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需要你静下心来去了解的政治学者。
在他身上，有中国知识分子最典型的『习气』，也有时代传达给他的最自然的反应，还有学者遇上政治时的纠结与苦恼。他有的时候强硬，有的时候天真，也有的时候暴躁。但是，在面对他们这个群体的良知时，他是有资格平静的。
在这个客厅里，他的视线始终高于头顶那片四方的天空，思考与批判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所以，他不需特立独行，生命已成华章。
书生请命，无路投缨
那是1934年的春天。
北平城的寒冷还在张扬着最后一点余威，每一阵风经过，都像席卷了漫天的愁苦似的，明明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却凉得人心里发慌。
梁家的客厅里，依旧高朋满座。只不过，这一次聊天的话题有点儿沉重。
可在如今这个世道，活着都成了奢侈，还有什么样的话题不沉重呢？即便是清雅的诗词歌赋，也因为国殇而带上了几分难言的凄厉。更何况，这个客厅里的所有人，都做不到“莫谈国事”啊！
许是感觉到了气氛的僵凝，此次话题的焦点人物钱端升吐出一口长气，暂停了议论与愤懑，笑着问男主人梁思成：“徽因呢？来了这许久，怎么也不见她？”
梁思成坐在他惯常坐的位子上，朝后努努嘴，含笑道：“家事！我们的大管家脱不开身了。”
众人不由一阵会心大笑。
其时，我们可爱的主妇林徽因正“困”在一团麻似的家务里：老母亲、年幼的儿女、杂乱的家事、忙碌的工作……让这个灵秀的女子常常分身乏术。正如林徽因的好友费慰梅所说：“中国的传统要求她照顾她的妈妈、丈夫和孩子们，监管六七个仆人，还得看清楚外边来承办伙食的人和器物，总之，她是被要求担任法律上家庭经理的角色。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她实际上是这群人的囚犯，他们每件事都要找她作决定。”
在这个家里，她的活跃与忙碌一样鲜明。大家信赖她，喜欢她。就像此时此刻，略显沉重的客厅里很需要她这个活泼的女主人来缓和一下气氛。大多数情况下，她深刻的见解、敏捷的才思，总是给人极大的启发与触动。
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不是要商量着作一个决定，而只是想对即将到来的事实作一个深入的探讨。
说笑了一阵子，钱端升反倒平静下来了。既然心里早就有了决定，又何须顾虑太多？古往今来，哪一次请命是顺遂的？他们这样的人，难过的本来就不是后果。对某些人而言，有心请命、无路投缨固然可悲，可更可悲的却是丧失这个群体该有的良心和使命感！既然有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那么有一些委屈和不公也是非遭遇不可的。
他马上就要成为北方两大报之一《益世报》的主笔。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聘任。就在前不久，他的前任——南开大学的罗隆基教授被迫去职。至于原因，则非常简单：罗在《益世报》上用尖锐的文章大骂国民党的妥协式外交，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对日“武力抗战”的主张，要求无条件停止内战，并且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建立超越党派的国防政府。
国民政府恼羞成怒，警告、拉拢未遂，就索性暗杀。还好罗隆基命大，侥幸逃脱了，但《益世报》却不得不停止与他的签约。
前事的余烟尚未散尽，抗日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钱端升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任，其压力与阻力自是不必多言：《益世报》想要得以保全，就不得触及政府逆鳞。可若是献媚流俗、随政府起舞，就违背了《益世报》的精神，也势必失去广大读者的心。最重要的是，为苟安而折腰，实在有亏气节，必为人所不齿。
在中国，最硬的是笔杆，最软的也是笔杆。而区别一个文人可爱与否的标准，就在这握笔的姿势。说白了，就是一种骨气。
巧得很，钱端升非常珍视这种东西。或者说，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非常珍视自己及他人的骨气。
许多年后，“太太的客厅”被迫四分五裂，昔日的朋友们天各一方。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逃难到了四川。其时，生活非常艰苦，敌机时不时就来轰炸，生命根本无法保障，恐慌与压抑弥漫。我泱泱中华，在战争的摧残下变得狼狈不堪。而那些人，那些用生命和精神践行承诺的人，依然在坚守着他们顽固的信念。
有一天，小小的梁从诫和母亲聊天，他问妈妈：“如果日本人打到了四川，我们怎么办？”
病弱憔悴却依旧流转着光彩的林徽因，慈爱地抚摩一下儿子的头，平静地回答：“我们中国的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的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淡淡的、坚定的，没有抱怨、没有不甘，就好像这是她愿意虔诚服从的命运。她是一个母亲，可她更是一个中国的读书人，所以，她可以平静地对着儿子说出这样的话。
她相信并且恪守：在这个世界上，生命固然珍贵，可有一种东西，却远比一生一次的生命还要珍贵，那就是——这个民族的骨气和尊严。
任何人都无权折辱。
