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发展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教育、就业与社会保障，是中国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这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要优先考虑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根本方法还是要改革教育体系，使学生能够更适应市场的需求。将大学生暑期实践作为解决就业难的钥匙之一，开拓农民工的转型培训教育，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些具体办法。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问题上，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构筑坚固的“社会安全网”，建立一个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
一、大学生的机会在哪里
每当说起大学生就业，不少人都认为这一代大学生的择业观出现了问题，说他们热衷于政府机关、大国企，而不愿意去民营企业，太过务实和功利。其实，这不是哪一代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今天的中国社会，大型国有企业重新崛起，“无边界扩张”，与政府一道，快速掌握了庞大资源。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相对越来越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理性的个体，在选择就业时，倾向性都是显而易见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企改革的契机中，无论是制造业还是传统服务业，市场都开辟了大片新的领域。那个时候，只要下海，就有机会，虽也是大浪淘沙，但毕竟淘出了很多沙。与那个时候相比，今天大学生们或许会觉得山穷水复疑无路，因为他们发现，该占的领域和机会都已经被占满了。近几年来虽然也发展了一些新兴产业，但事实上，这些新领域都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比如电动汽车、新能源、信息产业等，动辄上百亿，这跟大学生群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且这些投入似乎也大多被国企占领。
今天，中国经济本身处于转型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低附加值制造业不断被淘汰，这个过程跟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八十年代的四小龙是一样的。我们十几年前就开始提要改变发展模式，但推了十年也没什么效果，为什么？因为大都是学者和中央政府在说，作为经济体本身没有内在动力，企业还能赚钱，为什么要改？
但是，近年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农民工出现了大规模的短缺，工资急剧上涨。但是那些传统的产业劳动生产率并没有上涨太快，而市场的低迷又使产品价格提不上去。传统概念上的产业前景日益黯淡，现在，一部分企业自己终于过不下去，不得不改了，但怎么改，却还在寻找方向。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不排除会有一段时间，短缺的农民工又忽然过剩了。一部分农民工原有的工作技能，不能适应转型后企业的需要。身处这样一个时代，这一代从校门到校门的大学生就业时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他们的失落、迷茫是难免的。接下来要问的是，希望在哪里？对于这一代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应该去哪里寻找属于他们的机会和市场？这个问题不光大学生们应该好好考虑，政府和社会同样应该好好考虑。
1.大学生新机会在哪里
现在，一场以网络化、数字化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正在兴起。这场革命会改变消费模式与生产模式。定制化、个性化的消费，使得生产也要个性化、小型化。企业的形式也以小型为主。在这个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一个崭新的时代，信息网络的发展深入到生产、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从而改变就业领域、就业模式。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现代服务业，尤其是与互联网相关的现代服务，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蓝海。比如金融领域，尽管新一轮金融改革还在博弈过程中，但这个领域向民间开放是迟早的事情。小微型的金融机构，像小额贷款公司几年前还没有多少人听过，现在已有5000多家，提供数十万人就业。未来中小银行这类提供新型金融服务的机构会越来越多，越做越大，因为这是社会的大方向。也许，进入这样的机构，不会像进大的国有银行感觉那么好，但是一进去你很快就能挑大梁，它能提供给年轻人的机会和前景是极大的。
另外就是在互联网世界，更是年轻大学生们的天下。前几年，年轻人创业很多是在网络游戏领域，后来从网游到了网店，我想接下来就应该是更加深化的网络服务。我们可以看看美国年轻人都在干什么，FaceBook于2006年才起步，到现在市值比上百年的IBM都大。
本书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中提到，近年来，还有个叫“可汗学院”的机构正在改变整个教育方式，有可能改变整个教育体系。可汗学院是由一个孟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创立的一家教育性非营利组织，他主要是利用网络影片对中小学生免费授课，包括数学、历史、金融、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等科目。说白了，就是一个中小学生们的家庭教师，只不过，他通过互联网来进行。
可汗拥有麻省理工的硕士和哈佛大学的MBA学位，原本在一家基金公司做对冲基金。在给上七年级的表妹补习数学时，因为在不同城市，他只好通过各种聊天软件、互动写字板、电话等互联网工具解决了表妹的所有难题。随后，他把这些课件放到了网上，没想到却爆炸性走红，现在他已经是美国最出名的“家庭教师”了，成立了一个学院，甚至有许多学校都用他的课程，谷歌公司、比尔·盖茨都给了他很多资金。可汗学院发明的教育游戏化，卡通化、课程细分、满十分过关、网上讨论、反转式教学等一系列的新方式引入了教育之中（更多讨论，见本书第二章：“黑天鹅”与新的革命）。
可汗学院所开拓的新的教育事业，不需要大资本，但却能创造了大量的新机会。在一贯重视教育的中国，年轻人也应该有类似的空间。在互联网时代，孩子们的需求，年轻人的消费习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都需要很多很多更好的创意，这也是未来社会活力所在，而只有年轻人，也就是大家常说的80后、90后才能更好地去开发这些创意。
如果进一步看更广阔的层面，中国社会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大生产、大建设，经历了从单纯的GDP追求，到提升幸福指数。国民更加富有了，追求更好的服务，如何去满足这些需求，才是未来的方向，也是未来就业的机会。如在养老服务方面，中国有上亿的老人，他们有钱，有几十年的积蓄，需要各种服务，然而市场上却没有提供，或者说，传统的方式已经不能再有效地满足。互联网能够有效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快速的网络经济和现代物流结合起来，创造崭新的服务模式。这些只有年轻人才能想得出来，做得出来。
