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1933年的春天说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的狼子野心已是昭然若揭。其后更是步步紧逼，大行侵略之事。1933年3月，日军占领了热河，逼近平津，并进攻长城各关口，华北局势一片危急，人心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任“同盟会”早期的成员、国民党元老黄郛为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
“大人物”来办大事，本可成就一桩大快人心的好事。可惜啊，民众翘首以待并没有等来期望中的结局。
经过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的数次秘密交涉，“黄委员长”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而这项协定，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确实为数不少。可在一个信仰“三民主义”的政权体制内，依然签订这样的条约，实在是让人失望。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人看到了，都会愤怒，都会忍不住拍案而起。
可是，在华北局势暂缓的假象下，国民政府更愿意相信这样的举措是“顾全大局”、从长计议。而且，他们也以此来要求民众，要求他们保有这样的“共识”。
“民心”这个东西，是强权逼迫不出来的。你可以限制老百姓吃什么、住什么、说什么话，却不能管住他们心里想什么。在生存和人格双双受到践踏的时候，民众是不会满足于假象带来的耻辱的。
接下来，“黄委员长”又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本进行了华北的善后交涉谈判，并于1934年与日方达成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的协议，等于是变相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
一时间，舆论沸腾，国民党当局遭到一片骂声。
时任《益世报》主笔的钱端升，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发表了《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一文。就是这篇文章，断送了钱端升的光辉“仕途”，让他在蒋介石心中的形象大打了折扣。
在这篇文章中，钱端升痛斥黄郛的妥协，并鞭辟入里地分析出了中日之间问题的实质，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日本对华战争的真相：
“我们以为日本人对华的最后目标在制服中国（或武力并吞，或攻守同盟，或经济操纵）。在没有达到最后目标以前，他们的欲望是不会满足的，他们一定是得寸进尺，得尺进尺，有机便乘的。”
“黄氏本以熟悉日本情形见称于时，国人所期望于他者当然也在此处。但联络好感的条件如是权利的割让，如通车等，则我们宁可不要好感，宁可受浪人的扰乱。我们只能有一分力量，则用一分力量来抵抗。中日问题根本是无法解决的，我们愿黄氏对于妥协一道勿轻予尝试……”
而对于政府的“委曲求全”，钱端升也毫不避讳地指出：“割了东北，日本仍会要求华北；割了华北，日本仍会要求长江。与其开门揖盗、财物被劫、内眷蒙羞（近来中国民气的衰落和妇女被污有同样说不出的苦），而生命终归乌有，毋宁与盗肉搏，而死壮士之死！”
就这篇社论本身而言，确实比那些干脆破口大骂的文人温和了不知多少倍。他只是在就事论事，只是在宣传抗日！他以为自己在恪尽自己的本分，可在有些人眼里，这却成了“非分”——与政府的想法背道而驰，没错也是有错。
钱端升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他心中坦荡，自然就行事光明。报者，报也，既为报人，就该报世事动态、民心所指，岂可因一己之安危而罔顾公理与民意？
1934年4月19日，钱端升又发表了《黄郛与华北》一文，继续宣扬抗日理论，声讨黄氏的妥协行为。
如果说《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是“点火”的话，《黄郛与华北》就无异于“浇油”了。在政府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旗时，他钱端升一个书生，怎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大放厥词，质疑当局的决定？
事情的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料到的：钱端升接二连三发表这样“不合时宜”的文章，让蒋介石大为恼火。不久，钱端升被迫去职，南下前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
时光深处的梦想
钱端升离开了北平，离开了他的朋友们。梁家少了一个激昂忧愤的客人，梁家客厅的主人与其他客人却自此多了一份深远的牵挂。
聚集在梁家的客厅里说文论道、意趣风雅的客人们，都是社会的精英，各有所长。虽身处不同的行业，却因一份共同的志趣与情怀而成为了挚友。即使时空阻隔、际遇不同，也不曾减少对彼此的情谊。
离开北平的钱端升，在老友们遥遥的惦记中继续着他的生活。他依旧是那个热血书生，在艰难的现实里教书布道、奔走呼号。然而，这个世界终究不只是存活在有志者的想象中。它真实的面貌，要比那些孩子气的期许丑陋许多。
彼时的钱端升，已经失去了“领袖”的喜爱，孤身挣扎在那个让他渐渐陌生与不自在的圈子里，像是一个孤独的侠客。虽有旧友的相惜与相顾，却总不能脱困于现实的尴尬。这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的悲哀。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
