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家，公益慈善是“第三次分配”，但在中国，公益慈善才刚刚起步。一系列风波之所以成为中国公益慈善发展的契机，是因为在此之后，公益慈善是什么、中国公益慈善缺什么、怎么办等问题很快破题。公益慈善是一项全民参与的社会事业，也是一项改变中国的事业。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缺政策、缺共识，但最缺的首先是专业人才，其次是好的经营方式。而用企业社会投资的方式来发展公益事业，让社会企业上市，是一种能够保证公益事业持续发展的好方式。
一、公益慈善能否改变中国
本书在上篇中曾经提出，公益慈善也要防“黑天鹅”（见第四章）。我们知道，从政府到企业家，到公众和媒体，对公益事业的重要性认识还很不够，这是造成公益事业发展比较慢的原因。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任何事情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今天的公益事业，应该就处在民营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的阶段，才刚刚发展起来。
如果说，过去30年，是一个财富积累较为集中的时期，我们可称之为“商业改变中国”的时代；那么，未来30年，将处于一个侧重财富分配的阶段，我们可称之为“慈善改变中国”的时代（朱敏，2011）。当今，在中国，我们对公益慈善的认知，究竟还缺什么？公益慈善又将如何改变中国？
1.公益慈善是一项全民事业
中国的大量财富掌握在政府和国企手里，仅有一小部分财富掌握在企业家手里。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全面发展的方式。今天我们积极提倡机会均等、包容性增长，而公益慈善就是推动机会更均等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的公益事业尽管起步比较晚，起点比较低，但很可能会跟经济领域一样，发挥后发优势，奋起直追，缩小差距。
据统计，中国现有亿万富翁5.5万人、千万富翁近90万人，如果这些富翁每年捐助出1%的财产做公益事业和社会投资，一年下来将近是1500亿元人民币，可见中国慈善未来的潜力非常大。但我们不能以此高估慈善对社会改良可能起到的作用。
应该说，社会通过公益的力量会有一些改变，但从更根本上来说还得靠政府、靠商业、靠企业、靠公众的力量。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公益都只能起到一个拾遗补缺的作用，它承担不了太多的额外任务。近年来，在缓解一些社会问题上，不乏企业家出钱出力，积极参与其中。事实上，很多公益慈善机构就是由一批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共同发起的。
但是，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公益慈善是一项全民参与的事业，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企业家或者政府身上。在中国，首先是政府的对公益事业的政策；其次是公众参与；再次才是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群体不但可以在资源上帮助公益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可以亲自参与。这是一个需要合作的关系，是一项广泛的公益事业。
回望美国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伴随经济急速发展，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私人手中。这也促使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富豪纷纷建立慈善基金会，从而推动了美国慈善业发展和社会改良，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业正是从彼时发端的。今日中国，财富的迅速积累同样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潜伏。二者之间究竟有何不同？
实际上，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家都在办基金会。当然，在其他的方面，简单拿美国与中国对比，恐怕是不太合适的。中国的大量财富是掌握在政府和国企手里，仅有一部分财富掌握在企业家手里。另外，毕竟一百多年过去了，世界上很多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公益慈善事业的运作也越来越成熟了。我们没必要完全重复19世纪的模式。我们可以有条件地跨越式发展，直接运用国际上公益慈善事业的新模式，如社会企业、社会风险投资等。
2.社会应对行善者宽容
中国的公益事业才刚刚开始，发展势头也很好，包括很多企业家也都成立了基金会、NGO。但这个领域也出现了不少类似于“郭美美风波”的负面消息。这首先说明，中国的公益慈善领域，长期以来市场是比较扭曲的，主要是一些不受监管的公办的公益组织把这个市场扭曲了。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好、更宽松的环境。因为要做好、做强公益事业，一个宽松的环境是必要的前提条件。其次，很多政策也需要调整。比如像监管、税收，各种规章、法律以及NGO组织的注册等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