2.政府需要做出改变
希望总是在于新的东西、新的领域。事实上，对于每一代人来说，都是如此。真正的时代精英，不能死盯着过去，也不能只看眼前，而是要朝前看，朝新领域、新方向看。任何一个民族要在世界范围内竞争，都需要有一大批人去琢磨新东西，否则她就是停滞的、落后的。而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这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是最有能力琢磨新东西的，国家需要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发挥创造力的环境，去引导他们进入那些最应该由他们开拓的领域。
不过，在给年轻人创业、中小企业成长创造良好环境上，政府做得显然还很不够。不论是创业的教育还是各种政策保障，都还有很多的事可以做，国家应该重新系统地梳理目前支持就业的政策与思路。政府近年来提出会将很多公共服务外包出去，让社会组织去做。对青年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又一次开始释放一个很大的空间和资源给民间。
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的社会组织大概60%～70%的资金都来自政府，中国以前一直不是，现在开始改了。这些服务，由政府自己去做吃力不讨好，出了钱还会挨骂。因为政府的机制注定干不好这样的工作。政府要顺应时代，把服务外包出去，自己来做标准、监督、验收。不要低估社会组织的市场容量，从就业的角度来说，西方社会组织领域一般能吸纳约10%的就业人口。如果把这一市场进一步开放，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在中国就能增加几千万人的就业。
对于很多公共性事务，比如教育、文化、养老等，中国过去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思路。要么是政府来做，容易陷入僵化、垄断和低效率。要么就是以获取利润为主的民营企业去做，一下子陷入过度追逐利润，谋取暴利。为什么不能创造新的模式呢？
十多年前，发达国家就开始流行社会企业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用企业的方式来做公益。近几年来，在中国越来越多人也知道社会企业了。但是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得还不快，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缺乏资源和空间。未来，这个局面肯定是能够改善的。而这个领域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无疑是一个新的空间，不仅能够创造出很多就业机会，同样能提供许多社会服务。社会企业跟企业一样运作，但又不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最典型的是尤努斯的乡村银行。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又为社会创造了巨大价值。他开辟的乡村银行成了孟加拉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小额贷款则在全世界遍地开花。这样的人生是值得年轻人学习的。同时，在乡村银行工作的几万工作人员也有着体面的工作与生活。
尤努斯办社会企业的故事，近几年来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知道在社会发展领域还有着更广阔的新空间。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我现在所在的友成基金会正在做一个叫“创业咖啡”的项目，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合作，在北大开一个社会企业创业启蒙课，再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在全国近50所大学实时授课，课后还通过微博群来讨论。通过这种方式将社会企业创业这一最新的理念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推广开。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甚至世界范围内寻找最合适的人来讲这些课程。尤努斯教授就给我们讲了一课。2013年，我们会把这个课推广到上百所大学中，希望能有更多中国的年轻人掌握创业，特别是社会创业的基本知识。
当然，我们并不鼓励每个大学生都去创业，也不鼓励大学生毕业后马上去创业。我们做的是创业教育，是从教育入手，给大学生的头脑中播撒下创业的种子，培养一些技能。这样他们工作几年后，一旦时机成熟，就有可能出来创业。即使在美国，也只是少数的人在创业。但这少数的人往往都是一代人中的精英。从理论上讲，大学生不应该等着要就业机会，而是应该给这个社会创造就业机会。
3.扩招扩错了吗
谈到大学生就业难，一些人总是认为是扩招惹的祸。自扩招以来，我国每年普通大学本专科招生人数已从1999年的160万人增加到了2011年的675万人。如此大规模地扩大招生，使上千万的青年学子进入了高等学堂，开始了人生的新的飞跃。我们的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从1991年的3%上升到2011年的26.9%。扩招对中国社会影响之大，不可低估。在城市，适龄青年上大学已经不是件难事。笔者近年来经常到贫困地区访问，见到很多很偏僻的村庄里有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学的扩招大大提升了民族的素质，使我国的受教育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其深远影响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中将更清楚地显现出来。
诚然，伴随着大规模扩招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贫困学生上学难、毕业生找工作难、教育质量下降等。我认为扩招中确实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但是，当前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是扩招的方向错了，而恰恰是过去计划体制中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教育改革严重滞后，政府职能转变还没到位，改革还不够完善造成的。教育不能市场化，但不与市场结合的、不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教育，一定没有出路。对扩招中出现的一些负面问题，不能以偏概全，特别是不能让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干扰我们的改革。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推动教育的改革，只有在不断的改革中中国的教育才有出路。
