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配”，说尽了一个让人尴尬与无奈的现状。冷门常常是真正的宝贝，热门却是浮躁而没有价值的盲目追捧。冷门为什么冷？热门为什么热？这是一个需要秉持着良心慎重思考的问题，有时候甚至要耗上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得出一个答案。
1934年的李健吾，正热情而“野心勃勃”地投入他的文学事业中。更宽阔的眼界、更缜密的研究、更特别的独创性，让他跟文化圈的“亲和”性越来越强。
许是受了太太的客厅的影响，李健吾在认识林徽因半年之后，创作了一个以客厅为布景的话剧，名为《这不过是春天》。
1934年7月1日，同样是《文学季刊》，李健吾的戏剧新作《这不过是春天》正式发表。同他的作品一同刊出的还有后来大红大紫、历数十年而经久不衰的《雷雨》。
顿时，戏剧界掀起了一股新热潮，反响之热烈已毋庸赘言。
“冯允平这个人物写得不是很好，缺了点让人真正记住的东西。要是把他‘取’出来，他也可以叫作张允平、王允平……”
外面的人在议论，客厅里的人也在积极地讨论。李健吾歪坐在梁家的沙发上，仔细地听我们的太太发表高见。
我理想中的新中国
“你以为侯门似海，她见客不会自由。现在你可以证明你多错误。你走过客厅，看见的许多男男女女，都是女主人的客人，男主人向例不闻不问，这正是新式富贵人家的好处。你不知道，你这一来就往里面请，马上会招那群男女客人羡嫉。我希望你过不了两天，便自动流放到外面那群南北杂烩、中西合璧的例客里头。”林徽因一边念一边止不住地笑，“这几句话说得很有意思。”
“这‘羡嫉’可是真的，童叟无欺。”
“你放心，我不会‘流放’你的。”
“所以呢？这份‘寿礼’林小姐还喜欢？”
“喜欢！怎么可能不喜欢？只是无功受禄，心里不安哪！”
“这位女士生平最爱一切风雅之事。健吾，你别听她得了便宜还卖乖！她心里指不定多得意呢！”梁思成忍不住也笑了，当即就戳穿了妻子的“虚伪”。说到这里，他突发奇想，兴冲冲地提议道：“要不把它排出来，就让咱们的林小姐去演那位厅长夫人，这‘寿礼’可就更应时应景了。”
李健吾也觉得这提议甚好，拍着大腿应和说：“好啊好啊！‘奇特拉’公主重出江湖，一定是北平一大盛事！十年前林小姐登台，我没能一睹风采，这下可有眼福了！”
是啊！十年前，林小姐还不是梁太太，风华正茂、青春逼人，往台上一站，连倾倒都带上了一片肃杀之气。如今时移事异，她成了一个风姿绰约的妻子和母亲。华年远去，他们的生活也有了更清晰的映像。
“你就别糟蹋健吾的心血了。”林徽因嗔笑着“斥责”丈夫，“也不看看我都什么年纪了。梁先生，你不要忘了，林小姐已经被贵府的柴米油盐糟蹋成黄脸婆了。别说奇特拉公主，就是奇特拉女仆也不能胜任了。健吾，你也是，跟着他起什么哄？你好好一个剧本，可别坏在我手上。兹事体大，小女子实在惶恐。”
李健吾撑不住又笑了：“林小姐好一张利嘴！服了！服了！我甘拜下风！”
关于这份“寿礼”，也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个佳话。
三年后，《这不过是春天》精装出版时，李健吾曾在自序里亲口承认：“《这不过是春天》，原是二十三年暮春的一件礼物，送给某夫人做生日礼的，好像春天野地里的一朵黄花，映在她眼里，微微逗起她一笑。连题目算在里面，全剧只是游戏，讽刺自然不免，但是不辣却也当真。”
由客厅触发了一些灵感，然后写出来送给客厅的美丽女主人作礼物，《这不过是春天》因为送礼人和收礼人的关系，注定必须被记住。这是一出交织着友谊、天才、灵感、惺惺相惜的华丽演出，了解那段历史、仰慕那些人的人，都不愿略过。
你瞧，文人做事就是有格调，连给朋友的生日礼物都如此与众不同。而且，最难得的是这份看起来轻飘飘就送出的寿礼，居然一朝成名，备受好评，成为李健吾的代表作之一。
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送给林徽因作生日礼物之说，不过是李氏的“客套话”，它实际上是李健吾写给新婚妻子的。
这又是一桩说不清楚的公案了。
在这个世界上，“研究者”是一种很奇特的群体。他们既需要借助当事人、旁观者的观点、看法来确认、考证一个事实，但同时，他们也可以倚仗各种理论、经验、细节来判断、推翻某些当事人、旁观者的说法，甚至推敲出更多有理有据的结论。