同时，社会的公众舆论也需要保持一个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郭美美风波”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冲击很大。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少数的不受监管的公办基金会出的问题。这些机构出问题是迟早的事。但是社会上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对公益事业一律指责。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事件的发生对公益事业的推动与发展是非常有益的。这个事件体现了公众要求更高的透明度，要求更规范地运作，这些要求可以使公益事业发展得更健康。
社会的进步，固然离不开公众的监督，但许多东西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应该允许有一个学习和试验的过程。公益事业在中国就像民营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阶段，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从政府到企业、到企业家、到社会，对它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要求得太高，有时候会把一些萌芽给掐死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向前看。就像以前说的，在困难中要看到前途、要看到光明。当然，跟几年前比，我们有了很大进步，“郭美美风波”暴露出来的问题虽然都还存在，但也慢慢地都在松绑，包括政府部门对公益组织的一些看法，已经有所改变。
今后，最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对企业家做慈善要有一定的宽容度，就像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有一定容忍度一样，比如允许深圳办特区做一些试验，允许“傻子瓜子”犯点错误。实际上，在这些新领域，本来就没有规范，或者有的规定本身就是十分不合理的，是逼良为娼的规定，是恶法。在这些规定没有改革之前，如果一直按照这些规定去规范，就根本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一开始就要求一切都必须尽善尽美、不能违反一点规定，也是不现实的，公益事业同样如此。
实际上，公益大家都能做。不是圣人也能做，有缺点也能做，甚至犯了重大错误的人也能做。我们社会要逐渐培养好心态，不断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
民政部慈善司前司长王振耀在“现代慈善的十大基本理念”一文中强调，对行善者要宽容而不是苛责。现代慈善的行为方式较为优雅，而在中国，常见到不捐赠者比捐赠者更有道理、甚至以高调反慈善为荣的极端现象。我觉得这段话非常好，可以作为我们讨论慈善问题时的参考。
3.公益慈善改变中国
近年来，舆论上有不少呼声很尖锐。相比之下，具有民粹倾向的思想似乎占了上风。比如，对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等目标提出质疑。其实这些舆论以前并非没有，只是没被听到，没有渠道可供抒发。这些民粹思想一直存在，现在随着微博等技术的迅速发展，舆论也就越来越自由。听到一些这样的声音是正常的。那么，微博这样的新技术，对公益慈善发展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我认为，微博作为一个技术平台，对于民主化提高、对于老百姓的交流、对于表达思想，有很大的帮助。但它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有些人在微博上发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言论、谩骂、传播谣言，等等。当然，这是在所难免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以前欧美国家都是批评发展中国家不民主、不自由，但是在伦敦暴乱时，他们也很讨厌一些煽动老百姓抢劫的短信。这说明，真有事情碰到他们的头上，他们也会采取一些强制的措施。再比如，美国的费城铁路，发生问题后他们就把火车上的网络给关掉了。
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一个工具可以用它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但不能因为有人利用这个工具做坏事，就把工具否定掉。就慈善本身而言，即使没有微博平台，“郭美美风波”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迟早也会被揭露。微博无疑加快了这个进程，也发挥了一种社会监督的作用。这个是应该肯定的，也是今后公益慈善事业走向透明、公开化管理可借鉴和运用的一种技术手段。