中国的大学生是太多了吗？一些人用当前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来证明没有必要扩招。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让我们进行一些国际比较。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口径的适龄青年入学率这一指标来看，在“东亚三国”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尽管中国2011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上升到了26.9%，但韩国和日本早在2007年该指标就高达94.7%和58.1%。客观讲，我国高等教育只是刚刚跨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或许我们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甚至日韩都不好比，但就连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GDP为中国一半的菲律宾，以及跟我们不相上下的泰国，其十年前的入学率都比中国现在要高不少，并且能够支持高比例的大学生就业。那么，中国经济又有什么原因，不能容纳现有大学毕业生就业呢？
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我国的大学教育和市场需求不太吻合。很多企业说我们要招人，但是招不到我们需要、满意的人，同时大学生又找不到满意的单位。还有个现象就是大学生跳槽非常普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一年以后相当多人又换了一个工作，因此，现在很多企业不愿意要大学生，因为招来后凳子没坐热就跳到别的地方去了。大学生就业不稳定。
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着一日千里的变化，但课程相当部分还是“精英教育”的方式，培养学者、工程师、科学家、教授的方式，我们的教材和教学方法没有及时地改进。1977年高考的时候，只招收了27万大学生，是现在的二十分之一。当时毕业的大学生当然比较容易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当大学招生扩大二十倍以后，要保证每个人都有这种机遇是不太可能的。
现在企业找不到满意的大学生，并不是因为大学生的书本知识不够，而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人处世、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够。很多企业认为大学生没有经验，能力差，特别是待人接物的能力、处理问题的能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太差。所以，企业觉得很多大学生短期内训练不出来，不是他们想要的人才。这些问题，即使是大学改革了，教材变了，这些能力在课堂上能学到吗？我很怀疑。平时老师在课堂上讲，同学们在下面听，期末的时候再考试的培养方式，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怎么办？我觉的，既然这些企业所需要的能力在大学里学不到，那么，能不能找到别的方法，跳出大学来考虑，在大学之外来培养大学生的这些能力？据我了解，很多国家是通过把学生逼到社会上去学这些能力的。大学生都是聪明人，是社会的精英，让他们走进社会，碰几个“钉子”后，慢慢都学会了。而这些“钉子”最好是在上学的时候去碰。不要等到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再去碰，那时候就有点晚了。
从宏观上来看，当前大学生就业难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就业结构发生变化所产生的暂时困难，但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改革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一部分是因为大学生就业观念调整不够而没能很好地抓住机会。多次调查都显示，企业并不是不需要人才，是我们的大学生高不成低不就，能力与心理素质都很欠缺。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过剩，人才过剩。恰恰是因为大学只重视专业的培养，不注意人的素质的培养。专业设置过窄，学生学习的内容与市场严重脱节。
目前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施“自主择业、自由就业”的政策，使得就业基本市场化，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发挥其作用了。习惯于计划经济机制下的就业观念，许多大学生在市场机制调节的就业市场上反倒有了“失落感”。在“精英教育”时代，高校毕业生短缺，社会精英岗位充足。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在社会精英岗位上的就业。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社会精英岗位与高校毕业生数量相比显得不充足甚至短缺了。就高校毕业生整体的就业情况而言，进入了一个“大众化就业”的时代，一部分高校毕业生通过竞争，进入社会的精英岗位。同时，必然要有一部分高校毕业生从事与大众化教育相适应的比较低一级的工作。这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在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的国家，大学毕业生干的也往往是很基层的工作。因此大学毕业生必须调整就业观和就业期望值，树立大众化的就业观。正确认识自我，认识社会职位要求，找准自己就业的社会定位。
4.在壮游中培养自己
新时代的青年人应该如何培养自己？杜甫写过一首自传性的“壮游诗”，怀抱壮志而远游，就是中国古语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到社会中、到艰苦的地方去磨练，这是中国古代年轻人成长的一个良好传统。有意思的是，这个传统在西方文明中同样存在并延续至今，而且恰恰用的是同一个词：“壮游”（strong tour）。从16、17世纪开始，西方贵族家庭的孩子，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往往都要有一两年独自出去闯荡游历的经历，从而锻造个人与国家的竞争力。今天，美国青年人到第三世界国家扶贫的“和平队”，到美国贫困地区公办学校中教几年书的“为美国而教”等大规模的青年社会实践活动依旧非常兴盛。我前一段时间到以色列访问。那里的青年人高中毕业后要当三年兵，复员后，他们往往要到全世界去游历一年，然后再进大学学习。这样的大学生，学习目的非常明确，出来后一个个都是人才。无怪乎以色列被誉为“创业的国度”，全世界的高科技相当大的比例都是从以色列出来的。
回到今天中国的现实，年轻人有的靠拼爹，有的去挤当公务员的独木桥。但其实大部分人是既拼不了爹，又挤不上独木桥的，这个群体就应该做好漫长的人生竞争的准备。友成基金会创办了一个“小鹰计划”的项目，组织了一批大学生，毕业后第一年不急着去找工作，而是去偏远艰苦的农村参与一些基层服务工作，鼓励他们更全面地了解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想清楚自己究竟想去做什么。第一批20多个年青人已经到武陵山区、到河南农村下乡回来了。第二批也已经下到了各贫困地区去。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这些小鹰们的快速成长。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毕业找工作时往往就是一榔头就要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没有基于个体体验的判断和思考的机会，或者说，很多人其实并不真的知道自己究竟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适合什么样的工作，这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很多人拼死拼活去考公务员，真当上了公务员，成天干收收发发的工作，心中十分后悔。
二、解开大学生就业难的钥匙在大学之外