这种特性，让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显得很没有情调。哪有那么多丁是丁、卯是卯的事啊？人们愿意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相。起码那些喜欢林徽因的人，都愿意相信李健吾的说法。这种既有中国古代浪漫率真的名士之风，也有舶来的西方式奔放的做派，对了更多人的胃口。
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次充满温暖的、极富想象力的创作行为，很耐人寻味。
李健吾正式进入“客厅圈”后，与林徽因共享了彼此的朋友资源，相互之间的交流碰撞对创作上也大有裨益。
看吧，古往今来，人生就是一个个圈子的集合，找到合适的圈子很重要。当时的李健吾固然已不必依靠某个圈子的“抬举”，可走进那个圈子，对他也是有益无害的。
可惜，因为缺少重量级的“绯闻”，堂堂李健吾，著作等身，在若干年后的现在，居然不被大众所熟识，实在是一种文化上的悲哀。他一生都在勤勉审慎地书写，如同要赶赴一个宿世的黏恋。
按照现在的说法，李健吾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他的见解和深度，常常是超越现实的。比如，林徽因写《九十九度中》的时候，意识流还不“流行”，很多人都看不懂。李健吾却写评论盛赞林徽因：“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上。”“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
一个眼睛不够“毒”的人是做不成文学批评的。他能代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批评，不得不说眼光的毒辣是点睛之笔。
我以为我可以像如来那样摆脱一切挂恋，把无情的超自然的智慧磨成奇快无比的利刃，然而当我这个凡人硬起心肠照准了往下切的时候，它就如诗人所咏的东流水，初是奋然，竟是徒然。
——李健吾
有一种人，一生都在践行一个使命：我心写也。
即使现实凋零、生活残败，也摇曳着手中的笔杆，恒定地写下一个又一个故事。看客们看的是一个热闹，而写字的人，却透过纸与笔，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而之于李健吾，他眼里的未来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1945年10月，《文汇报》和《周报》联合举办了一次《我理想中的新中国》笔谈活动。
李健吾说，他希望这个国家能有120分的可爱：
“假如每个做官的人，每星期看一两本新文化作品；
假如每一个需要娱乐的人，能够每星期看一两出有价值的话剧或任何高级的消遣；
假如每一个平民能够每年有一两次的远近旅行；
于是，趣味向上，一团和气，这四五万万人将如何招人喜爱，在和平自由之中，携手前进呀！”
你看，他理想中的未来就是这么简单。温饱之外，读书、休闲、旅游。
你被感动了吗？你发现这是一个温暖的“预言”了吗？你有没有觉得，说出这些话的李健吾，其实是一个很懂得生活的生活家？
七十年后，我们不遗余力地崇尚这种生活的时候，给它包裹上“小资”的外衣大张旗鼓地宣传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先对七十年前说出这些话的人致敬呢？甚至，我们都不知道早就有一个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不理解他，也不记得他。
罢了！他好像也不介意。人生在世，能有三五知己懂得，就已是奢侈了。他不是还有一个懂他的“客厅”等着他吗？
他想说的话，都在笔下，能懂的人自然会懂：
“先生，你有一把切梦刀吗？
把噩梦给我切掉，那些把希望变成失望的事实，那些从小到大的折磨的痕迹，那些让爱情成为仇恨的种子，先生，你好不好送我一把刀全切了下去？你摇头。你的意思是说，没有痛苦，幸福永远不会完整。梦是奋斗的最深的动力。”
……
“几钿？”
“五百。”
“贵了！”他惘惘然而去。
可怜的老头，切梦刀帮不了你的忙，我听见你的沙哑的喉咙在吼叫，还在叹息：“五百，两套烧饼啊！”
太贵了。可是，好在他并不需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