慈善有多种模式，没有哪个模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模式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因此会有多种模式的存在。很多新的模式不是非常成熟，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连企业、商业都在不断创新，对刚刚发展起来的公益来说更是如此。慈善公益有很多内容，就个人而言，我更关心的是公益教育，同时还有社会投资等方面的问题。因为我是学经济的，对这方面更关注。其实，在做公益与做经济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的分界。
我对公益领域一直非常关注，也在这个领域做过很多经济体制、政策体制的研究。近年来，我有更多兴趣参与其中，去实现“一个经济学家的社会梦”。我想，公益慈善事业，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需要大批专业人士去推动。只有如此，慈善才能逐渐以“第三次分配”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
二、中国公益事业缺什么
未来的十年是中国公益事业大发展的十年，就像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一样。那么如何才能加快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呢？这首先要看公益事业现在缺什么。
我们经常听到不少人抱怨，认为我们主要缺的是政策、缺的是企业家捐钱。然而，按照我对公益事业的参与和观察（虽然我参与时间不长，更多时间是业余参与），在我看来，中国慈善业的发展固然需要许多的支撑条件，但其实最缺的首先是人，一批以专业方式来做公益的人，其次是一种全新的做事方式。
很多人认为公益就是志愿者，都是些奉献者、殉道士们，其实不然。公益本身就是一个事业，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一个能够拿到体面收入的工作。像美国这些地方，有10%的就业是在公益领域。如果我国10%的就业也在公益慈善领域，那是什么概念？我国城市有3亿多就业人口，10%就是有3000万全职的人跟我们普通上班族一样，每天上下班和体面地生活。因此，公益是一项能容纳3000万人的事业。
我们首先需要大批专业的人参与推动公益事业。从事公益的人一般都有较高的学历，应该有一个中产阶级的收入。公益需要专业的人来做，要跟企业一样来做。企业家捐款是公益投资，不应该有高的金钱回报。但是在公益部门工作的人，是和一个职业经理人一样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缺的是大批的年轻人，把公益事业就当成一个堂堂正正的职业。这些人的收入甚至应该比社会上一般工资高一点，因为从事公益的人才一般要更高端一些。
我们还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做公益。公益事业跟做企业一样，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差的，但实际上做公益比做企业还难。做企业能得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各种各样的支持。而公益是一个全新的东西：钱你得去筹，人你得一个一个地说服。大家都用怀疑的眼光看你：这个人为什么做这个好事？现在做公益最新的理念，就是用做企业的方式来做公益。现在西方理论发展出一种叫做企业的社会投资，涌现出一大批社会投资家和社会企业：投资者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某一个社会目标来投资。但是这个投资的项目要自我滚动、自我循环，至少要能够回收成本，而且还要越做越大。它面临的是介于企业和纯公益——那种慈善性的公益之间的具体市场，而这个市场现在正在非常蓬勃地发展。
在中国，现在非常需要这样的新公益方式。也就是说，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有很好的人去发现很多政府解决不了、企业解决不了，但是社会特别需要的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
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公益事业一是缺人，二是缺一些非常有创意的新的、有效的方式。当然我们还缺好的政策。例如慈善立法、合理的税收政策、更宽松的准入政策等。比如有不少人指出，如果没有政府首肯，我们很多企业家不敢做公益、不愿意去做公益。当然，政策在改变之中。接下来，我们需要不断改善发展公益的环境。
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友成基金会就是想推动新公益事业的发展。既然人是在整个公益发展里最缺的，那么我们就想在培养人上面做一点自己的事情。我们正在筹办友成大学，想用一个较大规模、较高档次的方式，来缓解公益人才不足的问题。友成大学是由友成基金会发起的创新性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机构，通过整合各方资源，为政府、企业与社会培养社会创新人才，建立公益发展研究智库。它以导师指导下的基层实践作为主要教育方式，实施传统大学无法提供的“全人教育”。友成基金会正在推动一个“小鹰计划”。记得有篇文章叫《念过哈佛算什么，你下过乡吗》，里面的观点非常有意思：现在到国外留学已经不难了，但是你到中国的贫困地区工作过吗？你知道那里是什么情况吗？你能吃这个苦吗？“小鹰计划”招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和有志于社会领导力发展的青年人。他们在经过很好的培训后到农村去工作一年，去参与世界银行、国家扶贫办的扶贫项目，通过推动这些项目来培养自己。
