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空虚、外债沉重的现实早已经敲响了大清王朝末日的警钟。
根据《清史稿》引述的户部一份奏折中的数字，在光绪七年（1881年），清国岁入银8234万两，岁出7817万两，结余417万两；光绪十七年（1891年），岁入银8968万两，岁出7935万两，结余达1033万两。
但是，自甲午战败而后，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如江河直下，急剧恶化。如以岁入9000万两计算，因甲午战败赔付给日本的2.3亿两白银的本息，再加上《辛丑条约》确定的支付给列强的4.5亿白银赔款的本息，清政府将透支至少十年以上的财政收入。再加上财政支出所需，如以岁出8000万两来计算，政府的财政亏空可谓天文数字。
而要解决财政上的燃眉之急，只有两个最为直接的途径，其一是对外借债，其二是对内加赋。诚如《清史稿》所载，在甲午战后，清政府“借俄、法、英、德之款付日本赔款，增摊各省关银一千二百万两”；辛丑约成之后，除却向各国借款，清政府“派之各省者一千八百万两有奇”。“其后练新军，兴教育，创巡警，需款尤多，大都就地自筹。四川因解赔款，而按粮津贴捐输之外，又有赔款新捐。两江、闽、浙、湖北、河南、陕西、新疆於丁漕例征外，曰赔款捐，曰规复钱价，曰规复差徭，曰加收耗羡，名称虽殊，实与加赋无大异也。”
而清国的财政制度本身的弱点也是导致其财政恶化的重要原因。1908年7月5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财政基于一套叫做“压榨”（Squeeze）的体制而运行》的文章对此多有批评。文章的观点大致是，清朝政府基本不了解地方的财政情况，因为地方官会瞒报地方财政；地方官一般会尽量少地呈报财政收入，以便将被隐瞒的这部分财政收入用作自己的“公务额外补贴”（official perquisite）；如果有一套良好的行政及财政制度，清国的财政状况会得到极大改善。
根据这篇文章的记录，在1907年，清国的实际财政状况应该是：清朝政府岁入约为680万美元，省级政府岁入总计约为1.16亿美元，县级总计约2800万美元，总计约2.12亿美元。以当年白银汇率（1两白银=0.72美元）计算，清国财政收入总计应达2.94亿两白银。“很多对这个问题有过调查的人相信，实际征收的税赋比这个数字还要大3倍。曾担任清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5年的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估计，即便不通过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来增税，政府岁入也能达到6亿美元（8.33亿两白银）。其他专家则认为，清国年财政收入能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达到10亿美元（13.89亿两白银）”。
不难理解，在对外赔款、对内加赋之下，各类社会与民族矛盾会不断积聚。可是，即便是在社稷面临外患内忧之时，官员贪污恶行却并未稍歇。
1911年5月19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森在写给报社同事布雷厄姆（D。D。Braham）的书信中，提到了一条他在北京出版的一份重要刊物上看到的报道。报道中的信息源自朝中的御史。莫里森在书信中如此写道：
梁士诒，你在北京见过的铁路总办（The Director General of Railways），聚敛了1300万英镑；邮传部尚书陈璧聚敛了585万英镑；津浦铁路（The Tientsin-Pukow）北段总办李德勋聚敛了142.5万英镑。而庆亲王（奕劻）据说在外国银行有712.5万英镑的存款。报道还提到很多其他消息。最后，那桐与曹汝霖——外务部的两名大臣——据说每年因卖国而分别从外国人那里收受价值15万至30万英镑的礼物。报道称这些数字是“难以置信的”，的确如此。
莫里森的确有理由对这些数字感到“难以置信”。1894年2月，32岁的莫里森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西上，而后水陆并进前往仰光（缅甸首都），历时100天，路程达到4800公里。他的旅费总计才为18英镑，其中还包括支付给他在沿途雇用的几名仆人的工资。
莫里森在书信中写道：“假设这些数字是准确的，它表明，清政府只要迫使官员们吐出他们的非法所得就能得到大笔资金，而无需通过外国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