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刚过50岁生日，他的又一部力作《病相报告》就问世了。2002年5月11日，在西安邮政书城，平凹面对热爱他的读者和跟踪他的记者，有问必答，侃侃而谈记：请你谈一谈《病相报告》的写作过程，好吗？
贾：去年春天一直写到年底，整整一年。篇幅不长，费劲不少。春节前交稿，才松了一口气，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我不用电脑，用手写，打一遍草稿，再看草稿写一遍。复印时用的现代化工具，然后再改一遍，就这样折腾了三次，十七八万字。
记：你对《病相报告》如何评价？
贾：这是一段奇妙奇遇的爱情的故事，写法不是时髦的，而是很平实的。我是在冷静地写，五六十年代的人的爱情经历，反思过去的各种苦难，在苦难中推崇爱情的高贵。这是我人生五十关头上出的一本书。人活到五十岁，才对生命有了新的体验，才能体会到爱情的高贵。这本书到底怎么样，作者怎么讲都无足轻重了，要让社会评价，让读者评价。写完了，我只是完成了一件事。
记：你在《病相报告》的后记里又提到改变文学观的问题，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改变？
贾：文学观是个很虚的东西，各种观点多了。我们很多作家的观念都是一样的，写作时有一个惯性思维，更多地在追逐政治观和价值观。历史感和社会感很强、很深，当然这没有什么不好，但它大大限制了我们的抽象思维。在外国，在西方，他们的作品主要特点是分析人性。愈到现代，文学愈是如此，在我国，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分析了人性的弱点。现在，这样的作品很少了，我们应该扭转思维、开阔思路。记：你的意思是现代作家落后了？
贾：不，我是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最近，我对人性的东西很感兴趣，在写《病相报告》的过程中，我就把兴趣转移到如何分析人性的缺陷上，先写了个中篇《阿吉》，发表在2001年7月号《人民文学》上。又写了个短篇《猎人》，发表在2002年1月号《北京文学》上。记：你的这篇小说已经引起读者的关注，你认为关注人性的都是好作品吗？
贾：是的，我以为关注人性的都是好作品。人本身的东西才是长远的。回过头看，中外优秀名著的核心都是关注人性的，写政治、跟潮流的作品就不长久。日本的川端康成是这样，大江健三是这样，马尔克斯也是这样。记：如果把你定位在“写实与超现实之间的作家”，你觉得合适吗？
贾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道理。文学作品都是写实的，有生活，有细节，写得虚人不相信，你又不是生活在古代。我想说，抽象的、现实的，都是现实的，现实主义不一定是现实写法，现实体裁并不等于现实主义作品。关键在于能否从中抽象出超现实的东西。记：说到抽象思维，那是不是我们现代作家抽象和联想能力差了？
贾不，我是说以前我们并不缺少，像《聊斋志异》、《山海经》，作者的想像力多丰富，比马尔克斯都强。“五四”以后，这种作品少了，写出来没人说你好。后来断了，特别是解放以后。就像小孩子一样，说你好，都说你好，这娃就好了。现在这种作品却没有了，这与没人鼓励有关记：作为作家，你真的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你真的认为文学具有非凡的为量？
贾：关于这个问题以及相关的讨论，只有在文化人与文化人之间的小圈子才会听得到，这就如同反腐败的作品，只有不腐败的人才有可能有兴趣去看一样。文学的神圣或者文学的力量，与我们所希望的并不完全相符。只有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譬如战争期间，文学才能改变社会。而在一种平淡的氛围中，在平常起不了作用，只是这个行当的人在潜移默化，文学实际上又真正能改变多少东西呢？记：许多熟悉你的人都说你“外表木讷，内心丰富”，你也这样想吗？
贾一般是这边缺，那边补嘛！如果外表木讷，内心再木讷，那就瓜了，成傻子啦。我不是伪装，不愿在人前谈，也没机会谈，你说多了，领导不爱。这是性格问题，我不爱张扬，不爱出头露面。人和人都差不了多少，你说人家穿这衣服漂亮，咱不买、不偷、不借，知道漂亮就行记：每一个成名的作家都会有某种独特的东西，你觉得你身上这种独特的东西是什么？
贾：思维正常。作家要防止书斋化，不能老在房子里写东西，那样会把作家和作品写油了、写虚了、写浮了。我也见过写作写得疯癫的，而且这样的人有时也的确会拿出好东西。作家的职业就是写作，像钉鞋的、卖油条的都得活人，模一样，是吃饭的生存的一种手段，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除非弄大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平实些好，要本分地过日子。越是打扮得像那个行当的就越不是那个行当的，越是打扮得像个画家就越不是画家，越是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自己就把自己弄日踏了。记：你觉得“对比起来，中国的现代文学已落后于西方”的说法对吗？
贾：这要看从哪个角度比较。中外一样，都是墙内开花墙外红，外地的和尚会念经。咱也看外国东西，整体上咱不如人家，观念不一样，文化不一样，这得承认。咱按人家的观念变化，按人家的文化变化，总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走，不另起炉灶，吃人家的剩饭。这也无可奈何，这种落后不光是文学，而是整个大文化。我们也有些作家，如莫言、余华、王安忆就写得不错。马原关于小说的观点，写得好，有意思。广东的谢有顺，写文章跟人不一样，我很欣赏，而且推荐给研究生。他们是评论界的少壮派，但没有语言暴力。记：能不能谈谈你今后的创作计划，是否向理论研究方面发展？
贾：我很少写评论，咱不是写理论搞评论的料，主要是写散文、随笔和小说。199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文集，当时设计封面的曹刚先生在每一卷上以一个字做装饰，他选用了刘邦的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共23个字，我预感到我一生会写出二十三卷书的。1998年之前是14卷，以后有《高老庄》、《怀念狼》、《西路上》等，虽然也能成几卷，有的好几本合成一卷，但是还达不到目标，我会努力的。我今年主要写中、短篇，希望有新书、有更好的书与读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