我们采用精英式的教育，找了一批像亚布力理事这样等级的导师，每个学生配一个导师，给予辅导。这些人下去是有人管、有人帮的。以这种方法，试一试如何把一批有理想的雏鹰们培养出来。我们将跟几十家大企业签约，优先录取这些经过锻炼与考验的学生。因为企业也需要这样一些能吃苦而且了解社会问题的人。这些学生用这一年的时间来深入社会，他们未来的发展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中国需要创新，在社会领域更需要创新。中国社会有很多的矛盾，我们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光抱怨没有用。而公益事业的发展能够使我们的社会更和谐。为什么我国的公益参与比其他国家少一些？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教育里缺了一块。在很多发达国家的高中学生都要做120小时左右的义务工作，去当志愿者、义工，去老人院、农民工子弟学校都可以。这120个小时就给这些年轻人种下了公益的种子。他们很可能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就在他们周边，还有这么多的贫困，还有这么多的人需要帮助。我一个小小的高中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改变什么，就能帮助别人解决一点问题。
一旦有了这么一个教育，当他有机会的时候，他成了大款、成了企业家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地就会把自己年轻时的抱负变成现实。但是，我们的教育里缺的刚好就是这一块。我们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就会考试，背试卷，你要让他花120个小时去当义工，他们会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如果从老师到家长包括学生都这么想，最终社会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
中国的公益事业，就像20世纪80年代刚刚兴起的民营企业，就像90年代刚露头的IT行业，正处于一个大发展的前期。它需要一大批专业人士参与其中，用新的理念、新的方式向前推动。
三、用企业社会投资的方式发展公益事业
2012年4月27日，“2012中国慈善排行榜”公布；5月8日，“2012胡润慈善家排行榜”公布。这两个排行榜，引发了媒体报道的高潮。
在这两个排行榜上，列出了上百名中国慈善家。其中，“胡润慈善家排行榜”的榜单中，曹德旺家族以36.4亿元的捐赠额蝉联“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许家印以7.5亿元的捐赠额位列第二。上榜的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企业家。他们拿出自己的钱来做慈善事业，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尊敬、令人高兴的事情。
大家知道，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不长，企业家的捐赠也不是很多。有人做过统计，中国有上千万家企业，而真正进行捐赠的只有10万家左右，也就是说，仅1%的企业有捐赠行为。还有人算过一笔账：2002年，美国人均捐赠887美元，而中国只有0.92元人民币，是美国的七千三百分之一。
当然，中国和美国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人均收入远远低于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加入到慈善家的行列，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是，除了捐赠之外，企业家还有其他方式参与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来。当然，企业家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是把企业做好，包括缴税、创造就业，如果在环保和劳动保护等方面再加以重视的话，那么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就更大，这是企业直接的贡献。
我要讲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企业以社会投资的方式做公益事业。企业的社会投资，是20世纪末开始提出来的一个理念。那么，什么叫社会投资？什么是社会企业家？我先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印度的Aravind医院和AUROLAB公司。
印度是世界上比较贫困的国家之一，2011年印度的人均GDP尚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印度有个著名的眼科专家，文卡塔斯瓦米博士（Dr。G。Venkataswamy）。1978年时，文博士58岁，准备退休。当时他就想，自己受益于社会，怎样用自己的余生回报社会？他是个医生，捐不了多少钱，最后决定用自己的技术回报社会。
