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张奚若公然大骂国民政府“独裁专断”“腐败无能”。蒋介石做“领袖”多年，鲜少被人如此直接公开地责骂。顿时觉得很难堪，只能按铃提醒他：“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竟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参加参政会。
众目睽睽之下“侮辱”领袖，大发“大逆不道”之言。要是放在以前，这罪名都能要他的命了。可张奚若不但不知收敛，还“变本加厉”。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从社会各界共选了三十八名代表。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青年党五人，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九人。傅斯年和张奚若是无党派代表，属于社会贤达。按规矩，无党派代表要由各党派提名。结果，“民盟”和“中共”一致举荐张奚若，国民党也宣称张奚若是国民党老党员，要由他们提名。张奚若却毫不买账：“不错，我曾是一个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也很奔走了一番。但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民国二年我去美国前即已向陕西省党部声明脱离关系……1928年我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时，又有人要我入党，我就拒绝了。”这还不算，他又给重庆的《大公报》写了一封信，郑重声明：“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如果说不承认是国民党党员只是让国民党扫兴的话，这“侮辱”两个字就足以让他们恼羞成怒了。要不是因为他是老同盟会会员，那暗杀的对象就不只是闻一多了。
还有一次，在几个高校联合举办的时事演讲会上，张奚若毫不避讳地大谈政府的独裁统治：“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作‘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
所以，鉴于时政如此不堪，为生民国家前程计，应该“彻底废止党治”，组织联合政府：“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他已经渐渐跟他从前的许多朋友分道扬镳，比如蒋廷黻。他或许还愿意认可他的观点：“历史已经使知识分子阶级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无意谦让。”却再也不能如蒋一样，支持一个“强有力的、甚至是独裁的领袖”。
周培源的夫人王蒂瀓曾评价张奚若说：“完全是四方的。”棱角鲜明，刚直耿介，此言确实不虚。而作为老友，陈岱孙的看法则是：“合志士与学者于一身的人物。”不空谈、不炫智，“为政不在多言”。一旦开口，便是发人深省。正如费正清的高徒易社强所说：“张堪称礼貌得体沉稳谨慎的楷模，总是隐忍克制，总是字斟句酌。有个观察者写道，他的嘴就像北平紫禁城的城门，‘似乎永远是紧闭的’。”
张奚若一生崇尚民主政治，追求独立的人格与自由。其言锐、其行直，足可堪后人尊重。
他定下了这个国家的名字
“思成、徽因，我给你们介绍两位新朋友。”
这已经是1948年的年底。被严冬包围了的北平城，处处都透着一股逼人的寒意。即便是待在被炉火烤暖了的屋子里，也躲不过门缝里透进来的冷风和天地间冰寒的震慑。人们袖着手闷坐在屋里，遥望着城外的方向，时不时就能听到沉闷刺耳的炮声和枪声，既不安，又有隐隐的期待。
这座充斥着恐慌的华贵孤城里，连空气都有些莫名的颤抖。战争就要结束了，只是不知道这即将到来的明天，会是怎样的光景。
而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显然还有更深一层的担忧。哪一场战争的胜利不是堆砌在层层的废墟之上？可如果要用北平城的毁灭来作为“祭礼”，那么这代价也未免太昂贵了。这里可是一部活着的历史啊！一旦消失了，就再也无法弥补和修复。
可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百无一用是书生。在这种炮火连天的战争时期，这句话好像格外正确。他们可以在脑子里把这座古城的所有建筑记得一清二楚，布局、材质、工艺、色调……却独独没有办法保全它们。战争的残酷法则之一，就是能完全磨灭人们对美的感知。
直到张奚若带着两个陌生的客人敲开了梁家的大门，梁思成和林徽因担忧的事情才有了着落。
彼时他们的家已不在总布胡同，而是在清华园。张奚若依然是梁家的常客。这次的来访，发生得突兀却又顺理成章。
到达梁家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客厅里很安静，一点儿都看不出白日里的热闹。
幽暗的灯光下，梁思成和林徽因看到这两位穿了灰色棉布军装的客人，先是一惊，继而就明白了来者的身份。
他们说得很诚恳，也很客气：我们非常希望能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但是，万一谈判破裂，我们只能武装攻城。今天来就是想请教专家，北平城里哪些古建筑是需要保护的。到时候真打起仗来，我们也好避开，禁止炮击，以免炮火所至，毁坏了珍贵的文物。
