一步加深。1899年6月3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引述了这位勋爵对清廷腐败程度的评论：
清朝政府官员几乎普遍都很腐败。各省的各级官员的俸禄很低。他们就任前经常不得不支出大笔贿赂。他们从银行或亲友处借入这笔钱。结果是，为了偿还这笔债，他们在职期间尽一切可能去搜刮金钱。除此之外，他们还要为保留自己的职位而行贿，并且要为退休后的生活打算，因而需要搜刮更多的金钱。事实上，除非他们被降职，他们通常会成功地敛财。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其税收程序上的漏洞。
至于军队，每个省份、每支军队在薪水、食物和服装等方面都有不同的体制。在有些军队，士兵要自己支付吃穿花费。也有些军队，士兵能领到军饷和服装。这件事完全取决于军队统帅。因为军队统帅们与各省官员一样，俸禄很低，他们要在领兵期间榨取大笔金钱。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我在北京的时候，我问了其中一位军官他麾下有多少士兵。他告诉我有一万人。而我能确定他麾下只有八百人。他的做法在中国很普遍。他只有八百人，却以一万人的数目去要军饷。如果上面要检阅他的军队，他就以很低的价钱雇佣苦力临时充数。检阅官对此心知肚明，但他已经被打点好了，因而会向上汇报说“军容很好”。
清朝官员私吞救灾款的丑行，也被西方媒体记录在案。1892年9月4日，《纽约时报》以《中国狡猾的伎俩》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救灾官员私吞外国人捐助的救灾款和救灾物资的恶行。文章写道：
两年前，海河泛滥，淹没了周围村庄……导致数千人死亡以及数百万美元财产的损失。外国人捐助了大笔资金和必需品，并送到了中国，以减轻不幸的中国人的痛苦。这些大批捐助物资送达之后，很多熟悉腐败的清廷官员的伎俩的外国居民抗议将这些慈善捐助交由官员们分发，他们的建议将这些物资交给一个由外国传教士组成的委员会，再由他们分发给可怜的、不幸的灾民。他们认为这是更合适、更安全的办法。
在接受《每日纪事报》采访时，孙中山曾从地理和阶级属性上分析革命的可能性。他说，在地理概念上，中国可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部分，南方人更易于接受革命理念，“因此，南方将首先响应革命的号召”；在类似阶级概念上，中国人可分为赞成革命的知识分子、可以调动的农民以及准备接受革命的手工业者和商人。
报纸是孙中山最为倚重的革命工具。1905年3月20日，澳大利亚《莫丘利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引述孙中山的话说：“目前，我们的首要武器是报纸。在世界各地，我们有大约20家报纸致力于宣传我们的主张。其次是教育。仅日本就有3000名中国学生，几乎每个人都赞成改变。再者，我们在全国各地有数千名代表（agents，亦有间谍的意思），他们致力于教育民众，让他们为大起义（The General Uprising）作好准备。当时机到来时，我们将有10万可用之人，可能更多。”
正是通过报纸的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他不仅争取到了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舆论支持，更争取到海外华人资本家的资金支持，以及国内各省许多军界人士的支持。
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孙中山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募集革命资金，其一是直接向海外华人资本家募集资金，其二是以海外华人资本家的资产以及革命政府的信用作为抵押向西方银行进行贷款。《纽约时报》刊登的一封孙中山于1911年武昌革命爆发前写给某位纽约银行家的书信提到：
至于海外华商担保贷款事宜，曼谷的一家银行和三家碾米厂、新加坡的一些商人、马来西亚的三位矿主愿意提供担保。他们的资产总共约计2000万美元，或400万英镑。为了确保我们的成功，我们需要50万英镑（约250万美元）的贷款以完善我们的组织，使我们有能力在第一次起义即控制住至少两个富裕的省份。在获得此立足点之后，我们将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然后，我们将有能力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借贷更多资金，以进一步推动并完成我们的革命。
为了减轻这位银行家的顾虑，孙中山在写给他的另一封书信中，提到了清国新军中革命队伍的发展情况：
在长江以南，清国的新军多数在革命者的指挥之下，士兵也多是革命者。在首义中，长江边将有4个师会倒向我们这一边。武昌和南京具有强烈的亲革命（pro-revolution）的倾向。我们已经与他们达成谅解，只要革命军在华南得到一个立足之地，他们马上就会加入进来。
北京周边的7个师都是前直隶总督袁世凯所创。自从他被贬职之后，这些军队对北京政府的忠心已经大大减少。虽然我们与他们并未达成谅解，我们十分相信，他们不会为清政府而战。时机成熟时，满洲里的一个由倾向革命的将军指挥的师将与我们合作对抗清政府。
你知道，新军共有12个师。现在已有5个师准备支持革命，只要开局顺利，其他7个师将在事实上保持中立。
至于海军，尽管迄今为止并未作出任何安排，但是，如果革命资金充裕的话，谅解可以轻易达成。清国海军只有4艘在役巡洋舰，最大的一艘只有4000吨，其余的只有2000吨和900吨，而且很多军官和士兵都是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