文博士把自己的房子作抵押，开了家叫Aravind的医院。这间小诊所有7个床位，他在这里免费为穷人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如果都免费看病的话，医院的钱很快就会花光，于是他定了一条规矩：在我的医院看病，如果你很穷，就免费；如果你很富，就按照正规医院的标准收费；如果你比较贫穷，就收医疗费用的一半。因为他是印度非常著名的眼科医生，所以有很多富人也来看病，他就用从富人那里收来的钱来补助穷人，让穷人免费看病。这家诊所越做越红火，他就把医院进行了改造，进行流水线式的操作，结果每年可以免费为7000人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与此同时，医院能够自负盈亏，一直发展下去。
所以，文博士靠自己的能力，以小小的一笔投入，通过非常有创意的方式，使Aravind医院能够运作下去。这家医院办得非常成功，后来就吸引了一个美国人，是个慈善家，很早就在印度工作。他看到这家医院，觉得很有意思，就对文博士说，“我来帮你设计流水线，降低成本。”于是，在之后5年的时间里，他们把医院扩大了7倍，影响越来越大。
除了白内障手术，他们也做换人工晶体的手术。Aravind医院的人工晶体都是由美国一家公司捐助的。后来这家公司在美国国内受到很大压力，说它们利润太高，一副人工晶体售价达300美元。结果把价格压到100美元一副，公司的利润下降，就把给医院的捐助停了。由此，医院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时，文博士就说，“我来做。”他找了一笔钱，到美国把那个公司的退休工程师找来，自己成立了一家制作人工晶体的社会企业——AUROLAB公司。他们生产的人工晶体，成本是10美元，质量也比较好，在印度的医院卖到30美元一副，对穷人免费。这家生产人工晶体的公司越做越大，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人工晶体公司，因为它的成本非常低，扩张速度非常快。通过这种新的方式，Aravind医院每年让二三十万人受益。
像这样的公司，这样的医院，就是非常典型的社会投资案例。社会投资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它不以追求利益为主；第二，它本身是有利润的，是可扩张、可持续的，因为它通过运作企业的方式，减少了成本，扩大了市场。因此，企业的社会投资是用企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可以不断扩张，不断有新的投入，从而把事业越做越大。
我在很多场合都在给人讲这个社会企业的例子，并且我突然发现，同样的案例就在我们身边。我考察过沈阳的一家“何氏眼科医院”，它是国家首批公派日本留学的眼科学博士何伟在1995年创办的一个民营眼科医院。该医院建院十余年来，不断引进及开创新技术，先后开创了包括白内障记忆型人工晶体植入术、1.9毫米微小切口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术等在内的多项中国首例的眼科手术，填补了中国眼科技术的8项空白，并成立了自己的眼科医学院。这个医院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采取了像印度Aravind医院的模式，在何氏眼科医院看眼病动手术的患者中，有近一半的人是基本免费的。而余下的一半患者的收费也不比别的公立医院贵。在看病贵、看病难的今天，如果一个没有政府补助的民营医院能如此收费，为大量的贫困人群服务，那些得到政府各种优惠政策以及财政投入的公立医院，难道不应该做更多一些吗？
第二个例子，孟加拉的乡村银行。这也是社会投资的典型案例。
大家知道，银行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嫌贫爱富”的行业。晴天的时候给你一把伞，下雨了就把伞收回去，银行“嫌贫爱富”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银行为大企业服务，为富人服务，这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从孟加拉这个乡村银行开始，人们对银行这个概念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么这个乡村银行是怎么开始的呢？是由一个经济学教授尤努斯开始的。他是孟加拉的一个经济学教授，早年在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孟加拉的吉大港大学教经济学。前几年，我曾经每个月都去孟加拉。2011年时，孟加拉国的人均GDP才638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而人口密度却仅次于新加坡和梵蒂冈，每平方公里达700多人。孟加拉地处恒河三角洲，一到发洪水的时候，全国有40%的国土都淹在水里。从飞机上看，下面像一个个小岛，非常贫困。