我曾走访过很多企业，企业说想要招人，但是招不到需要的人；大学生说我们削尖脑袋也找不到工作。在大学生就业难的这个现象中，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大学生经过那么多年的学习和训练，家长花了那么多的钱，国家给这么多钱来培养大学生，大学生自己也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但就业并不理想。
那么，解开就业难的钥匙究竟在哪里？
1.他山之石：“暑期实践”
前面提到过，很多国家通过把学生逼到社会上去实践，来积累企业工作所需要的能力。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些国家具体是怎么操作的，中国能否借鉴？
我总结了一下，大学生能力比较强、就业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国家，主要通过大学生暑期实践来解决。美国每个暑假几乎所有大学生都出去打工，工作要自己找，学校可以帮忙介绍，这叫做“暑期实践”（Summer Intern）。实际上，找暑期工的程序跟找工作很相像。也得投简历，有的企业还要面试。这种方式的另一个好处是，学生从一进大学就开始了找工作的训练。
美国的暑假长达3个月，我们当时去美国上学时认为老师真懒，暑假竟然有3个月。现在体会到不是美国老师懒，而是逼着学生勤奋，给学生时间让他们出去实习，去接触真实社会，了解现实世界。
我们试想一下，假如中国大学生的几个暑期能很好地利用，第一年暑假到农村去，到村委会干3个月，真正了解农村的情况。第二年到一个民营小企业打工，去看看小企业是怎么运转的。第三年到一个大型的国企或政府部门去实习，看看自己是否喜欢国企的工作，是否适应在政府部门就业。有了这样的几次实践活动，四年中什么都接触一下，大企业、小企业、农村、国企、政府都了解了一些，知道不同部门的工作情况。这样不但可以提高自己为人处世的能力，也对整个社会有了更深的了解。现在很多大学生盲目地去报公务员，当了公务员后又后悔。一些大学生老想到大企业去，去了后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小小螺丝钉。很多大学生本来不愿意到小企业去，但经过实践，可能发现那里才是理想的地方。在小企业中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没准几年后，自己还有机会当老板。
如果中国大学生有了这些经历后，首先，能更清楚自己的地位，不再盲目地好高骛远。很多大学生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通过暑假实习，他了解了任何一个工作都是从小事做起的。碰了几鼻子灰后，就学乖了。对实习生，人家对他的要求不高，做点错事，别人可以原谅。但出去工作后就不一样。其次，对社会能有所了解，知道各行各业在干什么，能清楚自己喜欢什么，等到毕业找工作时，他的心理期望值就没有那么高。最后，促进了社会和企业对大学生的了解。在国外，很多大学生实际上在暑假实习时就找到工作了。因为他表现不错，实习单位就直接跟他签约了。所以第三年和第四年的暑期实践对国外大学生非常的重要。
2.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一把钥匙
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在了解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症结与国外的成功做法之后，我认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首先应该让大学生先走出校门，让暑期实践变成一种社会风气，把目前零星的、不规范的暑期实践变成教育的一部分，变成教改的一部分。这样不仅可以弥补大学生能力不够、对中国社会不够了解的问题，还可以让大学生与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尽早参与社会、了解社会，学习一些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通过暑期实践，使企业和大学生加深相互了解，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为此，我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第一，大学生的暑期实践应该成为大学教育的一部分，作为大学生的一门自选课程给予一定的学分。
第二，延长大学生的暑期时间，从2个月延长到3个月。
第三，发动全社会来帮助大学生。大规模地吸收大学生参加暑期实践，需要全社会的帮忙。在国外，政府有一系列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优惠政策配合大学生的暑期实践。企业也把吸收大学生暑期实践当成自己的一个责任，应该把吸纳大学生实践当成我国企业的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之一。鼓励企业在暑期尽可能多地招收大学生来实习。社会舆论要对做得好的企业给予报道，各地也可以出一些排行榜。
第四，发动校友会来提供暑期实践机会。例如，可以要求每个校友每年或者两年帮助一个校友到本单位暑期实践。让校友帮助找份工作不太容易，但是在暑期帮着找一份3个月的实习机会还是可以的。
第五，国家的责任。首先是带头的责任，国家机关要带头接受暑期实践大学生。再者是号召的责任，政府号召企业接受大学生就业，国有企业要带头。最后，国家最好也要承担一点保险的成本。在实习过程可能出现的事故，国家给所有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买一个保险，万一出了问题由保险公司承担。
总之，让暑期实践变成一种社会风气，可以部分弥补大学生能力不够、对工作准备不足的问题，使企业和大学生加深相互了解，紧密结合起来。大学生要尽早参与社会、了解社会，学习一些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有了这些训练，在将来毕业之后，受企业欢迎的程度将会大大提高，大学生的自信心也会有很大提高。这样，我们的大学生就业情况肯定比现在好得多。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一大批对中国社会有更深了解，对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有更切合实际的评估的一大批人才，这一重要意义显然超过了就业本身。
3.耶鲁大学招生广告与创业咖啡
最近我发了一条很火的微博，估计全国有上亿人都看到过它。在这条微博中，我把耶鲁大学学生做的一个招生广告视频与北大的一个视频对比，把它们的链接都放在一个微博里。耶鲁大学的招生广告是由一百多个学生自行设计自行拍摄的。载歌载舞，画面十分活泼。在短短的几分钟的视频中，就把一个青年人最想知道，也最容易被打动的耶鲁大学的几个侧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我最感动的是一个母亲对此发的一则评论。看过这个视频后她的女儿跟妈妈说，她每天要看一次耶鲁的片子，这样写作业时才有动力。她妈妈评论说无论今后女儿能不能上耶鲁，她都由衷地感谢这个极为打动人的视频。而北大的视频据说是北大艺术学院的一个老师带一批专业摄影师制作的。平心而论这个视频比我们其他大学八股式的招生广告好了许多倍，画面很美，意境也很深沉。但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跟耶鲁的一比，差距就显现出来了。网上是骂声一片。当然，也有对北大的片子赞许，对耶鲁的片子不以为然的，但数量很少，不到5%。
有人说，拿北大与耶鲁大学来比，本身就不公平。耶鲁是世界一流的学校，北大最多也只能是中国的一流。然而，这里比的不是两校的教学设备、教师师资，而是教学理念。人们常说西南联大是世界上最短命的大学，只存在了7年。它的条件非常艰苦，煤油灯下看书，茅棚中上课，但培养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和众多大师。这说明不是我们今天的硬件条件不够，而是我们办学的理念、办学的方式出了问题。钱学森临终前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就是对我国当前这种僵化的教育的又一个挑战。