他们拿出一张地图，请梁思成在上面标出“禁区”。
梁思成和林徽因感动了。一个在战争时期仍然记得尽量保全珍贵文物的部队，他们没有理由不信任、不支持。
这是梁林夫妇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共产党，而他们的“引路人”就是张奚若。
他曾无数次出入于梁家的客厅，或谈笑风生，或指点江山，可没有哪一次能让梁思成和林徽因感动成那样！
说是举手之劳，可这一次“举手”，却需要远见和胆识的支撑。这个一路嬉笑怒骂的刚硬书生，在层层刚硬之下，包裹的就是常人窥不到的柔软。
也许，他等这一天也很久了。
可他等的究竟是什么呢？
很久以前，他还在七尺讲台上教书。苛刻固是苛刻，却总忘不了仪态从容。不那么紧张忙碌的时候，也跟学生们扯闲篇。讲到亚里士多德时，张奚若说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的《政治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而人除此之外还应该有另一种生活，即“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张奚若半是玩笑半是挖苦地说道：“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
有人说，以良心作为判断政治上是非的最终标准，既是它的最大优点，也是它的最高价值。个人的良心虽不见得一定是对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比它更对更可靠的标准是没有的。
可能张奚若理想中的政权体制，是应该首先满足民众的mere life，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实现noble life。他一生所做所求，或许就是这样的简单。如果有一天，这个理想中的社会真的实现了，他是不是就如紫禁城的门，开始维持高贵的沉默？而那些尖刻，也都将成为历史，化成欣慰的笑意。
就因为还没有实现，所以他不能消停？
那天晚上，梁思成伏在书桌上，就着并不明亮的灯光，认真地在地图上圈出了一个个“禁区”。如果战争是必须的，至少在这战争里，还有让人坚持下去的希望。
送走那两位客人之后，余下的人也有了决定。
而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已开始实施“挽救”计划，要把各高校的教授学者都送到台湾。没想到，在“挽救”名单之内的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走。而张奚若、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清华大学，除了外文系主任之外，再没有人愿意被“挽救”。
最终，除了梅贻琦等几人，清华余下的二百六十九位教师均留在了北平。
1949年1月，张奚若和张岱年、费孝通、钱伟长、李广田等三十七位教授，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呼吁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和平解放北平，勿使无辜民众再受战争之苦。
北平最终和平解放了。那个传说中“秋毫无犯”的部队进了城，梁思成亲手圈出来的应急方案也没用上。张奚若高兴得很，说：“这是中国两千年来规模最大的社会革命！”
开国大典前，张奚若被推举为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常委会委员。在商议新中国的国名时，大家产生了分歧，争论得很是激烈。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有人则提议用“中华人民民国”。张奚若反复思虑，觉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合适。他说：“‘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我看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吧，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这一番解释，既有学者的考究，也有政治家的严谨，让人心悦诚服。与会代表经过一番讨论，都觉得这个提议好。于是，一锤定音，新中国有了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
另外，张奚若还提议仿照法国国歌《马赛曲》的例子，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并且保留原歌词，以警醒国人永不忘国耻。
做完这一切的张奚若，似乎欣慰而满足。他从年轻时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终于找到了吗？
他坐在老友家的客厅里，看着他们在忙碌而紧张地设计新中国的国徽，不由得有些感慨：他们这一代人，一生辛苦奔走，不就是为了能有一天，可以把象征国家尊严和国民意志的徽章郑重而堂皇地挂上去吗？
还好，他看到了，他们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