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京渐近，悲情难拨，述怀一首（卷十七，4006－4007）同四月三十日，大伴家持
忽见入京述怀之作。生别悲兮断肠万回，怨绪难禁，聊奉所心一首
（卷十七，4008－4010）同五月二日，大伴池主
越前国掾大伴宿祢池主来赠歌（卷十八，4073－4075）天平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大伴池主
越中国守大伴家持报赠歌（卷十八，4076—4079）同十六日，大伴家持
越前国掾大伴宿祢池主来赠戏歌（卷十八，4128—4131）天平胜宝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大伴池主
（返报歌脱漏）
更来赠歌（卷十八，4132－4133）
（返歌不明）
四月三日，赠越前判官大伴宿祢池主杜鹃歌（卷十九，4177—4179）天平胜宝二年，大伴家持
（返歌不明）
赠鹈越前判官大伴宿祢池主歌（卷十九，4189－4191）同四月九日，大伴家持
以上均为大伴家持在越中任职时所作。由此可知，对于家持而言，池主是何等重要的朋友！顺便提一下，在写下上述最后一首歌七年之后，即天平胜宝九年（天平宝字元年，757），大伴池主在奈良麻吕之变中受到牵连而殒命。从大伴池主所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万叶和歌中，中西进先生们能够读出当时的政治情况，读出大伴池主反抗藤原氏、支持橘氏的坚强意志。大伴家持总算没有受到株连，只是被左迁到因幡。可以想象，当时大伴池主的意志较大伴家持更为强烈。
上述赠答表明了大伴家持对大伴池主的期待和信赖。大伴家持将支持橘诸兄政权即皇亲政治的志向托付给了大伴池主。特别是在他转任到越前以后，前任越前守大伴骏河麻吕也因奈良麻吕之变受到株连，遭到弹劾。三人的感情可以说是相通的。骏河麻吕是在天平十八年九月赴越前就任的，与六月（或闰七月）大伴家持被任命为越中守，属于同一批人事变动。
当时是天平十九年，家持当然不会知道池主转任的消息，更没有预测到诸兄的死和奈良麻吕之变。但对于圣武天皇、橘诸兄体制的期待应很强烈。
当时家持应为少壮之身，大概为三十岁左右。以三十岁左右的年龄，初次作为国守调任，而且肩负着诸兄的重托，前往拥有东大寺寺田和奈良麻吕领地的越中赴任，同时还负责建立大佛的事宜。这既使家持感到莫大的压力，但反过来又令他颇为骄傲。
大伴池主当时就在那里。从作品中推测，池主似较家持年长，而且是先于家持以汉诗相赠，文彩也优于年轻的家持。家持将希望寄托于池主是有原因的。
如果按照冈田氏的说法，两人模仿刘琨、卢谌进行赠答，那么原因就在于家持与池主在境遇和心情上的共鸣。正如古泽氏所关注的，刘琨和卢谌也属于“主从关系”。刘琨因与卢谌的父亲（卢志）关系甚密，所以才录用了卢谌，也有学者称卢谌为“僚属”。家持与池主的赠答围绕着作为僚属的卢谌与刘琨分道扬镳，投奔段匹磾而展开。其情况与家持后来的越前赴任很相似，但现在谈论这一点还为时过早。
另外，卢谌不单单是僚属，他还是刘琨的“诗友”。卢谌作有《赠刘琨一首并书》（《文选》卷二十五），是由书和二十首诗组成的鸿篇巨制。从中也可以看出，卢谌的诗才为人们所赏识。而刘琨也极富文学才能，他创作有文集十卷，诗集十二卷，同时作为“二十四友”之一，曾在高密王泰手下历任著作郎、大学博士和尚书郎。
而且，刘琨和卢谌还是“姻亲关系”。卢谌在《赠刘琨一首并书》中说：“伊谌陋宗，昔遘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第三首）。嘉惠指刘琨与卢谌之父卢志的交友关系，婚姻关系即刘琨的妻子是卢谌的姨母，刘琨弟弟的妻子是卢谌的妹妹。诗中谈到，这种深厚的情谊一直延续了两代人。
以上三点均与家持、池主相吻合。当然，家持与池主具体的姻亲关系尚不明确，也许并不存在，但他们既然是同族，也就等同于有姻亲关系。家持可能知道刘琨与卢谌的关系，所以才用来比拟自身的吧。
如果刘琨与卢谌的关系在当时很有名，家持就更容易联想到这一层了。江淹在《杂体诗》中曾谈到卢郎中即卢谌，并歌颂了朋友情谊的美好与悲哀，可见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话题。
当然，友人并不只限于刘琨与卢谌两人。通过诗文抒发朋友情意，这是在中国文学意识指导下所进行的自觉行为。从文学史上考虑，大伴家持的父亲旅人应该是日本最早的倡导者。父亲的风雅又为儿子所效仿。
（五）
仅仅是因为大伴家持与大伴池主的关系同刘琨卢谌的关系有相似之处，所以才模仿创作了赠答歌吗？当然不是。不仅因为家持与池主的关系与刘卢相似，而且因为彼此间心境也相近，所以才可会去模仿。
据《晋书》刘琨传记载，刘琨与家持一样出身名门，是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祖父刘迈有经国之才，官至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亲刘蕃也是清高冲俭之人，位至光禄大夫。刘琨本人也于永嘉元年官至并州刺史，负责地方治安。为振光晋室，刘琨时常奔波于军事，与卢谌成为僚友，也是因为二人都抱有对晋室的深切关怀。卢谌也与刘琨一样投身于卫国战争，失败后寄身于刘琨处。
