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能明白，就请不要惊动他的坚持。他优雅的沉默，或许缘自一种深刻到不能言说的情怀。所以，你可以不懂，却不能不敬。
在太太的客厅里，他是一个公认的会办事的知识分子。可这个优点，并没有被他用来改造成他人生中的强项。他治学的专业是经济，可他人生的专业却是君子。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的『为』与『不为』，都如同他的经济学观点一样，立意淳朴却高远，旗帜鲜明而深刻。
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矣
“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岱孙，还是你有福气啊，你看老金和端升他们就遇不到这样的好事。”
“你不晓得。可能天公也怕经济学家的算计，自然待他不同常人。”
“唉！错过了陈教授一堂课，得有多少人伤心哪！”
……
这又是一个苦中作乐的周六。太太的客厅里已经坐满了人，正在分享彼此这一周内发生的新鲜事。尽管客厅已经从北平移到了昆明，再没有柔软舒适的沙发、来回忙碌的仆人、精致美味的菜肴，一切都与从前有天壤之别。可这并不妨碍他们这群人于艰难的生活境况中“提炼”出若干有趣的故事。
听陈岱孙讲完那个哭笑不得的段子，客厅里的众人都禁不住打趣他。有的人已经见识过了那桩趣事，有的则是第一次听，“反响”虽然不一，却都默契地把“枪口”对准了他。
陈岱孙自己也乐了，一向端肃的脸上露出了调皮的笑容。
这位经济学界的翘楚，刚刚上了一堂很别致的课：赏雨。不要以为教经济学的教授就不懂得风雅，文人意气再加上机缘巧合，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那年的西南联大，条件苦得惊人。最强大的师资，最窘迫的生存环境，最强烈的求知欲，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最落魄的现实。唯一富有的只是精神。学富五车的教授们在贫瘠的给养和不安全的时局下讲课治学，每一天都生活得很有“戏剧性”。
在西南联大，永远都不缺少面带菜色的教授和学生，以及各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简陋。因为物资实在匮乏，西南联大虽然集合了清华、北大等中国最高学府的最精干力量，却连个像样的校舍都没有。学校建在一片荒坟地上，地理位置绝对算不上优越，就更别提靠近繁华之地、绮丽之乡了。教室是简陋的平房，土墙、木格窗、铁皮屋顶，标志性的气候就是冬冷夏热。这还算是好地方，宿舍里的条件更加惨不忍睹。
饶是如此，每次上课的时候，学生们还要像战斗一样去抢座位。所以，西南联大每天都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一到下课，校园里的所有学生都在跑——跑着去抢座位。教室有限、桌椅有限，可学生却似乎“无限”。去得晚了，别说座位，连站的好位置都没有了。尤其是遇到像陈岱孙这样的名教授讲课，更是一座难求，教室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如果站得远，既听不见讲课的声音，也看不到板书，上课就跟听天书差不多。
碰上特殊情况，教授们也在室外讲课，真正是以天为盖、以地为庐。也难怪当时有种说法：“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
而陈岱孙这个“赏雨”的典故就发生在某个雨天。
前面已经说过了，教室里用的是铁皮屋顶。不必细说，每到刮风下雨的时候，这种屋顶制造出来的噪音之大，就可以自行想象了。所以，一遇上天气不好的日子，人人都发愁。教授在讲台上讲什么，学生根本听不见，整个教室里都回荡着风或雨跟铁皮屋顶撞击的声音。
若不是在战时，这倒也算是件雅事。风声喑哑，雨声悦耳，读书声清亮，再碰上一个花香沉醉的日子，各种声音交汇在一起，是何等的风雅！可惜，这样的非常时期，现实的生存问题压倒了一切，中国式的学士情怀只能被迫退居其次。
某一天，适逢陈岱孙在上课，却不巧遇上了下雨天。陈岱孙站在讲台上竭力“喊”课，却无济于事。没办法，噪音实在是太大了，把他说话的声音遮盖得严严实实。无奈之下，陈岱孙只能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古怪”的板书——下课赏雨，就此宣布下课。
这样的事情，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更有甚者，为了躲避空袭，还有人坐在坟包上上课。
这位“大胆”的教授就是陈达。有一天早上，昆明上空又响起了空袭警报，大家只能再一次放下手头的事情找地方躲避空袭。联大的师生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初次听到会恐惧，后来经历得多了，就麻木了。
可是，课还上不上？