有一天，尤努斯上完课，晚上吃完饭之后出去散步，走到一个小村庄，看到一个老大娘用竹片在编竹筐。作为经济学教授，他的好奇心也比较强，就问老大娘：“编这个竹筐，你能赚多少钱？”老大娘告诉他：“赚五分钱。”他说：“怎么可能呢？你这个竹筐卖两块钱，你怎么才赚五分钱？”她说：“没办法，我是帮别人加工。竹片是人家给我的，我用竹片编成竹筐，他拿去卖。他赚两块钱，我只赚五分钱。”教授就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弄点竹片，编了筐自己拿去卖？”老大娘说：“我没钱，我买不起竹片。要是买得起竹片，我就自己做筐自己卖了。”于是，尤努斯教授从自己兜里掏了一笔钱给老大娘，借给她买竹片。过了十几天，老大娘就把钱还给他了，说：“我用你的这笔钱买了竹片，编成竹筐后卖出去了。钱赚回来了，还给你。剩的钱我还可以买竹片编竹筐。”
这件事给了尤努斯很大的启发：第一，就这么一点钱就可以解决大问题；第二，这么穷的人还很讲诚信。
那么，这是一个偶然现象，还是一个必然现象呢？尤努斯找了他的学生，在那个村子里做了一个小实验：借给每个穷人一笔钱，告诉他们用这笔钱做什么事，然后村民们就去做，很快就把这些钱还了，而且资金开始滚动起来。这个实验使他信心大增，他觉得发现了一个新大陆：给穷人小小的一笔钱，就能够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生计问题，而且穷人并没有拿着钱去喝酒，挣了钱就把钱还了。这就说明穷人是有信誉的。
尤努斯非常高兴。但是靠自己的钱是不够的，于是他就到银行，告诉银行这个现象，让银行借钱给穷人。结果，遭到很多银行的嘲笑，说他异想天开，银行是不可能借钱给穷人的。他非常失望，最后也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开始走后门。想到有个同学是中央银行行长，他就去找这个中央银行行长。行长被他缠得没有办法，就指示一个地方国有银行的营业部，给农村提供一笔贷款。
这件事越做越大，现在这个乡村银行已经成为孟加拉最大的银行之一，贷款额达到50亿美元，贷款户超过500万户，而且贷款的回收率非常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30年过去了，贷款回收率达到99.2%。乡村银行不但很赚钱，而且都不需找人借钱了，它自己就可以发债券。
孟加拉的乡村银行在本国国内发债券。它有这个信誉，然后把它贷出去，创造了一整套的贷款方式。第一个办法，“五户联保”。考虑到农民这么穷，怎么能够保证他还钱呢？就让五户人家捆在一起，只要有一户不还钱，其他四户都别想借钱，最后那四户把你骂得都要把钱给还了。第二个办法，“整贷零还”。借一笔钱给你，你从第三个星期就开始还，每个星期还一点。这套模式不仅在孟加拉获得了成功，而且在全世界都很成功，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世界的运动。联合国把2005年定为“小额贷款年”，这个方式就叫“小额贷款”。
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包括美国都在推广这种小额贷款。更有趣的是，这种小额贷款机构还能够赚钱，赚的比其他银行还要多。图10-1是2003年效益最好的微贷机构与排名前十位银行的ROE（净资产收益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最底下那条最短的矩形显示，包括花旗银行、汇丰银行、英格兰银行在内的世界上最大几家银行，它们的平均投资收益率加起来仅仅是17%～18%；而其上方显示的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小额贷款银行的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达到每年50%以上。
这种小额贷款银行，不仅在孟加拉、印度，在我们周边的国家也做得很好。比如蒙古国最好、最赚钱的可汗银行，就是专门给贫困农民提供贷款的银行，后来被日本的一家银行收购了。印度尼西亚的BRI也是小额贷款银行，2003年在美国主板上市，在一年内股价涨了3倍，效益很好。
以上两个典型案例都是社会投资。那么社会投资是什么呢？人们给出了一个定义，就是“以企业运作的方式，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来投资与运营较大规模的社会发展项目，使之社会效益最大化，同时要有一定的利润，使之长期可持续”。
以企业运作的方式，是指非常严格地按照企业的方式来运作。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来投资与运营较大规模的社会发展项目，比如，小额贷款是专门对穷人的，不贷给富人。那么怎么来区分穷人和富人呢？孟加拉是个很穷的地方，如果谁家的房顶是瓦的或者铁皮的，就不贷给他；如果房顶是草的，就贷给他。
使之社会效益最大化，是指这种机构并不是以赚钱为主，而是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要有一定的利润，使之长期可持续”，它一定要有利润，一定要能赚钱。因为只有赚钱了，它才能够长期可持续，才能越做越大，才能解决一部分社会问题。这种投资就叫做“企业的社会投资”。
与其他投资相比，企业的社会投资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首先，它跟一般的企业投资不一样，这很明显。因为一般的企业投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企业的社会投资不以利润最大化为主，它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主。