友成基金会作为一家民间组织，正在筹建一所实验性的、非学历、无围墙的友成新公益大学（筹），试图从探索的角度，用民间的力量来弥补当今教育的一些不足。这些试验还在进行中，成败还未知，但似乎曙光已经初现。
中国的前途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原始动力之一是创业。我国大学生最缺的一门教育就是创业教育。友成大学开创了一个大学生创业启蒙教育课程。我们挑了11所大学，包括北大、人大、北邮、北外、首经贸、武大、湘潭大学、合肥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广西财经学院、柳州师专等各类大学，开办了创业启蒙教育课，称为创业咖啡。我们不但请了像新东方徐小平、零点公司袁岳这样的大家，也请了很多刚刚开始创业的大学毕业生讲述他们的创业历程。还请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个中国留学生讲述斯坦福大学是如何鼓励学生创业的。同时我们也请专家讲述了创业所需的基本技能，如如何找到第一笔投资，如何管理创业团队等。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大学生在校时就创业，也不是毕业后就一定去创业，而是给他们种下创业的种子，培养他们创业的能力。他们工作五年到十年后，时机成熟了就走出来创业。
根据上学期的试验，从2012年9月开始，我们对创业咖啡课做了一些大的改革。首先，我们把它升级成一个各个学校的学分课程。我们与北大经济学院合作，把这个课办成一个向全校学生提供的创业学分课程。以北大为主会场，通过视频向参与这个项目的其他学校直播。我们建议参与的学校也给本校学生学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与北京大学教务处对课程的质量加以控制，有了学分，对学生的吸引力会大大增加。
第二个改革是扩大规模。由于有了2011年的经验，我们在2012年把这一课程扩大到50所大学中。对于网络直播来说，是10所大学，还是100所大学是一样的。但有了这么大的规模，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2013年，我们还要把这一课程推广到更多的大学中。
第三个改革是课程除提供了所有商业创业的内容之外，还突出社会企业创业知识的传播。社会企业是用企业的方式来做公益。其中既要用到所有商业创业的知识，也有一些新的内容。随着政府公共服务的大量外包，以及企业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会给年轻的大学生很多新机会，现在就要做好准备。
第四个改革是期末考试由学生自由分成小组，拿出一个创业计划书，设计出一个创业项目来。每组给15到20分钟时间进行讲演与答辩，有一批企业家来现场评分。对好的项目，我们还争取能够找到赞助，让学生真的干起来。
第五个改革也还在试验之中。每次课，除了线上的全国性课程部分之外，还安排半个小时以上的线下部分。各学校老师自行安排学生的各种讨论等活动。我们还安排了两次课，由参与的学校请当地的企业家来给学生实施创业辅导。各学校可以请校友企业家来帮助学弟学妹学习创业。在有条件的学校中，可以仿照广西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在学校中真的由学生开办一个咖啡馆，平时勤工俭学卖咖啡，定期举行学生创业的经验交流，把这一创业咖啡馆办成学生平时的创业活动中心。我们还建立了全国各参与学校的老师的QQ群，每星期四晚上定期在QQ上交流经验，讨论如何进一步改革课程。我们还在人人网上建立了一个学生的讨论群。上课的50所大学的学生可以在线上讨论。我们还设想举行全国的学生创业大赛，50所大学每所学校拿出一两个好的计划书来，在全国范围内评奖。通过这些赛事来激励学生的创业兴趣，为企业、为社会发现人才。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已经形成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大学生社会创业教育体系。
三、发展城市家政服务业
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近年来有所缓解。事实上，与大学生就业的情况不同，现在农民工是短缺。很多企业尽管提高待遇，也很难吸引足够的农民工。但是在世界经济风云突变的时期，特别是中国经济正在快速转型，如出现大量企业外迁，过紧的农民工市场可能会出现过剩。我们要做好各种准备。
在众多需求大量农民工的行业中，有一个行业，家政服务业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从2002年起，我与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以及一批朋友办了一个富平家政学校。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农民工市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上千万农民工回乡待业，形势相当严峻。当时我给有关部门提出一个建议，帮助这个容纳了上千万农民工的市场发展更规范化，专业化，即进一步扩大家政市场的规模。这些建议中的一些措施已经变成各地政府的政策，还有一些仍有待解决。
我提出，农民家政行业具有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受金融危机冲击小，是在短期内大规模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最佳选择之一。
1.家政业还能容纳大量的农民工就业
在众多的领域中，家政服务业即保姆业，还有很大的吸纳新就业的潜力。以北京为例，现在一般家政服务员的工资达到了1600元左右，整体水平达到了2000元，而且吃住都不花钱，实际收入更高。目前全国家政行业已经吸纳了1500万人，大部分是女性农民工，是仅次于建筑业的农民工第二大职业选择。
这一行业不但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城市家庭生活中的困难。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对家政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沈阳、青岛、长沙、成都等四个城市1600户居民的调查显示，有家政服务需求的家庭高达40%。全国城镇现有近1.9亿户，即使是平均有15%的需求率，也可提供2900万个就业岗位。也就是说还有一千多万个潜在工作机会有待开发。以平均每100个家政服务员需要一个管理人员计算，这一行业还能吸纳几十万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家政管理人员。
2.家政就业市场亟待再开发
尽管家政业在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由于对这一行业重视不够，缺乏有效的政策与措施，不但就业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甚至现有的市场还有萎缩的可能性。
首先是培训不足。经过正规培训的人员，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也不足两成。很多家政服务员没有经过基本培训，导致不仅在保洁、烹饪等方面缺乏水准，在使用电器、应付突发事件方面能力也严重不足，留下很多隐患，甚至因此引发事故。