《益世报》事件之后，钱端升的好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由于认可钱端升的学识才干，在推荐教育部次长继任人选时，仍向老蒋大力推荐了钱端升。可蒋介石显然不愿意再招惹钱端升这样的“麻烦”，大手一挥，就把他否决了。
即便这样，钱端升还是恪守着他当初的理想，治学、醒世、报国。即便被冷遇、被漠视，他也继续着他当初的坚持。尽管这份坚持已经显得有点可笑。
在主持《益世报》期间，钱端升曾发表过一篇名为《关于宪法草案的根本问题》的社论。他认为当前中国不适宜有宪法：“我们应先知道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中国现代需要的，第一步是安定的政局，第二步是统一的国民意志，第三步是有力的政府。”
这篇社论发表在黄郛事件之后。也就是说，在政府和“领袖”已对他不满的情况下，他依然愿意服从他想象中的那个“有力的政府”。
这是对政府献媚吗？这是在变相地求“原谅”吗？
是，或者不是，每个人的判断与答案不尽相同。即便钱端升还在，他可能也只是付之一笑，不作辩解。对于懂他和相信他的人而言，不必多言，也无需多言。反之，则多说无益。
古往今来，以“文章报国”为志的书生们，虽观点不一、见解不同，却总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忠于自己信奉和坚持的信条，忠于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情感。
所以，他们真正忠诚的，绝非掌握着生杀大权和个人命运的某个政府、某个“领袖”。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看到自己寄予厚望和期许的政府越来越不一样，并且离那个独立而自强的国家未来越来越远时，钱端升的失望与动摇自是不必多言。
物价飞涨、内战不休、民生困顿……这样的日子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而这样的现状，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钱端升在思考，所有的知识分子和爱国者也在思考。而在现实里举步维艰的中国老百姓也需要一个答案。
渐渐地，有些东西在慢慢消失，而有些东西则一天比一天明晰。从前奉行“极权主义”，支持“有力的政府”的钱端升，终于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作出了最终的选择。
抗战结束后，内战仍在继续。外敌面前，我们尚可同仇敌忾、一往无前。如今枪口对着同胞，同室操戈，怎么可能理直气壮、义无反顾？民心所趋之下，全国各界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停止内战的渴望。
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六千多人聚集在一起，举行了一场时事晚会。与会人员除西南联大的学生外，还包括社会各界的人士。彼时的钱端升已在梦想屡次幻灭的过程中捋清了思路，再也不相信那样的政府可以救中国，更不愿意服从于那样不尊重民意的“极权主义”。他发表了名为《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的演讲，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并指出“我们需要联合政府”。
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样的情景通常发生在所呼正中民心、所想正合民意的情况下。“呼者”的人品、德望、才识、见地固然重要，可若是所言不实，也绝难得来“应者”，更别提“云集”了。
而那一夜，“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因为它让许多人明白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就在与会者听得热血沸腾、掌声雷动之时，突然枪声大作，国民党当局出动军队包围了会场，并鸣枪相胁。子弹呼啸着来回穿梭，如同死神的号角。而钱端升却无畏无惧，仍旧高声演讲，谈笑自若。
历史将永记那个夜晚。风声与枪声，一个民族的挣扎与一个学者的骨气，一个群体的抗争与一段必须被追念的记忆。
如果说这件事情让钱端升对国民党绝望，那么接下来的“一二？一”惨案则成了压垮最后一点儿情分的稻草。
12月1日，国民党在联大师范学院大门前开枪并投掷手榴弹，当场就造成四人死亡、二十多人重伤。
至此，钱端升彻底丢掉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与之分道扬镳。他再也不是蒋介石的座上宾，相反，他还收到了国民党特务寄给他的子弹。
他就是这样，不惮胁迫、不图名利，只喜“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在那些可以出入于高层身边的日子里，他从来都没有为自己求取过“功名”。他为这个国家做事心甘情愿，却不屑于用做官、做高官来报偿自己的辛劳。
直到最后，哪怕风雨如晦，人生陷于凛冽的寒冬，他也恒定如初，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他淡然地说，那是他，或者说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命运，他愿意去分担祖国的苦难。“至于我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
如果你能读懂，你会明白：在迢遥的时光深处，钱端升始终怀着一个坚定而简单的梦想，那就是国富民强。
他们那一代人，因为与时代的遭逢，自然而然地承担了那样的使命，情深、志坚，并矢志不悔。
于是，历史在前进和转身的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难言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