其次，它跟SRI（社会责任投资）也很不一样。社会责任是指，在企业的运作过程中，企业对员工、产品质量、环保等方面要有社会责任，企业家需另外拿出一笔钱来做这件事情。一般在西方，这笔钱占企业家收益的比重是1%～2%，或者由一些企业家集合起来，每人拿出1%～2%，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再者，它跟政府投资又不一样。政府有很多项目，包括修路、扶贫，都是拿纳税人的钱来做，是真正以社会效益为目的，是不讲回报的。而企业的社会投资是讲回报的。
最后，它跟慈善事业投资不一样。慈善事业是完全地施予，是针对最贫困的、没有生产能力的这部分人。而企业的社会投资所针对的是穷人，但是这些穷人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如果是没有任何生产能力的人，它也不会提供贷款。否则贷了以后，钱就回不来了。对于那些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应该用慈善的方式，或者社会福利的方式来解救他们，比如低保。而企业的社会投资，它解救的是那些有一定生产能力的人。
因此，就目前社会的各个层面而言，企业的社会投资是一个全新的方式。很多国家的典型事例都证明，这种创新方式有巨大的生命力。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它的规模非常重要。2006年“中国最慷慨慈善家”余彭年先生，倾力拿出5亿元人民币，解决了2万人的白内障复明问题，2万人做完就没了，还需要新的投资。而印度Aravind医院每年救治的患者达20万，因为它是有回报的。20万每年滚，越滚越大。对于中国那些非常有创意的企业家来说，这种企业社会投资可能跟慈善事业同样重要，同样需要我们的社会给予支持，需要学者给予呼吁。这样才能真正做大、做强。
中国究竟有没有社会投资的土壤？如何在中国推动社会投资的发展？中国的人均社会捐赠是美国的七千三百分之一，是不是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富人都没有爱心呢？肯定不是。这几年中国慈善事业越做越红火，充分说明企业家是有爱心的。但毕竟中国企业是在近二三十年内刚刚发展起来的，它们本身也有非常严峻的生存问题。
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企业家，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目前的慈善事业不完全认同。他们认为，这样做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比如希望工程，不能说没有给希望工程捐款的人就不对，因为有些人认为这种方式可能有问题。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为什么要老百姓去捐钱？企业家可能也想为社会做贡献，但是仅靠这种捐赠的方式，他们觉得意义不大。或者说，他们愿意采用另外一种新的方式。对于这部分企业家来说，如果他们认清了这种企业社会投资的方式，找到一种新的模式，中国的公益事业会开展得更快、更好。
在慈善事业之外，我们还可以闯出另外一条新路来。这条新路，很可能是一条十分有特色的道路。那么，谁来投？当然还是企业家，因为只有企业家们才有这个钱，有这个创意，有这个能力来做。投什么？社会投资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怎么投？一般来说，这种社会投资不是由企业家直接操作，而是由专门的一批人来做。这批人叫做社会企业家，他们有和企业家一样的思路，但是他们不太愿意去做企业，他们愿意做这种社会公益事业。
那么，在中国能做哪些事情呢？我想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全世界都很成功的小额贷款，唯独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不太成功。为什么？实际上是我们的做法不对。小额贷款在中国也曾经火过一阵，中国的小额贷款试点最多的时候达到300多个，全国各地都有，各省都有小额贷款试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在中国的小额贷款试点，一开始做得也都不错。
跟我们同时起步的柬埔寨、老挝、越南、蒙古，都是由国际组织推动国内的小额贷款试点，现在这些国家的试点变成了大银行。而我们的300多个试点或是夭折，或是苟延残喘。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政策，因为我们国家对金融控制得非常严格。当然，中国的小额贷款也有它的亮点，就是在2001年以后，中国的农村信用社开展了很大规模的小额贷款。如果把农村信用社也算进来的话，中国的小额贷款达到6000万户，是世界上最大的。但是，很多人认为农村信用社的小额贷款只能对农户贷款，不是真正的小额贷款。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有争论。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中国的小额贷款做好？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推动的事情。1993年，茅于轼先生在山西吕梁龙水头举办的小额贷款试点就是一种企业社会投资的尝试。龙水头属于吕梁地区，也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这个小额贷款试点，至今已经坚持了20年。我到那里去过两次，发现小小的一笔钱，也就是三五千块钱的贷款，对农民来说，解决了很大的问题，那个地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下一步要考虑的是，如何把这个小额贷款做大、做强。
