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美国朋友。
年轻的时候，他翻山涉水来到中国，在世界给他树立的观念还没有强硬到不可改变之前，切身地、详细地了解了中国。他代表着一个新兴的梦想，要对一个曾经辉煌、今已落魄的过时梦想给出新的解读。然后，用美国的视角、学者的情怀、朋友的立场、良善者的心态，在他的美国同胞甚至全世界面前，打开了一个更深刻、更具象的中国。
而对这个客厅来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为我们保存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那些资料的勾勒和补充下，这个客厅变得更立体了，出入于这个客厅的主人和客人们也更真实了。
两个朋友，一个名字
这个在西方被叫作“Peking”的城市确实很“老”了。
从这个古老的国家有了文明的那天起，它就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使命。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尽管屡经沧桑、硝烟不断，可在数千年的磨砺中，它已经修炼出了一身的底蕴与大气。就算落魄，也依旧从容、淡定，让人不可小觑。
瞧，这个几百年来一直筑着城墙的城市，还是美得那么壮观、那么令人敬畏！
世界上已没有像北平城那样的其他壮观了。
——费正清
只是，那时候，这个只有二十多岁的美国青年，还不能熟练地用成语表达他的观感。没办法，他虽然研究过汉语，却没有那么高的“道行”——用汉语来形容初入他眼的中国。他只是震惊、好奇、感慨、新鲜，用热切而迷惑的眼光打量着这个跟他的祖国完全不一样的东方古国。
一路走来，他坐船、坐火车，看到的中国几乎每一寸土地都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差异。这个国家地大物博、文化久远，曾经让马可·波罗宣扬成了一个天堂。谁也想不到，几百年之后，这里居然贫穷落后到这样的程度！
他们一度关起了门，不愿意，或者确切地说是不屑于去看外面的世界，直到被外面的炮声惊醒，才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跟他们当初的想象不一样了。
而现在，他，一个外国人，主动走进了这个国家，要研究它、了解它。
这是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必做的功课。
那时候，他还叫作John King Fairbank，只对这个国家有理论上的认识。他还很年轻，一切都刚刚开始。
那是1932年初，还未从寒冬中彻底复苏的北平迎来了这个特殊的客人。谁都想不到这次来访问中国，对这个年轻人意味着什么。
说实话，年轻的Fairbank也不确定这个被战火笼罩着的国家会带给他什么。他在中国的生活，会是什么颜色的呢？像清晨薄雾中的灰色，还是像黄昏时残阳将坠未坠的暗红？又或者，像他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上看到的那样富丽冶艳？
他不知道，但他很期待。
这里毕竟不是他的故国。他那点儿可怜的汉语，还有举目无亲的现实，虽不至于让他在中国的生活受到太大的影响，但离融入中国的社会和圈子还是差了些，直到他认识了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
他们迷人而热情，身上有一种中西合璧的独特魅力。他们了解美国，还能讲得一口漂亮的英语。那时候，费正清刚刚新婚两个月，与他们“一见钟情”。不期而遇的时候，谁也想不到这段友谊会持续那么久。
这对夫妇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你……能不能……帮我取个……名字？”来北平待了一段时间，Fairbank的中文比起从前在美国时，可算是天上与地下的区别了。可毕竟不是母语，在说话的时候，还是会在音调、语气上有些“天然”的生硬。
“我看，就叫‘费正清’好了！”梁思成思虑许久，为这位刚结识不久的美国朋友取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名字。
当时的费正清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当然不会明白这三个字的意思。直到很多年后，费正清第二次来华，因为不想跟陆军情报局的麦克？费希尔重“姓”，自己把名字改成了“范朋克”，梁思成才告诉他这个名字的寓意：“费正清的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且‘正’‘清’两字又跟英文原名John King谐音。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
“这个名字好！很适合你！”林徽因拍着手，欢快地对他们的新朋友说道。刚生下第二个孩子不久的她，正洋溢着一种母性的美。柔和、艳烈，如同正当其时的向日葵，美得让人移不开视线。
“费——正——清！”费正清坐在沙发上，一字一字地念着自己的中国名字，越念越喜欢。从此，这个名字陪伴了他一生，陪着他从年轻到老去，从对华问题的后起之秀到权威专家。直到中国记住了费正清，美国了解了中国。
这不是费正清了解中国的第一步，却是他正式融入中国的开始。
梁思成也给费正清的妻子Wilma Denio Cannon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费慰梅。他们开始频繁地出入梁家，在那个热闹而温馨的客厅里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朋友：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这些人对费正清的学术研究形成了重要的影响，也让他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这两对夫妇开始了长达一生的交往。费正清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两个可爱的中国朋友给了他一个名字、一种生活。
思成与徽因皆出名门，有名声显赫的父亲，因为他们和他们的朋友的关系，许多领域都为我们敞开了大门，我们不再是旁观者。隔年（1933年），费正清开始在清华大学授课，我们觉得已经是这里的一分子了。
——费慰梅
在北平的第一年，费正清夫妇基本上是在四处游历和苦学中文中度过的。他们近距离地看着中国的山山水水、古老文明，还有这个国家的风土民情，以及活生生的人和最真实的生活。这样置身其中的观察和体验，让费正清对中国的认识立体了起来。它不再是一行文字、一幅画，而是真实，完全客观的真实。
他吃到了中国的白色豆芽，感觉到了北平的寒冷，亲眼看到了像雪一样漫天飞舞的黄色风沙，还有裹小脚的中国女孩、纯中国式的社交、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北平的夜生活……费正清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宽泛，也更深刻和具体。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并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专家也不在少数，但是最后能取得费正清那样的成就的人却非常稀少。甚至可以说，在中美关系史上，费正清已经成了最避不开的一个人物，是无法取代的。
在费正清来华之前，已经有两个著名的美国人来到了中国，并且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就是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在华期间，费正清跟这两个人也有来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影响。
尽管信仰不同，可费正清依然认为“史沫特莱是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美国伟大战士之一”。因为早年的苦难经历，史沫特莱对社会底层的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让她可以很容易地打入中国的底层社会，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情况。她喜欢中国，并且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她始终自愿且热诚地参与到中国的革命斗争中。
史沫特莱与其说是一位新闻记者，倒不如说是一位宣传家。而斯诺在我看来，恰好跟她相反。
——费正清
在中国的那些年里，斯诺习惯用的人称是“我们”，而不是“你”“你们”。他把自己当成了中国正在承受的苦难中的一部分，始终恪守着一个记者的立场，也是中国人的立场。他没有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旁观者，而是直接作为参与者：帮助游击队抗日，掩护邓颖超脱险，支持并参加学生运动……他在爱着这个苦难中依旧散发着魅力的国家。甚至在他去世时，都要求把一部分骨灰埋在中国。
而费正清，初入中国时只是一个“半生不熟的自由主义者——本意良好，对革命则一窍不通”。他这位“曾在哈佛和牛津大学进修、从事学术研究的上流社会人士”，必然有他这个阶层、立场上本能的矜持，他甚至还不确定他的学术观点。他曾说过：“我意识到哈佛大学和美国需要了解中国——显然，这是一种信仰的行动。”这就是他来中国的原因和动力。
在北平的那几年里，他一边进修汉语，一边在清华教书，而他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在顺利地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地开始用另外一种视角审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