二是缺乏有效的风险规避机制。家政服务员24小时在家庭中工作与生活，有可能出现煤气、电器、火灾、高空坠落等意外事故。雇主也有财产丢失、人员意外伤害等风险。市场上又十分缺乏适合家政服务的保险产品。即使在有些城市推出了一些家政服务保险，但也因缺乏强制性，基本推行不下去。这就使雇主与家政服务员双方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成为阻碍家政服务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是对家政公司没有规范管理。大多数家政公司都是一张桌子、一台电话的小中介，形不成规范化、专业化的规模。企业外部竞争环境很差，违法的成本很低，但守法的成本却很高。越是正规的企业风险越大，形成了“劣币驱良币”的局面。新《劳动合同法》使农民工的权益在制度上得到保证。但是，同为农民工的家政服务员却在《劳动合同法》覆盖范围之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也惠及不到家政服务员，这就大大削弱了这一行业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最后是政府介入不够。这一有上千万人就业的大行业，基本上处于无人规范与管理的状态。仅有的一个全国性的家政服务业协会属于国资委管，但国资委却没有能力与意愿来规范与管理这个行业。各地的家政服务协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大多难以承担政策设计与协调的重任。
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使得很多本来可以雇用家政服务员的家庭不得不采取观望的态度，另一方面，很多的农民工因各种权益得不到保障，也不愿意从事这一行业。这就致使一个还能再容纳上千万农民工、包括几十万大学生在内的就业市场，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
3.加强政府的引导，加快家政行业的发展
发展家政行业，不应该只是权宜之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家庭需要形式多样、质量满意的家政服务。要做到老有所养，不仅要解决养老金的问题，还要建立一个为老年人服务的体系。不管是办老年公寓还是居家养老，都需要家政行业的支持。
其他国家与地区发展家政行业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例如，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对家政行业就有严格的规定与监管。香港劳工处制定了专门的聘用家庭佣工的标准合同与执行指南。对最低工资、强制性保险、医疗与疾病津贴、休假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并严格执行。新加坡政府对家政行业也有类似的管理与监督。
扩大家政行业的就业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只有政府在保险、培训、税收等这些市场缺失与不足的方面给予行业一定力度的扶持，才能使有需求的家庭放心选择家政服务，而大量的农民工也愿意加入这个行业。
为此，我们建议有关部门迅速组织一次调研，对在新形势下如何扩大家政行业就业问题提出实施方案，并挑选一些城市进行试点。尽管要很快达到增加1000万人就业的目标还有困难，但如果各级领导重视、政策落实、措施得力，在短期内该行业多吸纳200万到400万农民工就业是完全可能的。具体建议如下：
（1）建立家政服务的强制性保险，减少供需双方的风险。当务之急是对于家政服务员的意外伤害以及工作中给雇主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予以强制性保险，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费用，减少雇主、家政服务员、家政公司以及政府的风险。另外，可以参照农民工的模式，通盘考虑对家政服务员的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提升家政服务员的待遇与社会地位。
（2）支持并补贴家政从业人员参加培训。目前，家政从业人员素质普遍偏低，这些从业人员又没有能力全部承担培训的成本。政府可以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扶持力度，还应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提高培训的质量，对培训机构给予认证与监督。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的认证体系，为他们提供不断升级的培训通道。
（3）加强对家政公司的规范与监管。要严格执行家政服务公司开办资质审查和许可证制度，鼓励员工制的家政公司从事服务员的派遣与管理。对规模较大、运作较好的家政服务公司给予重点扶持。鼓励大学生参与和创办家政服务公司。与社区发展相结合，拓宽家政服务的领域，向多元化、专业化发展。
（4）加强政府的引导与监督作用。各级政府应建立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的多部门协调联席会议制度，制定家政服务业管理办法，实行在税收、工商登记、经营管理上的优惠政策。财政可以给予一定的引导性投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管理职能，协助政府制定行业标准，在有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协助调查处理恶性竞争和违反行业行规的行为。使家政行业专业化、规模化、规范化经营。
可见，家政行业具有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个大市场。这个市场在实际上也是供需两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引导、规范和培训的问题。这些工作做好了，家政行业必将成为后危机时代解决农民工，甚至是部分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最佳选择之一。
四、重构一个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福利体系
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很大冲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内需不足，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靠外需拉动。在当前国内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加速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一方面这些政策为提前推出许多福利措施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这些政策的积极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
1.重构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
构建和完善全民共享的社会福利体系有利于促进内需增长。图9-1是日本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家庭储蓄率的变化趋势。上面的线是日本的储蓄率。日本在1976年的时候，储蓄率占GDP的24%左右，比中国近几年的居民储蓄率还高。1976年以后，因为日本政府开始推出社会福利体系，日本的储蓄率就急剧下降到了10%。中间的线是雇主承担的社保费用，下面的线是政府承担的社保开支。1976年，日本政府推出社会福利体系以后，不管是来自政府方面的还是来自企业的，社保开支都开始急剧增加，但另一方面居民的储蓄也急剧下降。
当然这是日本的发展过程，中国会不会也这样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但是至少从日本过去的经验可以看出，如果解决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就有可能解决中国现在经济结构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缺陷——内需不足或者是储蓄率太高的问题。
我们提出的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福利体系有三个第一次特征
1.