第二个例子，是由我和茅于轼先生创办的“富平家政学校”。这是一所保姆学校，成立于2002年，现在已经有21400名毕业生。当时我们几个人总共投入几十万元，现在它已经能够自我循环，而且越做越大。目前有三家直属门店，是北京市第二大保姆公司，成了社会投资非常好的一个案例。数额不大的一笔钱，我们完全按照一个职业学校的模式来做，按照一个家政公司的方式来做，它就能够滚动起来，越做越大。
类似的创意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很多，企业家、社会工作者也都在不断地探索。之所以没有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没有把它叫做社会投资，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只能说明我们的认识还不够。实际上，从全世界来看，小额贷款也是十多年前才开始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企业的社会投资在中国有非常广阔的前景。现在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也需要很多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企业家们进行投入。希望中国的社会投资能够很快地发展起来，真正为创造和谐社会，为解决政府、企业和慈善事业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做出一些贡献。
四、允许社会企业上市才可持续发展
社会企业也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吗？这听上去似乎不可思议。事实上，不但可以，而且在世界上已经成立了好几个专门做社会企业股权与债权的交易所，更多的新型交易市场也正在筹建中。
社会企业是指那些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以为解决某些社会问题而成立的企业。社会企业首先是企业，它也要有利润，至少要自负盈亏，保证企业能长期可持续运转。从这点上看，它不同于全部依赖于捐赠的一般公益慈善机构。尽管社会企业以企业方式运营，但它又不以利润为最大目的，股东投资的目的以及对它的绩效衡量更重要的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赚大钱。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它是一个“两不像”。
纵观世界上的很多社会问题，如教育、卫生、环保、扶贫、养老等，都有着企业式运作的巨大机会，都可以采取而且应该采取“受益者付费”的原则。然而，如果在这些领域完全以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来运营，由于市场竞争不充分、消费者信息不足等种种因素，要么因利润太低没人愿意投资，要么因暴利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此，这些领域长期以来是公益慈善或非营利组织的运作领域。例如世界上绝大部分私立学校，都是由非营利组织举办的。这又导致了另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投入资金不足。因为不管是公益慈善还是非营利组织，对于投资者来说，都是一种捐献行为，这就极大地制约了资金的流入规模。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用企业的方式来办公益已经形成了一支很重要的社会发展力量。社会企业至少要能自负盈亏，自我滚动，而不需要不断的捐助，这首先解决了慈善组织不可自我持续的一部分问题。可是，即使是社会企业，也存在着投资的资金不能抽回的问题，很多企业仅能拿很少的一部分资金参与社会企业投资。其次是社会企业的发展缺乏规范，缺乏透明度，以至于在此领域很快也鱼龙混杂，出几个丑闻就会使公众对社会企业失去信心。于是，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企业交易所就应运而生。
社会企业交易所是一个以交易社会企业的股权与债权为主的规范的证券交易机构。交易所首先是用规范透明的方式，使投资人能在这一交易所中，对社会企业的股权与债权进行交易。通过交易，让那些资金有别的需求的社会企业投资人及时地、体面地、有一定回报地退出。一旦资金能有进有出，资金流转有一定的灵活性，那么，投资人的很多闲置资金就可以派上用场，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对社会问题关心的投资人就会愿意进场来试一试。
同时，社会企业交易所是规范的交易所。与其他的交易所一样，它要有严格的信息披露，有上市门槛，有严格监管，有违规惩罚机制。一般说来，这一特殊的交易所上市的企业要有双层的信息披露，一个是财务信息，另一个是社会效益信息。通过严格规范的社会效益评估，向社会披露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影响。
鉴于社会企业“既要有利润，又不以利润为最终目的”的特殊性，以及兼具社会与经济的双重属性，我认为，只有允许、鼓励社会企业上市，社会企业才能持续发展，才能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