刘琨与后来杀害自己的段匹磾联合起来，也是因为在追击石勒失败后，刘琨想与段匹磾共同讨伐石勒，扶持晋室，以雪国耻。
《答卢谌一首》写于被段匹磾囚禁时，人们认为这首诗旨在激励卢谌为朝廷尽心竭力。
大伴家持之所以关注刘琨与卢谌，就是因为他们身上凝聚着为王朝献身的精神。生于名门，投身于军事，现为地方刺史，刘琨对晋室满怀赤诚与关切。他的志向在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
火燎神州，洪流华域。
彼黍离离，彼稷育育。
哀中西进先生皇晋，痛心在目。
（《答卢谌诗》第一首）
看到毁于水火的故都与国土，想到衰微的晋室，作者心痛不已。刘琨模仿《黍离》诗描写了晋室的衰败。《黍离》是《诗经》中的一首，《近江荒都歌》等也都从中有所借鉴。这首诗与《重赠卢谌》的一首内容相同，其内容抒发了自己扶助晋室的抱负，以及功业未成的感慨，同时激励卢谌追随先贤，匡扶国难。
《重赠卢谌》以“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为中心思想，自己虽“没身报国，殚精竭力，复兴晋室”，但“王道衰微，晋室南迁，自己功业未建，而岁月已逝”。
自古以来，人们都评价刘琨的诗充满悲壮之气。《诗品》中就说：“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中卷）。以后的评语也大多如此，例如：
忠义之气自然形见，非有意于诗也，杜子美以此为根本。（《诗谱》）
英雄失路，满衷悲愤。（《采菽堂古诗选》）
英雄失路，万绪悲凉，故其诗随笔倾吐，哀音无次。（《古诗源》）
刘公干，左太冲诗壮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兼悲壮者，其惟刘越石乎！（《艺概》诗概）
大伴家持将自己比作刘琨，完整地吸收了刘琨在诗中表达的对于王室衰微的感叹，对王室的忠诚，以及复兴王室的悲壮誓愿。因为家持也一直期待着天皇亲政，恢复王权。
或许有人对此比较有些异议，认为二者在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当时创作者整体的情况就是如此。例如，大友皇子在《怀风藻》中说：“万国表臣义”；大伴旅人和山上忆良身在九州时，也将自身的境况比作在中国北方防御匈奴。虽然稍显夸张，但当时人们都非常自然地采取这种比拟方式。
还有一点可能也引起了家持的亲近与共鸣，即“忽沉枉疾、殆临泉路”。而家持也是在临死前写下赠答诗的，他甚至已做好“必死”（卷十七，3963）的思想准备。刘琨的诗也被人称为“绝笔诗”，刘琨当时为段匹磾所囚禁，他知道必遭杀害。据《晋书》记载：
竟为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
“神色怡如也”可能会令家持失色，根据刘琨传中“托意非常，摅畅幽愤”的记载，可以将这首诗看作绝命诗。
刘琨的父母因令狐泥而惨遭杀害，此事见于“二族偕覆”（《答卢谌诗》第四首）。卢谌的父母也因刘粲而遇害，见于“中路阻颠”（《赠刘琨一首》第四首）。二者皆常以死为邻。
大伴家持并未想到自己会遭杀害，也未曾遭受囚禁，但他在临死之前一直思虑着恢复和维持天皇的政权，在事业未竟时死去，怎不令人满腔怨恨。
中西进先生们不能忽视大伴家持的这种创作意图。更为夸张一些讲，家持将自己与池主的关系比作刘琨与卢谌，并希望自己死后能将后事托付给池主。事实上，比家持拥有更加激昂的行动能力，并最终因此而丧命的人，正是池主。
（六）
家持赠诗于池主，池主察觉到家持的心意，立即予以唱答。中西进先生认为，家持之所以选择赠答的形式，是因在他在内心深处将自己比作了刘琨。可能这种意图并未表现在语句和叙述形式上。但反言之，追随已有的形式，首先体现在意识层次上。其次才是如何表现的问题，这时可以采取各种形式。
在春愁歌中，家持借《出车》积极倾诉了自己的心意。在赠答歌中，因心境与刘琨相近，所以也自然地采用了赠答的形式。如果是词语上直接的借用倒也简单，但直接借用只能应用于表现形式。
笔者就是基于上述观点来探讨家持对于汉籍的态度的。家持的创作中有很多政治考虑在内，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万叶集》的汇总部分即卷十九。
和歌本来是表达男女爱情的载体，与政治没有联系。但家持的和歌却充满政治色彩，因为家持将和歌大大地汉诗化了。
家持在现实政治中是否能获得胜利，恐怕很没把握。想到这些，作为代替现实的东西，家持热烈地信仰起诗歌的力量，并选择了以诗言志这一令人骄傲的生存方式。
像大伴家持等万叶末期的歌人，对于汉诗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认识。虽然与柿本人麻吕等在时代上相距甚远，但家持以之为基础，试图通过引用汉籍，来改变在现实中负的局面。模仿《出车》写下的春日一首抒发了无法挽回颓势的感叹，模仿刘卢赠答的一联则怀有更加热烈的期待。家持通过对汉籍的引用和模仿，寄寓了自己的期待与感慨。