首先，第一次用大福利的概念，而不是像以前一样采用一种比较窄的福利概念。这一概念是国际上通行的福利概念，以此来重新全面研究中国的福利问题，包括养老、教育、健康、住房、就业、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其他保障。这是第一次把大福利作为一个总体来进行研究。
其次，第一次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提出了一个全覆盖的方案。其突出的特点是使新型的社会福利体系能惠及13亿中国国民，也就是说到2020年时，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能够享受到，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工或农村居民。这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为没有制度保障的社会群体建立福利体系。为农民、农民工建立养老保险等保障制度，为城乡无收入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和基本医疗服务。二是扩大已有制度安排的社会群体的覆盖面。这部分群体包括城乡中小企业雇员、灵活就业人员以及个体工商户。三是逐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福利的公平性，使每个国民通过国家福利项目保障能维持正常生活并享有适当的公共服务。
最后，第一次在覆盖全体国民的理念下计算了财政的负担和能力。中国的财政到底能不能支撑这样一个全覆盖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财政可以承担这样一个福利体系？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还是一个穷国，中国可能支撑不住这么一个体系。但是我们进行了研究测算，根据测算结果，表明经过一些努力其实是可以做到的。这个问题，在第3点进行详细阐述。
这个全民共享的福利体系的推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08年～2012年。这个阶段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社会养老保险问题。
因为养老保险是在社会福利里最核心的部分，是老百姓后顾之忧中最大的担忧。到2012年时所有养老保险达到全覆盖，也就是农民、农民工全部都要覆盖。
其次是医疗保障。2010年10月13日，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经覆盖超过90%的人口，提前一年完成原定于2011年完成的目标。这意味着，医疗保障已经惠及绝大多数国民。
再次是教育，除了九年义务教育以外，贫困家庭子女不管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都要能获得教育。
除了医疗和教育外，还有住房。要让50%的低收入的城市居民、10%的农民工和260万低收入农民都能够享受到一部分的住房补助，这是一定程度上的覆盖，还不能达到全覆盖，同时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尽管福利体系的覆盖面有了扩大，但是福利体系里每一个领域保障水平都还是比较低的。第一阶段之后，城乡之间的差别还是比较大，但是解决了一个从无到有的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2013年～2020年。这一阶段要建立一个全覆盖的网络，特点就在于全覆盖、中水平。
到2020年时养老保险要全覆盖，而且要提高养老保险的水平。医疗保险也要全覆盖。免费教育除了九年义务教育以外，还有学前一年的义务教育以及学后一年的义务教育，即“1+9+1”的免费教育模式。住房保障要能够覆盖全体低收入的城市居民、30%的农民工和相当一部分的农村低收入人群。这样就达到了一个全覆盖，而且在每个领域里面达到一种中等水平，比现在高很多的水平。当然这个阶段还是存在城乡差别，但差别已经不是特别大。
2.以农民工群体为例的全覆盖多层次福利安排
目前，农民工群体社会福利缺失严重。其中，养老保险在2007年参保率不足10%；住房保障低，平均居住面积不足7平方米；医疗保险，只有15%的农民工参加了医疗保险；教育培训基本上依靠自身教育，其子女教育问题特别突出。因此，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福利是整个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难点和重点。完善农民工社会福利体系安排的设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与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按照“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的原则，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的办法。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按照全新的思路，降低费率、提高统筹层次、做实个人账户，一步到位。
农民工养老保险由基础性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组成，基础性养老金实行全国统筹，个人账户实行实账管理。建立全国统一的权益结算系统，退休时根据全国统筹的规定由结算系统统一支付养老金。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经办和账户管理，原则上由劳动保障部门经办机构系统自上而下统一负责。在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和保值增值上，农民工个人账户基金可以与城镇保险基金分开管理。
基本设想是到2012年全体农民工都有养老保险覆盖，特点是低水平，即企业仅缴12%，农民工个人只缴4%，把缴费水平大量快速降下来，减少企业和农民工的负担。其中企业缴的6%交到全国统筹基金里，企业缴的另外6%加上农民工自己缴的4%全部进个人账户，这样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就可以自由流动，其养老保险可以实现全国统筹。
第二，完善农民工的住房保障机制。居住问题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遇到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一是政府应把农民工住房问题列入城市规划，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要考虑农民工住房需要。二是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多渠道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三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为农民工提供多层次的住房保障。
对于长期进城且住房十分困难的农民工群体的住房保障问题，也主要通过廉租房的方式解决。争取到2012年受补贴的住房困难农民工比例达到跨地区流动农民工的10%，每位农民工每月补贴100元。到2020年，争取受补贴的长期进城且住房困难的农民工比例达到跨地区流动农民工的30%，每位农民工每月补贴标准提高到200元。