当然是要上的！他们一路辗转南下、背井离乡，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都不放弃，为的不就是为来日祖国的建设与恢复保存、积蓄力量吗？
正如联大的校歌所唱的那样：“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冦复神京，还燕碣。”
雪耻、中兴，他们一刻也不敢忘。
学生们建议去郊外上课。如此一来，既不落下进度，也可顺便观赏郊外的风景，想来应该是别有一番意趣。陈教授欣然同意了。于是，十一个学生连同陈教授一起去了郊外。他们在一片小树林里坐下上了一堂露天课，或许清风徐来，也或许空气清冽，效果应该还算不错。唯一有违和感的就是：陈教授坐在一座泥坟上讲了一个半小时的人口理论。
比起这样的“诡异”事件，陈岱孙的“赏雨”虽然狼狈了些，但还是蛮雅致的。
林徽因和梁思成都不在联大工作，自然没有“机会”亲历或看到这样的事情，所有的奇闻趣事都是老朋友们讲给他们听的。当然，作为“回报”，林徽因也有一肚子的妙事讲给他们听。
“你这场雨赏的，是不是与大珠小珠落玉盘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林徽因想到当时的情景，骨子里的浪漫又“发作”了，居然有点儿神往。
陈岱孙摇头苦笑：“这妙与不妙，你去亲自体验上几次就知道了。”
林徽因不服气了：“要不是在病中，我肯定是要去看上一看的。不过，总该想想办法呀，总不能一下雨就出去赏雨啊！”
“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啊！”梁思成直摇头，“梅校长已经尽力了。我听说，又去重庆了？”
陈岱孙点头，面色凝重：“连教材都没有，教育部可当真得力！你问问培源，他的教材都是自己编的，自己油印了发给学生。我还好，无家无业的，怎么都好对付。他都要典衣卖书了，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是啊！再大的雨都有停的时候，可眼下这乱局，究竟何时才能终结呢？
陈岱孙不知道。他只是跟他的朋友林徽因等人一样，坚定地相信那个自由独立的日子终会到来。他是个教经济学的教授，他要经济报国、教书报国。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经济学是一门严肃而严谨的学科。与此相对应的，就是经济学家们的不苟言笑和书呆子气，总觉得这群人满脑子都只是空洞冰冷的理论，办实事的本领非常欠缺。
如果你也用这种论调来评价陈岱孙，可就大错特错了，起码金岳霖就头一个反对。
在金岳霖晚年的回忆录里，曾斩钉截铁地表示：“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他能办事，并且能办大事。”
1945年，抗战结束后，为了清华大学能顺利回迁，梅贻琦校长委任陈岱孙为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孤身一人携带巨款最先回到北平，接收和恢复清华大学，并作好学校回迁的各种准备。
为什么是陈岱孙而不是别人呢？
这说明了两点：一、梅贻琦很信任陈岱孙；二、陈岱孙确实有这个能力。
他（梅贻琦）知道陈岱孙先生能办事，所以在大家回到清华园以前，他派陈先生回北京做恢复清华园的麻烦工作。
——金岳霖
其实从前还在北平时，梅贻琦有事外出，也常委托陈岱孙代理校事，而陈岱孙也总是处理得很好。行事果断干脆，很符合他经济学家严谨、缜密的职业习惯。那次先行回北平接收清华，同样也办得很漂亮。
清华校园受到日帝军队的破坏，糟蹋得不像样。教员的宿舍也成为养马房子。陈岱孙先生居然在短期内把清华校园收拾到原先一样，重办大学。
——金岳霖
可这个会办事的知识分子，一生却只专心做了一件事——教书。
对他而言，教书不仅是安身立命的职业，更是他全部生命的诠解方式，这种诠解几近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和投入。
——王曙光
他说：“治学如筑塔，基础须广大，然后层层堆建上去，将来总有合尖之一日，学经济学欲求专门深造，亦应先奠广基。”
他还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这份自得与满足，像极了当年的唐太宗看到新录取的进士从端门鱼贯而入时的豪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而陈岱孙，无意延揽天下的英雄，却只想培育天下的英才。“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
殊不知，只这一件事，就足以让人景仰百年。百年树人，他用一生的岁月完成了这件大事，带着宗教式的虔诚、哲学式的理解，生命之重、文明之精，皆注于此，一生不悔。
一诺千金的夕阳武士？
“哦，梅校长亲自主婚？面子不小啊！看来这对新人大有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