看，这就是林徽因，或者说是以她为代表的民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她和她的朋友们，虽不能上阵杀敌，却顽固地坚守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底线：不受外辱！
小女子尚且如此，何况是堂堂的七尺男儿！没错，比起罗隆基，钱端升固然“温和”了许多，可他对外敌入侵的痛恨却与林徽因是如出一辙的。费慰梅曾如此评价过钱端升：“钱端升是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
所以，这份看起来光鲜的差事，其实非常棘手。
还好，纵是春光清冷了些，也到底不曾失了格调。见多识广的老北京城，历经数千年的沧桑荣辱，早就练就了一股豁达豪迈之气。再怎么落魄，看起来也是风采超然。生活在这样的格局里，难道不应该更多些从容冷静吗？
梁家的美丽女主人林徽因无论多忙，都没有忘了朋友们的聚会。虽然事务繁多，可她已经理出了科学而有效的方法，所以，她总能抽出时间参加这样的讨论。
林徽因一加入，气氛顿时就热烈了许多。她敏捷的思路与诚挚的关怀，让钱端升心里的郁结与沉闷之气消散了不少。
温馨雅致的客厅里，许是因着熏然的春光，许是因着孩童们天真的玩笑，许是因着佣仆们认真却茫然的忙碌，竟少了许多寒意，渐渐暖和了起来。客人们又开始畅聊倾谈，一派热烈。林徽因清亮的声音穿梭在客厅的各个角落里，透着一股无法言传的吸引力。
铁骨铮铮的寂寞斗士
“老罗虽然尖刻狂恣了些，说出来的道理却是对的。如今这局势，不打是不行了。中国人什么都能当得，就是当不得亡国奴！”
“这件事自是毋庸置疑，但老罗行事未免太偏激了些。依我看，其心虽可嘉，行事做派却不可取。”
“若是我们这些人连说真话的权利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民主、自由！”
“话也不能这么说。中国的当务之急，莫过于在最短时期内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鉴于此，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也不失为上策……统一的国民意志是必需的。若人人追求绝对之民主与自由，则国家之权必受限制，恐于大局无益……”
……
客厅里的讨论越发激烈起来，尤以钱端升和张奚若两人为甚。说到激愤处，两人手臂大力地挥舞，情绪激昂，简直要怒发冲冠了。
有人“上火”，自然就有人去“败火”。很显然，主人梁思成与林徽因常常扮演这样的角色。
“你看，又‘吵’上了。”林徽因与梁思成对视一眼，故作轻快地调侃道，“他们这是拿出了做学问的狠劲来论道呢！”
“不‘狠’，可就不是他钱端升了！”
客厅里的众人哈哈大笑。
钱端升也笑了，脸上又露出了他惯常有的谦和与宽厚。其实，如果不是涉及政局时事，他也只是个儒雅的学者与教授，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抨击时势时的“杀气”。他，他们，总忘不了指点江山的“本能”。尤其是在国难时艰的时候，更放不下“论道”的使命。
可“论道”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极难。从古至今，书生论道的下场有几个是好的？他们固然存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天真理想，并且矢志践行，虽头破血流亦不言悔，奈何总被无情地抛弃，实在是让人可叹、可敬。我们心疼于这样的悲哀，却又感动于这样的执拗。所谓希望与未来，不常由此发端吗？
“老钱，此去艰险，你要善自珍重。”那一日，走出梁家客厅的时候，林徽因谆谆嘱咐。她了解她的朋友，所以她从来不劝他远离危险，因为她知道他无法远离。
那一年，钱端升已经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并以其人品学问得到国民党的器重与赏识。与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从国外学成归来的钱端升，兀自怀揣着富国强民、独立自主的理想，希望能借由加入一个组织来做更多、更有用的实事。
与罗隆基不同，自国外留学归来、接受过西式教育的钱端升并不“推崇”民主与自由。相反，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的国家更需要一个有“中心势力”及强有力的政府。只要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的将来有益，他并不反对任何人作为一个党派的领导者来推动国家的进步与发展。
这就是他的天真与热血之处。他爱着祖国那光明的将来，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他愿意全情以赴、全力以赴。
可是，他错了。至少，事实不像他想的那般模样。
接任《益世报》的主笔后，钱端升依旧不改其犀利本色。在他在任的短短八个月之内，就发表了一百七十篇评论，多为主张抗日、反对投降的文章。其文句句针砭时弊，直中要害，让人直呼痛快。
然而，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大展身手的开始，尤其是其言其行违背了当局的意愿时。钱端升的铁笔直言，显然触犯了某些人的底线。于是，随着一篇名为《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社论的发表，钱端升再次走上了与罗隆基类似的老路。
那么，这位“黄委员长”是何许人也？“黄委员长南行”又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以至于让本来极受器重的钱端升也被打入了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