第三，完善农民工的就业保障。农民转移就业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农民工的培训也应该有新的模式。不只是对农民工进城要进行培训，农民工进城工作以后的再培训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通过对其再培训，使农民工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收入不断提高，才有可能在城市中留下来，真正成为的城市居民。
对农民工的再培训，应该更多地利用市场的力量。应该以民办的职业培训为主，让民间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可以进一步放宽对农民工培训学校的准入门槛。有关部门也可以对新办农民工再培训学校给予税收优惠。政府还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支持一些民办示范学校，帮助这些学校摸索出一条适合农民工再培训的模式。
第四，农民工其他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制度安排，应该将农民工纳入到现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框架内，但应该根据农民工流动性强、收入水平低等特点，区别对待。
对于已经参加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应该保持现有的安排。对于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可以参与缴费率较低的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体系。而当他们回到农村后，应将他们的医疗保险关系和资金转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安排，可考虑所有用人单位都要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原已参加商业保险的有关行业要转为参加工伤保险。
为进一步保障农民工权益，要努力扩大覆盖面，进一步完善高风险行业和企业参加工伤保险的政策。为保障农民工基本生活和权益，应建立农民工应急救助机制。对农民工的应急救助制度安排，应考虑农民工在城镇缺乏生活基础，是城市中困难的群体之一的实际情况，通过政府和有关民间机构维护农民工权益，开展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并对遭遇意外伤害或重大疾病生活陷入困境的农民工，由当地民政部门给予临时性的应急援助。
3.全民共享社会福利体系的财政资金需求与供给能力测算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构建这么大的福利体系，毫无疑问需要国家财政资金的巨大投入，也需要社会的大力投入，到底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发展能不能支撑这样的福利体系？
中国现在的财政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十多年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11.7%上升到2011年的21.9%。财政支出中义务教育部分占了GDP的5%，社会福利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占27%。我们的研究是把所有的福利相关项目进行了整合和加总，看国家财政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支撑一个全覆盖的福利体系。按照本节提出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福利体系，需要多少钱呢？
根据测算，到2012年，财政资金对养老保障的投入可达到8300亿元，健康保障的投入可达到4500多亿元，教育保障投入可达到7500亿元，住房保障可达到2600多亿元，特殊人群福利可达到1100多亿元，就业保障投入可达到600亿元，最低生活保障投入1200多亿元。合计财政性投入将近26000亿元。到2020年，预计财政资金对养老保障的投入达到13700亿元，健康保障投入达到将近10300亿元，教育保障投入达19600亿元，住房保障投入达7000多亿元，特殊人群福利达2800多亿元，就业保障投入达1200亿元，最低生活保障投入达2700多亿元。合计财政性投入将近57400亿元1.
5.7 万亿是什么样的财政投入概念？中国2011年的财政收入刚刚突破10万亿。也就是说2020年等于把2011年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全部要投入用于福利支出。如果按照这套计算结果的话，就涉及中国财政能否承担得起这笔数目庞大的开支。
根据测算（见表9-1），假设中国GDP增长从2007年到2020年平均年增长达到8%，这是第一个要求。如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从现在的21%左右，到2012年以后，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也就是财政收入要比GDP增长快一些。一直到2016年增加到26%就够了。这样到2020年是26%，这是第二个假设。第三个假设是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从现在占整个财政支出的27%增加到35%，即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
根据我们的预计，到2020年，当年财政性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将达到8.6%左右，没有超过所估计的9.1%的水平，也就是说在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之内。
从表9-2的横向比较来看，其他国家实际上财政收入占GDP一般都是在30%～40%左右，中国目前财政收入占GDP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按照这个计算，中国福利支出大概占GDP的9%左右。美国、英国等其他国家的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都是10%以上，甚至是20%多（如瑞典、法国等）。从表9-2可以看出，除匈牙利之外，其他国家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都超过35%，像美国、英国稍微低一些，但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还是很大的，像德国、法国等都是超过35%的，因而35%也并不是太高的指标。
总之，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福利体系是一个惠及全体国民的大福利体系。总体来说，中国的财政可以支撑这样一个全覆盖的福利体系。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对社会福利不能有过高的期望，即使是这样，所提出的福利体系也是比较低的水平，这样的福利主要还是国家免费的福利，主要还是集中在低收入人群身上。而对于中等收入，不管城市还是农村，更多的还需要缴费型。本节的测算都是政府财政出钱的数额，政府出钱的部分更多应惠及低收入人群，但是对中等收入以上，能享受到政府的福利支出，更多地还要以缴费型的社会保险项目为主。也就是缴费型的各大类别福利安排还应该成为我们福利体系的核心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